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发的地方，只能发在这里了-----转帖：想起鲁迅

红楼月影

鲁迅：一座丰碑，一个不屈的战士，一个让人永远缅怀的人，我最尊敬的人。这是一篇好文，我把它转过来，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从而想起先生，有所感，有所悟。先生的光芒照亮寰宇，通彻时间隧道，永远，永远。。。。。。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一 　　 　　 　　“文革”时候，接触过许多歌颂和纪念鲁迅的文章和著作，读那些文章和著作，感到鲁迅生活的年代是很黑暗的，逼得鲁迅不得不弄出许多笔名。即使这样，鲁迅书也还是不好出，文章也还是不好发表，即使发表，文字也常遭删砍。翻看鲁迅的书，许多文字也确实可为当年证。鲁迅《准风月谈·前记》：“日本的刊物，也有禁忌，但被删之处，是留着空白，或加虚线，使读者能够知道的。中国的检查官却不许留空白，必须接起来，于是读者就看不见检查删削的痕迹，一切含胡和恍忽之点，都归在作者身上了。这一种办法，是比日本大有进步的，我现在提出来，以存中国文网史上极有价值的故实。”再看《花边文学·序言》，让人心中更多感慨。鲁迅写道：“我曾经和几个朋友闲谈。一个朋友说：现在的文章，是不会有骨气的了，譬如向一种日报上的副刊去投稿罢，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我说：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的，否则，连‘剩下来’的也不剩。所以，那时发表出来的文字，有被抽四次的可能，——现在有些人不在拚命表彰文天祥方孝孺么，幸而他们是宋明人，如果活在现在，他们的言行是谁也无从知道的。” 　　 　　多少年过去，想上一想，忽然感到许多歌颂和纪念鲁迅的文章和著作，包括鲁迅自己，可能都把当年的状况夸大了。鲁迅当年在发表文章上应该有过许多气闷，但他的文章毕竟一直在发表，虽然发表在报刊上的时候遭遇删砍，但在结集出书的时候又都可以增补进去，而且鲁迅一生的文章大多颇具锋芒，几乎全和时事有关，并没有过风花雪月。还有一件事值得说上一说，对政府发表一些议论，对政治进行一些批评，这些看似很大，但是，在中国，若是和就一些问题不讲情面直接向一些关乎到自己切身利益的具体人进行批评和宣战相比，后者可能更需要勇气。看鲁迅一生，鲁迅状告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批判中国文化名人胡适，得罪过中国许多方方面面掌有权力的文化名人，可是，鲁迅在中国并没有被逼得无立足之地，并没有被赶得无法就业，并没有被压得万般无奈上门求饶，并没有在无计可施的时候走到乡下去讨一口饭吃，并没有被许多人关照得连说话的地方都没有。也许鲁迅是名人，他太有分量，他太结实，一般人想撼他也撼不动吧。 　　 　　人们多知道鲁迅有脾气，却常忽视鲁迅从不愿拿自己当圣人当导师。鲁迅不愿拿自己当圣人当导师，而且不相信这世上真有圣人和能指引人走向极乐世界的导师。一九二五年三月，许文平写信向鲁迅问路，鲁迅回许广平信说：“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倘若闯入深渊，自己有自己负责，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我之怕上讲台讲空话者就为此。”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鲁迅发表《随便翻翻》，文章开头写道：“我想讲一点我的当作消闲的读书——随便翻翻。”但鲁迅马上补充一句，提醒读者说：“但如果弄得不好，会受害也说不定的。”由此可见，即使是在一些小事上，鲁迅也很谨慎很负责，他尊重他人的头脑和选择，他只说自己的经验，他不想强加于人，他不想因他而害了别人，他不想让人们一定按照他说的去做。 　　 　　 　　2005.3.28

