中国诗歌的残忍与光荣
——目睹近几年来的中国诗歌现状
沈浩波
还有什么比灵魂的空乏,精神世界的沦丧更为残忍的呢?一夜之间,当年的先锋派诗人们,一个一个都成了体制这个名利场里的宠儿!是啊,理想主义的年代已逝,商业和实利主义的年代来临,文人和诗人们被迫融入了这个崭新的时代,但他们的内心恐慌极了,支撑过他们的信念再也带不来任何现实的好处,他们不但没有在这样的时代里去追寻现代性之路,而是惶恐、退缩、妥协,放弃灵魂去交换一切可能交换到的东西,去赢得自己继续写作的理由。殊不知,你的每一次交换,哪怕是悄无人知的,都在毁蚀你的内心,一点一点的异化和涂改,一点一点的使你的写作丧失根基。
我的痛心和愤怒来自于2007年目睹的各种怪现状。2007年,是中国诗歌的一个疯狂的年度,年初,一大群诗人跑到黑龙江去开会,会议的成果居然是一个“中国诗歌公约”。这是令人疯狂的事实,居然要为写作立“公约”,心灵被破坏到什么程度才会去干这种蠢事?“公约派”名单里赫然在目的,有朦胧诗的老旗手芒克,有第三代的默默和车前子,有北京诗歌界的代表人物树才……真是一个囊括几代的名单呀!还是在这一年,在青海湖举办了一个国际诗歌界,一百多个中国诗人参加,其中不乏著名者,会后,在代表当地政府的主办方的要求下,所有诗人都要在一个公约上签名,呵呵,又是一个公约,一百多名中国诗人,居然没有一人拒绝,一个法国诗人拒绝签字,精通法语的中国诗人树才(又是他)居然为了劝他签名而与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在这样的事实面前,除了觉得羞耻,我还能有何观感?
在几代中国诗人的灵魂彻底枯萎的大背景下,在对商业社会和现代文明的恐惧之中。复古主义和乡村抒情才子的复辟不过是言中应有之意,奇怪吗?一点也不。多么安全和温暖的文化子宫,再也不用面对现实,再也不用面对激烈变化的现代社会,可以充分掩饰自己对当代社会和人心的无知和写作的无力,在“天人合一”的文化美梦和虚伪宗教化的乡村抒情中收获温暖和泪水,并且还可以把自己扮演成时代的良心。因此,他们成了中国文化中代表诗歌的宠儿,农业文明的余晖感染那些内心空乏焦虑的人们!逃避、编造文化谎言和子虚乌有的文化幻境,对当下性和现代性的无力和无知,构成了中国诗歌新的主流!
当所有精神空虚的诗歌混子和农业文明下的复古主义者、乡村知识分子以及投身体制的妥协者们越来越合流的时候,一个惊人的图像便产生了,所有人都其乐融融,把杯换盏,交换着发表和开会的小小利益,不亦乐乎。而如我等这样坚持现代性和先锋性的诗人,则越来越与世隔绝!我们在这水深火热的现代社会中写作具体的,直接面对的诗歌,但中国诗歌的大部分诗人,却不愿不敢不乐意面对我们。“先锋派”?他们已经学会在各种访谈对话和厕所里发出讥讽的笑声。那么好吧,就以先锋和非先锋为界限,就以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为界限,如果你们是主流的诗坛,那么我们当然就不在你们这个诗坛。因为先锋,从来都在主流的背面!但到底谁在坚守着中国文化自五四以来最先进的声音呢?谁在自由、独立、反抗的写作呢?谁在继续追寻现代意识,试图与农业文明下的小农文化决绝而去呢?谁在直面当下具体的生活和当下社会里人们的心灵图景呢?谁在坚决不与任何形态体制和主流文化媾和呢? 即使在这样的现状面前,我依然觉得无比光荣。为我自己,也为中国诗歌最健康最现代的血脉。因为这一血脉始终绵延向前,杰出的诗人坚守着自我的心灵,创造出了一首又一首非凡的诗篇。在我写出《西安为证》的2007年,诗人伊沙写作了他的《灵魂出窍》,这位有着中国最坚硬的语言质地和内心质地的诗人在这首长诗中试图将自己置身于命运的悬崖去进行拷问;诗人徐江将他的《杂事诗》写至巅峰,完全树立了简约、冷凝、即兴而又随时拷问和批判的新的诗歌文体,徐江诗歌写作的意义可能已经远远超越了现在所有人所能给出的最高评价;诗人侯马左手《他手记》,右手《进藏手记》,将其理性、质疑和思辩融为一体,前者几乎构成了一部追问不休的个人心灵史;诗人唐欣写完了他的《北京组诗》,在个人心灵与庞大的都市之间,构筑起了一座交融不息而又游离不止的抗拒、接受、彷徨与挣扎之诗!所有这些写作,都是将个人心灵和命运置身于当下坚硬而冰冷的社会现实中的存在、思考、反抗与觉醒。中国诗歌在2007年,在先锋的至高处,其实硕果累累,他们孤独而又坚韧的存在在时代的正面,同时也在各种庸俗低级的趣味和主流文化的背面!
