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舟]陈奕迅原来跟王磊混的

人山人海

　　几年前好些另类或自以为另类的朋友都颇有些欢欣鼓舞地奔走相告：朴树红啦。有点枯木逢春的意思。几年前在广州的一次颁奖礼上碰到朴树，他一个人站在门口张望，还像个无辜的孩子。<BR><BR>　　后来隔三差五在报上见到他，帅呆了酷毙了，诸如此类。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报道：《朴树有抑郁症？》，称朴树在宣传新专辑时一脸抑郁，面对记者竟只能以“嗯，嗯”作答。华纳人士当然驳斥报道，称为宣传新专辑已忙了70多天，朴树累了，而前几天他还很高兴地和歌迷大玩捉迷藏，诸如此类。<BR><BR>　　商业唱片机制多像一架跑步机，要宣传唱片可以搞全国巡演，但在中国省事的办法是上晚会，开歌迷见面会。一手捧红朴树的宋柯称，做朴树一张专辑可以收益一千多万。代价是：朴树必须没完没了高高兴兴地和歌迷“大玩捉迷藏”。<BR><BR>　　这都不是一个正常的成人能忍受的事，何况一个有才华而又生性脆弱忧郁的唱作人。朴树上了贼船了，这个捉迷藏游戏他逃不了，他被跑步机绑架了。<BR><BR>


　　李皖在3月份的《书城》上写了一大篇朴树。虽然在我看来朴树并没有他说的那么玄乎，从朴树和张亚东扯到穆索尔斯基、拉威尔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也稍嫌离谱，但李皖还是提示了朴树的内心冲突，否则一个成天和歌迷玩捉迷藏的阳光少年或者酷哥怎么可能上一本“再现思想之美”的杂志？<BR><BR>　　去年在北京听朴树一位好友说朴树为新专辑迟迟未出而苦恼。我就说如果不是签了大公司，朴树第二张专辑不至于要拖上四五年才出得来。《生如夏花》最终大功告成，大公司当然带来了精良的录制品质，但显然，朴树仍然没能更完整更真实地表达自己，他的内心和唱片工业准确地说是明星娱乐产业总有一道鸿沟。<BR><BR>　　记得5年前在广州不插电酒吧，朴树问我：“大立呢？他过得好吗？”如今，朴树还需要邱大立供应打口碟吗？<BR><BR>　　也是在“不插电”，汪峰在台上很即兴很朋克地唱：“我们是垃圾，我们是屎……”后来在“食为先”大排档上，我说他学迪伦·托马斯和金斯堡(有的句子是照抄)，他说“还有惠特曼”。如今据说汪峰的明星造型都上了三里屯的灯箱，他的迪伦·托马斯、金斯堡和惠特曼估计也没什么用武之地了——他会在大公司自觉阉割掉那些锋利的歌词的。去年年底借《伤花怒放》再版搞了个摇滚研讨会，处境尴尬的汪峰据说发言时手都在发抖，但左小祖咒在会上声称他理解汪峰，因为大公司可以为汪峰带来五十万的制作费。但五十万的制作费能让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想怎么唱就怎么唱吗？


<BR>　　多年前王磊有一回要我去友谊剧院看一个演出，“来看看我们那个小孩，唱得不错。”那个小孩当时在王磊家排练，他叫陈奕迅，当时是王磊的所谓“同门师弟”，同属幻影东灵公司。但王磊很早就和公司解约，原因是他做好的专辑公司只认可其中4首，他于是自己出版了那张《一切从爱情开始》，自此一切从独立开始。<BR><BR>　　又想起一位多年前的朋友，他的东西当时在国内是新鲜的，但这哥们太过爱幻想，甚至说过以后要拿格莱美之类蠢话。这么多年过去，想拿格莱美的哥们现在还在酒吧唱阿杜，一张专辑没出来。<BR><BR>　　4月8日是科特·科本10周年忌日，又想起他那段话(大意)：“我们曾经有过非常棒的日子，大家无拘无束地玩音乐，很有些‘爱之夏’(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花童运动)的感觉，演出时可以尽情往人群头上跳。但进入主流之后，一切都完了。”<BR><BR>　　现在我们还可以从DVD上看到《少年心气》一炮而红后Nirvana的尴尬，他们不得不成天上电视，在主持人像喊兑奖号码似的一通胡叫之后，这支伟大的乐队在玻璃瓶一样的电视演播室，对着空空荡荡的四周，毫无理由地又跳又唱，像笼子里的猴。<BR><BR>　　不管是有幸进入主流的朋友，还是有幸没进入主流的朋友，都得想一想笼子里的猴。<!--end_1-->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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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吗？

人山人海

张晓舟讲是王磊说的，可能有些根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