红楼月影

二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候，鲁迅和胡适等许多文化名人重“德先生”和“赛先生”，他们呼唤民主和现代科技文明，如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写道：“器物越完备复杂，精神的因子越多。一只蒸汽锅炉，一辆摩托车，一部有声电影机器，其中所含的精神因子比我们老祖宗的瓦罐、大车、毛笔多得多了。我们不能坐在舢板船上自夸精神文明，而嘲笑五万吨大汽船是物质文明。”因为重“德先生”和“赛先生”，鲁迅和胡适在行文中也经常引科学为喻。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评价易卜生时有一个比喻：“他虽不肯下药，却到处告诉我们一个保卫社会健康的卫生良法。他仿佛说道：‘人的身体全靠血里面有无量数的白血球的白血轮时时刻刻与人身的病菌开战，把一切病菌扑灭干净，方才可使身体健全，精神充足。社会国家的健康也全靠社会中有许多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时刻与罪恶分子宣战的白血轮，方才有改良进步的希望。’”
　　
　　有人评价，胡适和鲁迅同大于异，我非常赞同这种观点。胡适看到的问题，鲁迅也看到了，说明问题时所用的比喻竟也一样。1925年11月，鲁迅发表《十四年的“读经”》，在文章中，就老大古国，以细胞为喻，鲁迅说得更加详尽。鲁迅说：“这正如人体一样，年事老了，废料愈积愈多，组织间又沉积下矿质，使组织变硬，易就于灭亡。一面，则原是养卫人体的游走细胞（Wanderzelle）渐次变性，只顾自己，只要组织间有小洞，它便钻，蚕食各组织，使组织耗损，易就于灭亡。俄国有名的医学者梅契尼珂夫（Elias Metschnikov）特地给他别立了一个名目：大嚼细胞（Fresserzelle）。……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分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不再能够转移，来适应新环境。若干分子又被太多的坏经验教养得聪明了，于是变性，知道在硬化的社会里，不妨妄行。”
　　
　　1946年2月15日，世界上第一台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埃尼阿克”（ENIAC）宣告研制成功，“埃尼阿克”共使用了18000个电子管，另加1500个继电器以及其它器件，其总体积约90立方米，重达30吨，占地170平方米，需要用一间30多米长的大房间才能存放，是个地地道道的庞然大物。就在36岁的美国工程师莫奇利提出“埃尼阿克”计算机最初设计方案的1943年，美国IBM董事长Thomas Watson曾这样说：“我认为全球大概只需要五台计算机就够了。”1949年，美国《大众机械学期刊》在预测科学进步时，也在计算机发展史上留下了一句名言，该刊物说：“未来的计算机也许只有1.5吨重。”而Prentice Hall主管商业书籍的一位编辑在1957年更说：“我已经走过了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并且和那里最优秀的人进行过交流，我敢说人们对用计算机处理数据的热情不会超过一年。”说那些话的人没有想到，只50年时间，计算机发展已呈汪洋之势，台式机到处都是，手提电脑已只有几斤重，互联网站增长迅速。据报道，截至2004年12月31日，中国共有WWW网站668900个，中国网民数量已达到9400万户，平均每月增长量为120万户，上网计算机数量已达4160万台。
　　
　　多出一个网站，就多出一个细胞，多出一个细胞，就多出许多故事，有的有禁忌词，有的有审查制，有的思想文化网站用的竟是政府机关的管理方式，许多“大嚼细胞”也游走到网上，因为开的是化装舞会，做起事来就更加肆无忌惮。网站多了，有的景气，有的不景气，不景气就使人着急。着急大可不必，网站之所以不景气，要怪只能怪主办者不会经营，电影可以包场，报刊可以摊派，即使办一台文艺节目，也可以组织人们让广场拥挤把座位坐满，网站也可以照此办理，可以挂靠政府机关，如果需要人气，如果要增大点击量，如果想让主帖多多跟帖如潮，可以组织和发动机关学校企事业所有部门，命令所有单位领导，把人都轰到网上去。毛泽东早说过，天地之间，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200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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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出名有时并不难，写出几部小说，结出几部散文，弄到好处，就可以成为名人，受到众人崇敬。出了名，受到众人崇敬，名人往往自我感觉高大起来，恰像鲁迅在《名人和名言》中所说：“名人被崇奉所诱惑，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无所不谈。”名人常常要从自己的领域踱圣人之步走出去，胸中满怀了宏大的理想，充满自信地要让正在行进的世界按他的愿望走，满怀傲慢地总向世上的耳朵去灌注他认为正确的声音。向他们的愿望仔细打量，向他们的声音仔细聆听，却常又让人茫然，看也看不确切，听也听不分明，总之都让人望而生畏，不可亲近，虽然他们常会一再描绘渲染，仍然美丽如同乌托邦，总是既遥远而又圣殿巍峨，一旦进入那国度，凡人似乎总不能抬头。
　　
　　人们多怀梁实秋的看法，常指责鲁迅于社会多是指出病症，却很少开出能够包治的妙方。这也许是对的。鲁迅强烈希望人们都能自立，希望国人能活得像个人样并都能在这方面用些力气，除此之外，他从不相信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他公开声明他自己也并没有什么指南针，他认为路只是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来的，若不是为了众人而不肯太显消极，他对世界甚至不抱什么希望。
　　
　　鲁迅为中国现代文学贡献出第一篇白话小说，鲁迅小说的成就也都在那摆着。但萧红却看到鲁迅译《死魂灵》的原稿在拉都路一家炸油条的那里用着包油条，鲁迅出书的校样用来擦桌子，给来家吃饭的客人擦手，甚至把校样向卫生间里也放着。鲁迅并未因他是个作家就与旁人有什么特别不同。
　　
　　鲁迅写作常年用的是“金不换”，就是鲁迅说的那种每枝五分的便宜笔。笔虽便宜，鲁迅的书法已自成一家，其成就非许多挂牌“书法家”所能比。了解鲁迅的人知道，鲁迅曾长期抄校碑帖书籍，有过统计，鲁迅抄书字数大约在一百万字以上，事实上可能还远不止这些，仅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八年，鲁迅抄录古碑一项就达七百九十种，多达一二千张，甲骨文、金文、真、隶、篆、草各种字体都摹写得非常逼真。有鲁迅书法鉴赏文章介绍，鲁迅能作细楷，字形精整，累数千字而精神不懈，前后神气高度贯注，这样的功力，若非熟悉毛笔书写性能又长期以毛笔为书写工具，是很难具备的。鲁迅曾计划编著《中国字体变迁史》，也曾为赠答或应友人之约书写诗句条幅，但鲁迅并不曾为书法而骄傲，郭沫若有一句话说得好，鲁迅无心作书家。
　　
　　鲁迅在谈旧体诗时曾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但是，鲁迅使旧体诗在他那里又亮了一回。“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曾被政治借了去，“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透出风雨飘摇暗夜如磐的愤怒和孤独。会写旧体诗者，联语对仗自然不在话下，古往今来多少人仗恃骄矜之物，鲁迅不过是当用则用，并未将其在生命中特别夸耀。
　　
　　或文学，或艺术，或创作，或鉴赏，将鲁迅拥有的分一部分给一个人，也足可以使人骄傲一生了。
　　
　　
　　200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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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鲁迅不怕圣人，不喜欢那些乌烟瘴气架子老大的导师。鲁迅对大众也是抱审视态度的。鲁迅在《阿金》开篇即说：“近几时我最讨厌阿金。”鲁迅写《阿Q正传》，集皇权倾向和流氓意识等中国人许多劣性于阿Q身上。不错，阿金和阿Q都属无产阶级。圣人导师有可能不是东西，无产阶级也不要有什么理直气壮，无产阶级若不是东西，他也仍不是个东西。
　　
　　鲁迅在《准风月谈·后记》中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又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绝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
　　
　　李敖曾赞赏鲁迅：“鲁迅的古典的研究，中国小说的研究，真的一级棒，他的《阿Q正传》写得也是一级棒。”但李敖评说鲁迅杂文又有些意思。他说，鲁迅“杂文里面没有料……你看我李敖的文章，你把我这些语言筛掉以后剩下的是资料，纯的资料，我会搞出些资料来，加油，加酱，加辣椒，然后炒作，那些感情的语言我会放进去，可是这些东西全部筛掉的时候，我剩下是资料”。
　　　　
　　鲁迅，李敖，我都是喜欢的。但看了李敖这个观点，却觉得并不尽符合事实。想起一段毕加索轶事。毕加索家的女仆也是会画画的。一次，毕加索家进来了一个小偷，被毕加索和女仆撞上了，小偷掉头往外就跑，毕加索和女仆目送小偷，同时拿起笔来，为小偷画了张像，然后报了警，警察拿着女仆的画像，很快就把那小偷抓捕归案，警察按照毕加索画的像，却抓乱了套，竟抓来了一大帮小偷。参照上面故事所说，李敖杂文资料所涉往往只一个小偷，鲁迅杂文，虽资料性可能不如李敖，但他却并非情绪化，他指出的问题，涉及一大帮小偷，那小偷，到现在还没抓完呢。
　　
　　
　　2005.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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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想起鲁迅（之五）
　　
　　
　　
　　鲁迅《导师》：“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什么是‘实际解决’？是充军，还是杀头呢？在‘统一战线’这大题目之下，是就可以这样锻炼人罪，戏弄威权的？”