中国诗歌的现代性精神在今天仍然需要被反复提及,实在是这个民族的羞耻之一。但其行进的过程其实本来就是缓慢而孤独的。自朦胧诗之后,第三代诗人们在取消了朦胧诗的意识形态性写作和意象性写作的同时,其实也连洗脚水带孩子的,把起码在北岛的诗歌中存在的趋于理性和怀疑的现代性精神也一并倒掉了。取而代之的固然有杨黎式的对语感的认识,非非主义的反文化和反崇高的决绝,他们诗派的口语成就和对日常生活的尊重,莽汉诗派的荷尔蒙式的暴力反抗以及诗歌中即兴的智性发挥。这些分散存在的局部成就在当时,当然有着影响深远的先锋意义。但在80年代理想主义(其实就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文化氛围之中,第三代诗人却并没有形成某种现代性的自觉,他们的诗歌,缺乏对于时代和人生的真切认识,也缺乏可以支撑他们一直写作下去的基本写作信念,那种过于平面化的,过于即兴的,炫耀聪明的写作很快就随着青春期的泯灭而泯灭了。
周伦佑迅速暴露出了其以诗歌为工具的政治意图;李亚伟越来越成为一个浪漫主义者和史诗崇拜者;于坚先是在《零档案》和《事件》系列中呈现出一种投机的概念主义写作,既而又一头扎进东方文化的怀抱,大讲起“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东方古经来,真是变化多端,摇曳生姿,时代流行什么,他就怎么写;韩东的写作在整个90年代都很平稳,平淡的日常生活加上哲学式的思辩构成了他的独特之处,但这种写作进入新世纪后变得难以为继,先是师法杨黎,开始写“废话诗”,现在又无比推崇杨键,难道是因为杨键那忍辱负重的样子比“废话诗”更要“泯灭人性”?从日常生活的软抒情到“泯灭人性”,这个鸿沟此人跨越起来竟似乎全无障碍;至于柏桦之流,从来都是毛时代的抒情主义者,不提也罢。
这真是毫无内心根基的一代,也注定是写作难以为继只好拿大言欺人的一代。他们现在个个大言不惭的要从中国古代寻找文化力量,殊不知,他们正是被中国文化的断续存亡毁灭的一代,无知和虚妄的一代,从黑暗中爬行出来还没站稳就被时代闪断小腰的一代。真正导致他们出现这一不堪情状的,其实正是五四精神、现代与理性精神、直面与批判精神在中国的全面失守,而不是其他。现在居然骂鲁迅是“乌烟瘴气鸟导师”了,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中国传统文化劣根性之强大正在于,可以轻松的搞定这些当年的先锋派。
因此在今天,我对上面我所提及的伊沙、徐江、侯马等诗人犹为充满敬意。90年代中叶他们开始全面跻身诗坛之前,中国的诗歌界正一片麦浪滚滚,哪来的什么现代性可言。中国诗歌的现代性一面,是从他们才开始被重新擦亮,这本身就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如果说伊沙早期诗歌中的叛逆、反抗、戏噱、嘲讽(那时这种写作已经打着“后现代”的外衣了)构成了这种先声的话,那么徐江和侯马早期的写作其实更多的仍然偏于抒情和日常生活的简单抒写,但随着他们写作的不断深入,在进入新世纪的前后,徐江在诗歌中不断对一切进行反诘和质问,而其抒情的底色在其冷凝、节制的口气和近乎偏执的怀疑主义的追思中变成一种看似简单实则驳杂的诗歌底色;侯马则充分放大了他的理性、智性和思辩能力,将这种能力与口语的叙述力量完美的融为一体的,他是第一人,在最近的《他手记》和《进藏手记》中,其反省的精神、雄辩的叙述、将日常细节敏锐的融入精神思辩的能力,都令人叹赏。