　　
　　鲁迅《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自然，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件值得庆幸的事，那就是，那时候还能读到鲁迅的书。能够读到鲁迅的书，是因为鲁迅是被“钦定”了。鲁迅是被政治家利用了，鲁迅的名头和著作被涂抹了许多政治家想要涂抹的颜色。但是，鲁迅的书毕竟是鲁迅的书，仔细看去，鲁迅的著作使那个时代尴尬。感谢鲁迅的书，如果不是鲁迅的书，我不知道我会变成个什么东西。
　　
　　“文革”过后，中国人开始反对“盲目崇拜”。其实，崇拜往往是盲目的，而崇拜一旦和感情融合到一起，就不仅盲目，而且冥顽，在别人已看出是有东西附体，在他自己却还以为很明白，将疮疤也视如鲜花，将毛病也视为可爱，即使明明看着有不对，也拼命要为其遮挡。看过一部德国人拍的纪录片，纪录的是德国人疯狂崇拜希特勒，那种崇拜和中国“文革”时的崇拜一模一样，以致每当有人竭力要为“文化大革命”涂抹些油彩，我总仿佛看到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军官在歌颂纳粹。
　　
　　在那万众疯狂举国崇拜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人的头脑都已蒙昧，孩子也就变成了政治动物，他们既无能力观察分析，也就在大潮流中自觉站队，凡事都以对所崇拜者忠与不忠好或不好去评判，当有人用错了“最高指示”或无意中将钢笔字写在报纸上伟人名字和语录上面，孩子们都会马上说你是反动。回头看去，让人恐怖，在那许许多多成人和孩子中，就有我一个。
　　
　　
　　200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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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鲁迅日记
　　
　　
　　
　　　　鲁迅提倡随便翻翻，我就随便翻看鲁迅日记。一翻翻到一九三二年五月六日，有这样一句：“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往春阳馆为之照相。”想起鲁迅《且介亭杂文》，翻看《从孩子的照相说起》：“我曾在日本的照相馆里给他照过一张相，满脸顽皮，也真像日本孩子；后来又在中国的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相，相类的衣服，然而面貌很拘谨，驯良，是一个道地的中国孩子了。”读到这里，大可以抬头想上一想。鲁迅说：“中国和日本的小孩子，穿的如果都是洋服，普通实在是很难分辨的。但我们这里的有些人，却有一种错误的速断法：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的，是中国孩子；健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鲁迅希望孩子健康活泼，若用中国话，鲁迅可能很宠惯孩子。这健康活泼使鲁迅的孩子很是吃亏，九一八事件后，鲁迅的孩子常被同胞误认为日本孩子，骂了好几回，还挨过一次打。中国人古来往往向消极处吸取经验，伸出头去会遭碰撞，容易挨打，缩起头来就会距危险和打人者远一些。照相，如今又被说成写真。同是写真，如何日本照相馆“写”的就顽皮活泼，中国照相馆“写”的就驯良拘谨？鲁迅注意到，这不同的大原因，是在照相师，日本照相师取动，中国照相师要静，一开始可能都是在造假，久而久之，动的动出惯性，静的静成习惯了。
　　
　　　　翻鲁迅日记翻到一九三二年七月十四日，鲁迅记有“往无锡会馆观集古书画金石展览会，大抵赝品”。日记后面有注释：“集古书画金石展览会，全称‘集古书画碑帖古玩展览会’。无锡旅沪同乡会举办。七月九日至十五日在七浦路该会展出，展品达千余种。”许多年前这“集古书画碑帖古玩展览会”，想必很是隆重。自人们重视古董，假古董也就置身真古董身旁，这就需要辨别，于是也就多出了相应的职业。网上有文，通俗讲解GDP，很值得一读：“三十年前，我在农村插队，那时候还没有GDP，但是实行‘工分制’。在中国，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现代性’改革。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千百年来，只有‘粮食’的概念，现在突然有了‘工分’，也算是‘数字化管理’的最早模式。慢慢地，‘工分’替代了‘粮食’，‘土地’换算成‘数字’。下雨天，闲在家里，就很失落，说又没工分挣了。我们队长就常常吆喝劳力，把东头的土搬到西头，又把西头的土搬到东头，这样到了晚上记工分，每人的工分手册上就又多了些数字。没有闲着。”
　　
　　　　翻鲁迅日记翻到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猛见这样一句：“得胡兰成由南宁寄赠之《西江上》一本。”胡兰成有《今生今世》和《山河岁月》，不知他在那些书中提过这事没有。将鲁迅日记向后翻，一直翻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最后一天，没见鲁迅再提过胡兰成，也没见鲁迅给胡兰成复过信。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十六卷（附集）“全集注释索引·人物类”，《鲁迅全集》提到胡兰成，只此一处。
　　
　　　　手上有胡兰成《今生今世》和《山河岁月》电子版，怕累眼，只大概翻了翻，见其中与古代文人士大夫一样，多有书画碑帖古玩佛经诗词歌赋。书画碑帖古玩佛经诗词歌赋不是不可以喜欢，但后人越来越堕入一种病态的把玩，越来越玩得俗，玩得小气，胡兰成也是其中一个。
　　
　　　　胡兰成行文，语言上太过故意，太好卖弄，疙疙瘩瘩，让人不爽快。
　　
　　
　　
　　200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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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鲁迅《孤独者》（节选）
　　
　　
　　
　　　　魏连殳还在，法国人加缪在《局外人》中证明魏连殳还在。鲁迅为这世界增加了一种经典而又永恒的哭声：“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这模样，是老例上所没有的，先前也未曾豫防到，大家都手足无措了，迟疑了一会，就有几个人上前去劝止他，愈去愈多，终于挤成一大堆。但他却只是兀坐着号啕，铁塔似的动也不动。”
　　
　　　　读加缪《局外人》，为魏连殳倒抽一口冷气。法国某公司职员莫尔索的母亲去世了，莫尔索在母亲下葬时没有哭，莫尔索后来犯了人命官司，在法庭上，莫尔索在母亲下葬时没有哭也成了他的一大罪状。预审推事们调查了莫尔索的私生活，认为他在他母亲下葬那天“表现得麻木不仁”。养老院的院长和门房以及养老院的老人老多玛·贝莱兹、莱蒙、马松、萨拉玛诺、玛丽等都为此被传到法庭上来做证。养老院院长说莫尔索在母亲下葬那天表现出的冷静让他感到惊讶，养老院院长说莫尔索在母亲去世后仍不想再看看母亲，没哭过一次，下葬后立刻就走，没有在母亲坟前默哀。更让养老院院长惊讶的是，殡仪馆有人说莫尔索甚至不知道他母亲的年龄。法庭庭长问养老院院长他说的是否确指莫尔索，养老院院长可能没听懂这个问题，竟回答了一句：“这是法律。”看鲁迅《孤独者》，Ｓ城人都认为魏连殳古怪，学的是动物学，却去做历史教员，对人总是爱理不理，常说家庭应该破坏。魏连殳的祖母去世了，族长、近房还有魏连殳祖母的亲丁们都空前紧张，他们逆料魏连殳在一切丧葬仪式上一定要改变花样，他们聚议，商定三大条件要魏连殳必行，一定要让魏连殳穿白，一定要让魏连殳跪拜，一定要让魏连殳请和尚道士做法事，总而言之一定要一切照旧，就在魏连殳到家那天，他们聚在厅前，排成阵势，互相策应，并力要做一回极严厉的谈判，当魏连殳到家向他祖母灵前弯腰后，族长们便立刻照预定计划进行，将魏连殳叫到大厅上，先说一大篇冒头，然后引入正题，大家此唱彼和七嘴八舌，定要使魏连殳得不到辩驳的机会，最后全数悚然紧盯着魏连殳的嘴。好在“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一脸的小半，只见两眼在黑气里发光”的魏连殳神色不动简单地回答“都可以的”，好在魏连殳在祖母灵前忽然流下泪来，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不管别人怎样劝，他只兀坐着号啕，铁塔似的动也不动。
　　
　　　　魏连殳是报复了。他做了杜师长的顾问，他和先前两样了，他高抬起脸，他气昂昂的，他报复房东老太太，他报复房东老太太的孩子，他报复整个世界，甚至报复他自己，宁可咳血而死也不肯治疗。他流水一样花钱，他的屋子里“有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新的磕头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新的冷眼和恶心，新的失眠和吐血”，他把别人送他的补品扔到院子里冲房东老太太高叫“老家伙，你吃去罢”，他买东西给房东的孩子让他们磕头学狗叫，而在过去，他对房东的孩子是喜欢的，哪怕房东不让孩子们到他这里来，他仍孩子怕老子一样巴结他们，他坚持“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当有人否定他说“如果孩子中没有坏根苗，大起来怎么会有坏花果？譬如一粒种子，正因为内中本含有枝叶花果的胚，长大时才能够发出这些东西来”，他曾非常气愤，“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一脸的小半，只见两眼在黑气里发光”那魏连殳的脸现出冷冷的态度，他认为大人的坏脾气在孩子们是没有的，后来的坏，那是环境教坏的，他认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孩子身上。但他终于在街上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一个连路还不很能走的小孩竟拿着一片芦叶指着他大喝：“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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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胡适，同在中国
　　——有关鲁迅和胡适的一点文摘
　　
　　
　　鲁迅《而已集·可恶罪》：“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许多罪人，应该称为‘可恶的人’。”
　　
　　鲁迅这段话可以使人想到中国古人那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2003年5月11日有孙大午《珍贵的史料，不息的强音——再一次痛悼李慎之先生（附2003年1月15日〈与李慎之先生谈话纪要〉》，文中记李慎之先生话说：“毛在批判胡适的时候说：批判没好话。”
　　
　　2003年第1期《书屋》吴钩《两种批判风格》开篇介绍道：“作为一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与左翼激进派的思想分歧自不待言，受后者攻讦亦是情理中事。然而胡适也拒绝与保守势力合流，二十年代末他首倡‘人权运动’，受到保守势力的思想围剿，国民党退据台湾后，又发起清算胡适‘思想毒素’的运动；几乎与此同时，大陆方面也正在开展批判胡适运动。”
　　
　　被陆超祺先生称赞为“不信神，不怕鬼，认准了真理就往前闯”的王若水先生，一生中也有过遗憾的时候，他在《压制思想的思想运动——读李洪林〈中国思想运动史〉（1949－1989）》为我们留下了一段史实：“1954年11月初的某一天，邓拓要我写一篇批判胡适的文章，而且要我第二天就交卷。当时报纸上正在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邓拓转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说：俞平伯所用的方法是胡适的方法；现在要把对俞平伯的批判转变为对胡适思想的批判，首先要批胡适的实用主义。大概邓拓认为我是北大出身的，又是哲学系学生，而且那时的校长就是胡适，所以他把这个任务分配给我。自然，我也是很乐意接受这样的任务的。但要得这样急，我却毫无思想准备，只好匆匆忙忙跑到图书馆借了几本胡适、杜威、詹姆斯的著作，就连夜突击写起来了。我也记不得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交卷，总之很快就在11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登出来了，题为《肃清胡适反动哲学的遗毒》。这是批判胡适的第一篇文章。”
　　
　　毛泽东为什么要批判胡适呢？陆超祺先生在《最后一次闲聊——悼王若水》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借批《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而发动一场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并不是出于他真的关心《红楼梦》的研究，而是因为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自由民主思想，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太大太深，深成一种极大的障碍。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欧阳哲生2002年2月18日于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系讲演《胡适在现代中国》，其中有一段史料值得一录：“第一次批胡运动从1951年11月至1952年1月，是以‘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改造运动’的形式出现的。稍后又有‘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运动’。这场运动规模不大，只是局限在京津高等院校，涉及的人员主要也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大规模的批胡运动，或者说第二次批胡运动，是在1954年11月开始的。导火线则是9、10月间的‘《红楼梦》事件’。这次批胡运动是以郭沫若、周扬两人来挂帅的，但真正的授意应该说是毛泽东。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我们能找到毛泽东《关于〈红楼梦〉问题研究的一封信》，这封信当年是作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出现于报端的，现在我们知道这是毛泽东的手笔，它实际上打响了批胡的信号弹。这次运动几乎动员了整个知识界，包括胡适的许多朋友、同事、学生也卷入其中。时间持续到1955年8月，前后长达10个月。作为这次运动的一个总结性成果是三联书店出版的洋洋三百万字——《胡适思想批判》（8辑）。”雷颐先生《文章千古事》开篇写道：“曾彦修先生在《立此存照》（2001年2月10 日《文汇读书周报》）一文中详述了1955年以三联书店之名出版厚厚八辑《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的经过，使人了解不少内情。惟曾先生说‘我相信大陆上大概是没有一个人看完过那八大本《胡适批判选辑》（应为《胡适思想批判》，笔者注）的，这恐怕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则过于绝对。笔者不才，却在1990年认认真真读完了那8大本、200 余万字的《批判》。”
　　
　　那些“高级知识分子”，那些“胡适的许多朋友、同事、学生”，对相关的历史，对相关的许多问题，应该是很了解甚至很有研究，他们应该秉学理和历史真实说话吧？但是，雷颐先生另一篇文章《彭柏山的悲剧》中有一大段，不知那段历史的人看了会感到很是惊人：“在‘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高潮时，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彭柏山发表了一篇名为《论胡适政治思想的反动本质》的批判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彭氏主要批判了胡适所主张、宣扬的‘个人主义’。他问道：‘胡适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简单地说，他是一个极端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政治阴谋家。’作者认为现在‘这种所谓发展个性的思想，实质上是在于一方面把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天才”的个性的发展；一方面用发展个性的幌子来阴谋拆散劳动人民的集体行动。所以，它就是法西斯主义形成的基础，是资产阶级的极端反动的理论。’胡适在中国‘宣传这种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极端反动的个人主义思想，一方面为中国后来的法西斯主义开辟了道路，同时也就是胡适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胡适的思想，是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是以个人主义作为基本原则，以实用主义作为理论基础，以改良主义作为他在政治上进行反人民活动的阴谋手段。所有这些，也正是旧中国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性质和生产方式的集中反映。’在对胡适的个人主义作了如此激烈批判之后，作者笔锋一转，又指向尚在国内的‘个人主义’：建国后‘社会主义已在全国范围内占了压倒一切的优势’，‘一切个人主义思想、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改良主义等等，已没有合法的地位。’但由于‘国内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国外帝国主义仍然包围着我们’，‘胡适派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仍然起着危险作用’，所以‘必须进一步展开斗争’。他进一步说：‘在我国过渡时期，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企图维持现状，取消阶级斗争……这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毫无共同之点，因而是极端反动的。’因此要加强斗争，‘必须从思想上清除各种各样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改良主义等等’。”雷颐先生在文章末尾写道：“历史有时确是残酷。这篇文章发表于1955年2月7日的《解放日报》，但就在三个月后，此文墨迹未干，彭柏山本人于5月中旬在上海却突然被捕，罪名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
　　
　　雷颐先生《文章千古事》一文对那充满了极其粗暴的谩骂的8大本、200 余万字的《胡适思想批判》有所记录：“‘看，照妖镜里是什么东西？’‘一只狗，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第一辑，第46页）‘胡适今天虽然逃亡到他主子的巢穴里，但仍然如一支恶犬一样发出丧尽廉耻的狂吠。’（第二辑，第320 页）‘从他
　　的文章和演讲中，不难看出他那“一吓、二诈、三丢手”的流氓本事。’‘胡适在文化上是骗子兼恶棍，在政治上是流氓兼奴才。’（第二辑，第335页）”雷颐先生写道：“予生也晚，原以为只有在自己经历过的‘文革’中才有这种‘大批判’体，此时方才明白，‘文革’确非‘一日之寒’，而是早有渊源。”不知道雷颐先生这里的“渊源”指向多远，其实，我们的“大批判”，从孔孟的“圣人禽兽”“君子小人”、从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就开始了。
　　