在从新世纪开始步入中年的伊沙、徐江和侯马的身上,我看到的是一种现代性精神的全面成熟,并由此使他们的写作有了深刻的内心背景,这种基于强大世界观背景下的现代写作的成熟,在中国当代,其实才刚刚开始。而只有这样的写作,才能真正成其为一生的写作,才能不犹豫,不观望,不投机,不泯灭人性!
令我倍觉光荣的是,从新世纪开始,我的诗歌声音始终与这些中国最好的诗人一起,甚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2000年我与巫昂、尹丽川、朵渔、南人一起创办《下半身》诗歌杂志开始,这种声音就在催化着中国现代性诗歌精神的发育,我们从反叛、反抗、质疑甚至是粗暴的推翻开始加速着这一进程。从那时起,我的写作就是自觉的置身于强大现实中的写作,就是带有坚硬精神背景的先锋写作。多年过去了,多少当年和我一起先锋过的青年已经完全无力为继的时候,我自豪于自己没有背离写作的初衷。也曾经犹豫和停滞过,也曾经由于乡村生活的背景而放任过那种浪漫主义的软弱抒情一面,但最终我却更为坚定的成为一个年近中年的“先锋派”,态度与当年创办《下半身》杂志时一样决绝,甚至内心更为笃定。
翻开从2000年至今的那些可以代表我的写作轨迹的诗歌,从《我们那儿的生死问题》、《我们那儿的男女关系》到《一把好乳》、《淋病将至》、《棉花厂》到《文楼村记事》、《致马雅可夫斯基》到《祖国的星空》、《天下无戏言》、《送杨黎》、《西安为证》……城市、乡村、世界、现实、历史、未来、个人、群体、社会、家庭……我欣喜于自己始终是一个质疑与反抗者,始终是一个直面自我心灵的写作者,始终在挺进所有我心灵在场的时空。我出生于温暖湿润的南方乡村,但我没有成为一个乡村抒情者;我出身于学院,在学院派知识分子语境下开始写诗,但我没有成为一个热爱修辞的学院派。
“下半身”作为一场粗暴的诗歌美学运动,在刷新了进入网络时代的中国诗歌的底色后,我便由集体的狂欢和青春荷尔蒙时代的写作,更多的转向了去写作个人心灵在现代都市中挣扎和碰撞时所爆发出来的大美之诗。我始终认为,世界上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诗歌,来自在这样的语境中爆发出来的那个“我”,只有对自我心灵和命运的强化和追问,反思和怀疑,才能构成真正强大的内心,才能使我们可以不依赖和臣服于任何宗教或者既成的价值谱系去认识世界和从事写作。在真正强大的个人内心驱动下的写作,才是自觉的,有创造力的,真实的写作。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内心存在,在一些人如同末世亡魂一样惶惶不可终日时,在一些人以背对时代的姿态写着末世哀歌时,我们仍然可以面对这样的世界,发出时代上扬的强音。其实就是这样,精神委靡者,他们眼中的时代也是委靡的末世;精神强健者,这样的时代正是盛世上扬之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