　　就在这轰轰烈烈的“大批判”中，胡适对旧时代的批判和战斗、胡适对新文化的贡献，就都被否定、歪曲、隐蔽、忽略不记，就在这轰轰烈烈的大批判中，人们忘了1929年是胡适发起了人权问题的讨论，大胆批评国民党的“党治”、“人治”，呼吁“法治”，就在这轰轰烈烈的“大批判”中，人们不再想起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中指出的：“根本上国民党的运动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的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便含有拥护传统文化的成分”，人们不再想起胡适曾说过“殊不知统一的思想只是思想的僵化，不是谋思想的变化。用一个人的言论思想来统一思想，只可以供给一些不思想的人的党义考试夹带品，只可以供给一些党八股的教材，决不能变化思想，决不能靠此‘收革命之成功’”，人们不再想起胡适曾告诉青年“少年的朋友们，现在有一些妄人要煽动你们的夸大狂，天天要你们相信中国的旧文化比任何国高，中国的旧道德比任何国好。还有一些不曾出国门的愚人鼓起喉咙对你们喊道：‘往东走！往东走！西方的这一套把戏是行不通的了’”，胡适曾向青年呼吁：“我要对你们说：不要上他们的当！不要拿耳朵当眼睛！睁开眼睛看看自己，再看看世界。”
　　
　　房向东《鲁迅与胡适》记载了一段很让人鼓舞的历史：“在五四运动兴起之前，胡适在《新青年》二卷五期发表《文学改良刍 议》之后，鲁迅与胡适有着比较一致的思想观点与共同的主张，即：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旧礼教，提倡科学与民主。此外，他们在文学、学术实践上也有很多共同点和互补之处，他们的步调是一致的。在反对旧文化，倡导新文化的过程中，他们密切配合，互相呼应：或是胡适首先发难，鲁迅紧紧跟上，并作进一步的阐发；或是两人同时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某一问题作深入的论述。关于倡导文学革命，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发难信号。此后，他陆续又写作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易卜生主义》、《什么是文学》等等文章，在否定了旧文学 的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革命文学论。鲁迅关于革命文学的意见，在总体上没有超出胡适，但在创作新文学的实践方面，却有自己的独特的贡献。 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一文中说，‘我做小说，是开手于1918年，《 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的。’鲁迅认为，这些提倡‘文学革 命’的‘战士’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鲁迅认为，‘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 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南腔北调集》）很 明显，鲁迅所遵的是提倡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的命，这当然包括了胡适。鲁迅的‘遵命’之作，切实地显示了革命文学的‘实绩’，也弥补了胡适所自以为的‘提倡有心，创作无力’的缺憾。到了1927年，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一文中，仍然对胡适的功绩给予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个死 掉的人道：‘你活过来！’我虽然并不懂得宗教，但我以为正如想出现一个宗教上所谓‘奇迹’一样。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革命’这两个字，在这里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听到就害怕的。但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的 ‘革命’，却没有法国革命的‘革命’那么可怕，不过是革新， 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了，我们就称为‘文学革新’罢，中国 文学上，这样的花样是很多的……然而，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 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作，也能用白话作。所以后来就 有人提倡思想革新。（《三闲集》）这里，鲁迅把‘文学革命’，看作宗教上的‘奇迹’一样，无异于让死掉的人活过来。这也不是危言耸听，新文学运动实际上是对死的封建文学的革命。当然，鲁迅也指出，只有文学革命是不够的，还要有思想的革命。胡适在理论上提倡革命文学的同时，决心以实验主义的方法来实验白话作诗的可能性。他努力去尝试，终于将零星写成的近七十首新诗结集为《尝试集》，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胡适孤军奋战时， 鲁迅给予他极大的支持和配合。鲁迅说：‘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集外集·序言》）鲁迅作新诗实在是为了给胡适助威，给对新诗持怀疑态度的人一个有力的回击，1918年5月15日，他以唐俟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梦》、《爱之 神》和《桃花》三首白话诗，以后又发表过三首。当胡适遭到学衡派与甲寅派的围攻时，鲁迅挺身而出，撰写《估学衡》 与《答KS君》等名文，给予胡先［马肃］、章士钊等人以有力的回击。……在学术研究方面，鲁迅与胡适之间，曾经过从甚密，相互切磋。从《 鲁迅日记》中我们知道，《中国小说史略》出书前后，鲁迅曾反复征求过胡适的意见。胡适在写作《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的过程中，也多次向鲁迅请教。他们在讨论学术问题时，凡是认为正确的便欣然表示同意；错误的便明言直说，从不含糊其辞，拐弯抹角；有疑问的，也不苟同，提出商榷意见。这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与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里，都有明确的记载。胡适对鲁迅也多有赞誉之词，仰慕之情。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以后，胡适便给予热烈的赞赏与高度的评价， 称誉鲁迅是‘白话文学运动的健将’。胡适在1922年所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回顾了五四运动前后的小说创作情况时指出‘这一年多（1921年以后）的小说月报已成了一个提倡“创作”的小说的重要机关， 内中也曾有几篇很好的创作。但成绩最大的却是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1922年8月11日，胡适在日记中还写道：‘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赏鉴力与创作力，而启明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胡适是最早认识鲁迅小说的价值的人之一。不言而喻，胡适对鲁迅小说的推崇，不仅肯定了鲁迅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而且对推动当时的白话文学的创作，起到了不可忽视的良好的作用。对于鲁迅前期杂文，特别是在《新青年》发表的《随感录》，胡适对其中有些篇章，表示了极大的赞赏。如《随感录·四十一》关于‘学学大海’、‘摆脱冷气’、‘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这段寓意深刻的话，胡适说，看了这段文字，感动得‘一夜不能好好的睡，时时想到这段文章’。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对于鲁迅的翻译成就，胡适曾以《域外小说集》为例，与严复、林纾的翻译文章相比较，认为鲁迅既有很高的古文工夫，又能直接了解西文， 所以‘域外小说集比林译的小说确是高得多’。胡适在1958年的一次讲演中，仍然肯定鲁迅的成就：‘《域外小说集》翻得实在比林琴南的小说翻得好，是古文翻的小说中最了不得的好。’（《胡适讲演集（一）》台北 远流出版公司出版）我们从胡适在1919年2月致钱玄同的信中知道，胡适原先‘曾经拟过几条办法’，很想做一部《中国小说史》。据胡适说，‘可惜没有试办的工夫’，终于未能遂愿。事隔三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了，胡适对此不是心怀嫉妒，而是报以热情的夸奖，认为‘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 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胡适《白话文学史·自序》）”
　　
　　就在大陆和台湾几乎同时批判和清算胡适的时候，曾被郭沫若骂为“二重反革命”、曾被周扬压迫、排挤和“摆布得可以”的鲁迅，却在大陆被高高地当圣人捧起来了，毛泽东对鲁迅那几段著名评价总是印在当年出版鲁迅著作的扉页上，郭沫若也盛赞“《王国维遗书全集》和《鲁迅全集》这两部书倒真是‘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一对现代文化上的金字塔”，周扬也盛赞“鲁迅就是伟大的革命的现实主义者，在他后来的创造活动中更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伟大的先驱者和代表者”。
　　
　　在林贤治先生《人间鲁迅》一书研讨会上，谢泳先生发言：“……谈到鲁迅与胡适的关系，我有些不同的看法。可以把问题转换一下，就是为什么鲁迅后来被恶势力、专制的力量利用呢？为什么他们不利用胡适呢？简单地说，国民党时期当局是排斥鲁迅的，胡适有时则在官方的一边；到了另一个时代，则借鲁迅作了这么多的文章，把这么多的东西强加给鲁迅，利用鲁迅愚弄了这么多人这么长时间，四九年后，鲁迅差不多是他同时代作家中唯一一个没有被禁止的作家，在毛泽东的著作中，鲁迅是被提到和正面引述最多的一位现代作家。我想不明白。我直觉是鲁迅的思想里面有一些容易被某一政治力量曲解的成分，或者鲁迅的语言指向不是太明确，容易被别人利用。如果是进步力量的话，为什么不利用胡适呢？胡适是容易和官方妥协的人呀。在不容任何异端的时代里，却完全容纳了鲁迅，这是非常需要深人研究的。”
　　

红楼月影

　　鲁迅为什么会被利用？我试想了一下，首先如网上关天茶壶先生在《考量一个权威的估计（关于鲁迅的）》中指出的，鲁迅已经死了，人死不会再说话。这是一个首要的先决条件。据很多资料介绍，毛泽东是1933年在瑞金中央苏区受人排挤而没有领导职务时就冯雪峰开始了解鲁迅，但他在1927年就已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虽然毛泽东对冯雪峰说他很早就读了鲁迅的《阿Q正传》等作品，但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恰恰对鲁迅所批判的阿Q式革命进行了大大的歌颂并为日后的“文化大革命”打下了伏笔。《中华读书报·毛泽东论鲁迅：我与他的心相通》应该一看：“毛泽东接着对冯雪峰说：他很早就读了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读过。阿Q是个落后的农民，缺点很多，但他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会这个要求是错误的。鲁迅对群众力量有估计不足的地方，但他看到农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评阿Q身上的弱点，满腔热情地将阿Q的革命要求写出来。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很多人看不到，对群众的要求不理会，不支持。应该读一读《阿Q正传》。毛泽东还对冯雪峰说，他自己也想重读一遍，可惜当地找不到书。他问冯雪峰，鲁迅这几年写了些什么。冯雪峰扼要地介绍了鲁迅到达上海后所写的文章，尤其是几次论争中的文章。”可见，毛泽东读书不死，当鲁迅对毛泽东几乎还全无了解，毛泽东从那时就开始用自己的方法去“活学活用”鲁迅了。
　　
　　吴志翔《另类的鲁迅》：“鲁迅的脾气这么不好是因为什么？因为当时的中国实在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堆，苍蝇成群，蚊子成团，一些所谓智识者一直不断地在叽叽歪歪，心情怎么好得了？”鲁迅对中国历史、政治和传统文化诸方面痼疾发起了全面进攻，其火力之猛，其范围之广，无出其右。毛泽东1925年在《沁园春·长沙》里写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毛泽东1936年2月在《沁园春·雪》里写道：“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毛泽东具大气魄，毛泽东理论上坚决反“封建”，毛泽东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一旦掌握了政权，就要把文化问题用政治解决。反“封建”，打鬼借助钟逵，鲁迅当然是首选，鲁迅对旧时代政治、文化的诊断和批判都是最强有力的资源。可惜，这资源到1949年后却越来越成为政治上的武器，鲁迅的名字被叫得最响的时代，恰是鲁迅最反对的时代。
　　
　　话又说回来，利用鲁迅，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要利用，当然要选足够有分量、足够有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陈独秀、胡适也不乏激烈处，但，陈独秀已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打倒而且不能再平反了，胡适也跑到台湾而且纵召唤也不肯放下思想再回来了，这时候，有分量的，只剩下了一个死去的鲁迅，正像网上关天茶壶先生所说，死人是再不会说话了。
　　
　　阎晶明先生《“鲁迅言论”的时代烙印》：“因为想留心关注‘文革时期的鲁迅’这个题目，所以手头购集了十多种编印于‘文革’时期的‘鲁迅语录’，又发现新时期以来直至现在，‘鲁迅言论’的编选仍然时有出版，所以就很想知道，同是一个人的话，放在不同的编选题目下，放在不同的‘语境’中，它们的意义是如何的不同。毫无疑问，‘鲁迅语录’的编选有着明显的时代印迹。……最值得今人回味的，是这些‘鲁迅言论’专辑的编选方法和题目。几乎所有的版本都有这样的总题目：‘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阶级和阶级斗争’、‘文化革命’、‘支持青年的革命斗争’（有的则直接使用‘造反有理’）。就好像鲁迅几十年前就预料会有一场这样的‘大革命’一样，‘文革’时期的流行语言，都能在鲁迅那里找到出处。这番‘苦心’和‘功夫’实在不容易。此外，无论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对周扬之流的斗争’、‘为人民服务’等等，大都从《鲁迅全集》中摘取有用的片断和句子，只要看上去符合‘革命要求’，就不惜掐头去尾地引用，安放到一个连鲁迅自己都未曾想过的题目下。好几本‘言论辑’把鲁迅1922年为自己的小说集《呐喊》中的一句话，当做他紧跟党走的言论证据，这句话是：‘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但那一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二年，鲁迅当时还是个民主主义者，他对共产党的了解和认识是好几年以后的事。但编选者要按自己要求来对待鲁迅，实在是一种不问历史的‘拿来主义’。有的‘言论选’中把自以为对自己有用的话尽量摘取，却将同一文章中的认为于自己不利的话删去。如某大学红卫兵于1968年编选的一册《鲁迅文摘》中，在‘文艺的阶级性’栏题下，鲁迅作于1931年的《答北斗杂志社问》被列入，这篇文章主要由八个要点组成，并标有序列号，编选者却特意将其中的第五和第八条删去。这两条原来是：‘五，看外国的短篇小说，几乎全是东欧和北欧作品，也看日本作品。’‘八，不相信所谓中国的“批评家”之类的话，而看看可靠的外国批评家的评论。’这两段话其实极具战斗性和鲜明态度，但因为‘东欧’有倾向苏联之嫌，日本的文学当时也已禁读，加上不读中国批评家的书而专读外国人的书，让人产生“崇洋媚外”的嫌疑，所以就被编选者大胆舍弃了。”
　　
　　网上有“文革”过来者亚-列先生说过一段话，他说：“说点个人经历：1970年在乡下，正是真正读了鲁迅几本杂文著作后，才真正开始怀疑文革、XX、XXX对鲁迅的神化，以及自己的狂热的。当时还想，XX这样推崇鲁迅不是愚蠢吗？鲁迅的批判里，有许多投枪不正戳在XX身上么？当时自是百思不得其解他们何以如此神化。又过了几年，曾听南京大学当年因反张春秋而被镇压的一派的大学生说，正是被镇压，使他们开始直觉地反感文革，当时在学校里，镇压后已‘闲’着无事，不许革命了，且又无书读，只能读鲁迅，便找来读，但读着读着，本是‘无聊才读书’的，却越读越兴奋，感到鲁迅所言，与文革之劣皆能一一对应，针针见血，不禁豁然开朗，于是他们做了当时自己最主动最愿意做的一件‘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事，将鲁迅文章中所有针对文革的言论，辑成了一本《鲁迅语录》，自行印刷数万册，广泛传播。承蒙他们赠之一本。19XX后，某夜又顺手翻翻，竟又发现，此《语录》之百分之七八十，竟又像是先生针对当今而言的，依旧针针见血。”正是读了鲁迅的书，使当年的人和后来反思的人看到，当年理论上高扬鲁迅大旗，大力挞伐“封建”，但实际上走的却是一条传统“儒法”的老路。个人崇拜，学雷锋，大公无私，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这是儒；监禁，抄家，株连，禁书，大批判，文字狱，这又是申韩，中国传统社会有的全都有，恰恰没有鲁迅。
　　
　　吴钩先生在《两种批判风格》中写道：“在二元拉锯之世，大凡不肯依附、持独立批判态度者，必为拉锯双方所不喜，乃至不容。”吴钩先生说，此话适用于胡适，也适用于鲁迅。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先前被歪曲、被误解、被错误批判的历史名人在政治、文化甚至在人们的心中被平反，人们逐渐认识到，那些人并不像过去听说的那么坏，很多反倒很有价值，很可爱，诗人公刘先生在报纸上发出整版文章《愧对胡适》，陈独秀的思想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梁实秋的闲适散文也带动了许多仿制品。但是，文化生活的丰富和活跃并没有改变人们“二元对立”的习性，许多人从一个极端又跳到另一个极端，过去称颂的，现在就都竭力要倒掉并踏上几脚，再加上传统文化空前沸腾，闲适之风越来越热闹，国中许多人认识水平又还远未提升，目光脑力正还不断受许多纷纭东西的蒙蔽，鲁迅就越来越受到来自许多方面的攻击，甚至说“伟光正”对鲁迅进行了很大歪曲和利用也成了“天大的谎言”。鲁迅有力，有分量，使得有人不得不用他，也更激得有人要借砸他以显示自己有力。倒鲁的队伍很复杂，这其中，有很清醒的，他知道鲁迅要醒人要使人立。但也有因憎恶利用者而连被利用者一并憎恨的，而更多的，都属蒙昧趋时人云亦云了。
　　
　　胡适不幸，被人罗织罪名。鲁迅不幸，在多少年后，又受到了胡适的待遇。

红楼月影

鲁迅只是鲁迅
　　
　　
　　
　　
　　　　《华盖集》，鲁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4月初版。0. 33元。
　　
　　
　　　　万里长城是一句约定俗成的话，抠点字眼说应该是“万里长墙”，所谓城，应该是墙里边的东西。我曾写过一首小诗，题目叫《秦始皇》：
　　
　　　　　　做梦也没想到
　　　　　　帮孔子的学校
　　　　　　修建了围墙
　　
　　　　毛泽东喜欢鲁迅，于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人们不仅可以读到毛泽东的著作，也可以读到鲁迅的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一套鲁迅著作的单行本，许多出版社不断地出鲁迅著作的选集，《鲁迅小说选》，《鲁迅散文选》，《鲁迅杂文选》，中学课本有鲁迅的文章，过年的年画上也有鲁迅，横眉冷对地代替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怒视着。1976年，我住过的长白山里的一座小城为最后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开了一个会，有关部门以鲁迅的书向知青相赠，书的扉页上盖有红色五角形的印章，五角形印章里印有毛泽东“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语录，语录下面是一本书托着三面红旗，书的下面标有“1976”的字样。
　　
　　　　在一篇文章中看到，毛泽东说他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不管毛泽东的心与鲁迅的心是否相通，也不管“文革”十年有多少出版社出过鲁迅和与鲁迅相关的书，他们似乎都不记得鲁迅在《华盖集》中有一篇文章名叫《长城》：
　　
　　　　　　伟大的长城！
　　　　　　这工程，虽在地图上也还有它的小像；凡是世界上稍有知识的人们，大概都知道的罢。
　　　　　　其实，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现在不过一种古迹了，但一时也不会灭尽，或者还要保存它。
　　　　　　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
　　　　　　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
　　　　　　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
　　
　　　　他们也似乎都不记得鲁迅在同一本书中还有一篇《导师》：“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但那时到底还有鲁迅的书可读。但不幸这竟成了日后鲁迅的一大罪状，好像鲁迅被御用了。
　　
　　　　但鲁迅到底还是被御用了，被用得人们不复认识他了。
　　
　　
　　2002．3．14

红楼月影

互联网上谈鲁迅
　　
　　
　　
　　
　　　　上网后，常听到芦笛先生名字，可惜读之不多，但就所读，已很使人敬佩，感到芦笛先生基“五四”人思考而又有所发展，其批判与战斗性也很使人感佩。一切历史皆现代史，讨论鲁迅也是因其仍深具现实意义。感谢雷山德先生转芦笛先生文章，这才是引入正常讨论。但我相信芦笛先生不会赞成以偏盖全，而芦笛先生行文也有轻薄之处，仍是传统批判法，批，而其态度又堕于所批之中，迈一步而又退一步，这很是遗憾，至于雷山德先生的“批鲁雄文”字样，也让人叹。
　　
　　　　张中晓说：“一个弱者，要想在被压迫、奴役的痛苦中找寻快乐，就只能虐待自己的亲人和比自己更弱小者。阿Q正是具有这种劣根性。如果他一得势，决不是一个善良的人物，他的劣根性会转变成压迫阶级的精神屠刀，他会比赵太爷更无赖。阿Q的劣根性是永远应当反对的，只是由于他的劣根性是在黑暗时代形成的，是阶级社会的结果，而他是被剥削者，所以人们希望他摆脱弱点，同情他的命运。但是，不能放纵他的劣根性。因为，他的劣根性，正是决定他一旦得了势，立刻就会变成不仁的根本因素。劣根性不仅妨碍他的觉悟，而且妨碍他成为真正的人，那是使人陷于奴隶的枷锁，也是使人走向统治者的桥梁。”
　　
　　　　张耀杰先生在《阿Q与鲁迅的“民族魂”》一文中指鲁迅乃是在“二元对立”中进行一种“一元绝对”的“抢占精神制高点”的“战无不胜的卫道圣战”。但是，就我所知，中国到现在也还没有“多元”，鲁迅所批判的那“一元”仍很强大，这就不能不在那“一元”之外另有一元去与之对抗，至少是去平衡它。若说鲁迅真个“卫道”，鲁迅所卫也是人道，是在无人之国度首先立人，是对生命的唤醒和尊重，这是不能不奋力去抢，也是无论如何不能放弃的。至于张耀杰先生在文中着意要把鲁迅和鲁迅批判的国民的习性划归一处，正像周作人坦承自己身上也带有古老的病菌一样，鲁迅对此并不讳，他早已承认自身也背负着因袭的重担，他的写《阿Q正传》，正是代表一个民族在反省。
　　
　　　　但是，正像有学者所指出，一个人的观点再怎么不对，但在他论述他的观点的过程中也不无有道理的地方。张耀杰先生提醒人们想起周作人在1935年旧历年关时所写《阿Q的旧帐》中说过的话：“任何人都应负责来清算一下。”想起周作人说过：“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新名词称作‘传统’——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实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张耀杰先生说：“同为人类大同的精神生命体，阿Q并不能像西方国家的普通人那样，在法律与制度的保障下，在社会化扩大再生产的良性循环中，自由自主或自觉自愿地发挥自己精神生命中有限的潜能并担当自己有限的责任；而是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的精神生命挂靠包装在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神道圈套与政教架构之中，靠着不由自主且无休无止地卫道杀伐的圣战惯性，捍卫着最低限度的精神优势与心理平衡，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生存本能与兽性发泄。”
　　
　　　　北京出版社1996年10月初版《周作人书话》中有一篇文章专论鲁迅的《阿Q正传》，结合上面张中晓那段文字，我们应该意识到，“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的阿Q，是极应让人警惕的。就我目前所能看到的评论鲁迅《阿Q正传》的文章，我认为周作人和张中晓所评非常简明而且到位。
　　
　　　　张中晓说：“马尔萨斯‘战争可以解决缺粮问题’一类理论，在道德上是反人性的，但在科学上是正确的。至于这一类理论，在道德上是反人性的理论之所以并不激起人的反感，是因为每一个都认为他是在被消灭者之外，不是被人消灭而是去消灭别人的缘故。”这话移至国人对待阿Q的态度上也合用。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引涵庐（高一涵）《闲话》“……我记得当《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传》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从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传》中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阴私；凡是与登载《阿Q正传》的报纸有关系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认为《阿Q正传》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听出来《阿Q正传》的作者名姓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识，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声明说不是骂他。”多少年过去，我们竟不如前人敏感，但也许正是多少年过去，阿Q已留在过去了吧，我们现在心理上似乎又多了一种很特别的自我调解能力，当我们再拿起《阿Q正传》，当我们再面对鲁迅、胡适们的批判，我们会以为这都是在说别人。
　　
　　　　当然，也还有一提鲁迅就气急败坏的，正像鲁迅当年所说，这可真是没有办法。
　　
　　　　1981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把《阿Q正传》搬上银幕，严顺开把阿Q喜剧处理。其实，生活中的喜剧人物，是不会知道自己是喜剧角色的。
　　
　　　　鲁迅的“痛打落水狗”若指的是“集权专制”，我认为没什么不该打，我们现在不都在为之奋斗吗？有人指问，鲁迅使我们这个社会发生了多大变化？鲁迅为这社会的变化到底起了多大作用？鲁迅不是共工，反对神话鲁迅的人莫非期望鲁迅用大神力发一场大水泛挪亚之舟？感谢雷山德先生，也感谢芦笛先生，使我想到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的三段话，鲁迅说：“《语丝》五七期上语堂先生曾经讲起“费厄泼赖”（ｆａｉｒｐｌａｙ），以为此种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只好努力鼓励；又谓不“打落水狗”，即足以补充‘费厄泼赖’的意义。我不懂英文，因此也不明这字的函义究竟怎样，如果不‘打落水狗’也即这种精神之一体，则我却很想有所议论”，“仁人们或者要问：那么，我们竟不要‘费厄泼赖’么？我可以立刻回答：当然是要的，然而尚早……要‘费厄’，最好是首先看清对手……倘有人要普遍施行‘费厄泼赖’精神，我以为至少须俟所谓‘落水狗’者带有人气之后”。当然，芦笛先生提出“公平审判”，这是中国人极应而且应该抓紧学习的，但鲁迅也并没说要用“义和团”或“梁山好汉”的打法。
　　
　　　　当然，芦笛先生文章所讲的许多和张耀杰先生指出的在“二元对立”和“一元绝对”中“抢占精神制高点”是极应引起我们重视的。鲁迅以及百多年许多先贤为老大中国诊出千年痼疾并指给人们看，相信包括芦笛先生在内，皆受益多多，没有鲁迅及百多年许多先贤的诊断和指出，我们今天可能仍很盲目，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上合理地批判，吸收，并比先人有所超越，更多迈出一步。
　　
　　　　至于有朋友一再追问鲁迅到底有什么主张，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鲁迅先生最大的主张是做人，做一个自由健康的人，不做“帮忙”和“帮闲”类的奴才，不做奴隶，不做精神上的阉宦。

kinger8160

不喜欢谈论别人，只喜欢他本人，我以为是鲁迅的原作呢，只不过那些靠一个名人吃饭的人写出的文章，不喜欢．套用一句话，一千个人的眼中有一千人鲁迅．

红楼月影

呵呵，你可以不喜欢，可以选择不看，但我喜欢。我喜欢鲁迅，顺便也爱上了这篇文章。

人山人海

我喜欢林青霞，顺便也爱上了Esprit。

soul

前些天还看到楼主在说对佛学有所悟。今天又说喜欢鲁迅。 鲁迅的精神是面对人生的黑暗，双眼圆瞪，批判黑暗。而佛教则认为人生不管是黑暗的、还是光明的，都是没有区别的。 鲁迅认为要反抗，佛家则说世界必然和必须这样的。 二者很矛盾。

虽然我们二者都可以喜欢。但一个人有明确的人生观更好些。

11楼帖把鲁迅的精神定位为“民族魂”，我很不喜欢。 在我的心目中，只有我的灵魂是真实的，是独一无二的，日日夜夜陪伴着我的。我想我应该完全拥有我的灵魂，不应该和任何人分亨这种所有权。我认真地这样说，并不是故意要跟他老人家过不去，是没办法继承他的“魂”。

蓝帅

对于鲁迅一直都是仰视，对于他那隐晦冷涩的文字更是奉若天书

如果他和他的文字不被神化，或许更能让人接受

其实他也只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产物

赋予太多政治意义的文字是可悲的

如果我有资格用可悲这个词

沙一把

还是多看文章，多动脑子吧，这种公公婆婆都说不大清楚的旧事本来只该被活着的人反思，卖文字也罢，看文字也罢，如果拘泥于过多的概念，“时代”“政治”“晦涩”“权威”.......那么大概还不如不看。凡事不要择定了观点，就加形容词。

红楼月影

以下是引用soul在2005-9-28 22:30:00的发言：

前些天还看到楼主在说对佛学有所悟。今天又说喜欢鲁迅。 鲁迅的精神是面对人生的黑暗，双眼圆瞪，批判黑暗。而佛教则认为人生不管是黑暗的、还是光明的，都是没有区别的。 鲁迅认为要反抗，佛家则说世界必然和必须这样的。 二者很矛盾。

虽然我们二者都可以喜欢。但一个人有明确的人生观更好些。

首先感谢你对红楼帖子的关注,谢谢.我想一个人喜欢什么尊重什么并不意味着就是对其对象的全盘追捧和模仿,就比如说我会去读佛经,领悟一些做人的道理,但我不会去出家修行,这个道理我相信你会明白.同样我景仰鲁迅,是景仰鲁迅的为人,他的精神,但我肯定成不了鲁迅,我是没有这个资质的.正如先生说过,路是人走出来的.每一个人的一生都只能靠他/她自己走,所谓人生观也只能取决于个人对这个世界的感知,什么都接触点未必就是坏事.譬如鲁迅先生,他对佛家的了解一定不会少.在这里,我喜欢自由地表述,姑妄言之,谢谢.

kinger8160

有缺点的战士他毕竟还是战士,最完美的苍蝇它毕竟还是只苍蝇.

鲁迅还毕竟是个鲁迅,我不喜欢别人吹捧或者的贬低.

其实人一出生就定格了今后的路是什么.(这是哪里说的不知道)但是路还是要靠自己走.

莫名地喜欢上了拿起烟,低头思考的样子

无味之味

大学以前，我并不喜欢鲁迅，甚至讨厌。

大学时候，我真正意识到了鲁迅的伟大。

庆幸大学时候选修了《鲁迅小说研读》

感谢我的导师——罗华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