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春天回想一个比我年长的女人（转）乐小天

红楼月影

第一部分（1）乐小天

　　我在18岁那年，认识了一个36岁的女人，我叫她玲姐。认识几个月后，玲姐对我说：“天，我比你大一倍！你40岁的时候，我都80岁了！” 我告诉她不对，我40岁的时候她应该是58岁。她摇摇头，说：“男人当然不会懂这种算法啦，男人40岁的时候就是40岁，女人58岁的时候就是80岁！”这话我想了很久，有一天旧话重提，我对玲姐说：“我80岁的时候，你98岁，那时候你可能比我还年轻些。”玲姐笑了，很快又哭了起来，她觉得自己活不到98岁。

　　那时候我太年轻，不知道男人和女人生活在不同的时间里。对于我来说，时间非常友善亲密，正在把美好的经历一点一点带进我的生命里。我相信，无论过多少年，我和玲姐的交往都会留下美好的回忆。说得再文绉绉一点，我有幸品尝的是成熟女性的智慧，是时间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珍馐美味。但对于玲姐来说，时间是恶梦中的敌人，一天到晚挥子抽打她，要把她从我身边赶开。她被折磨得伤痕累累，按她的说法，每一条皱纹，都是时间留下的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痕。

　　男人和女人对时间的感受为什么这样不同？时间到底是什么？有一段日子，我努力思考这些问题，希望能找到时间的本质，打消玲姐关于年龄的顾虑。希望能找到时间的秘密罩门，希望能扼住时间的咽喉，把玲姐从时间的酷刑中解救出来。我凭着一股血气，鲁莽地闯进了时间的迷宫，东钻钻，西钻钻，不用说，我这样的智商根本没指望解决这样高深的问题。我确实太缺乏阅历了，不知道这样的问题曾耗尽了多少大师级人物的心血，至今，时间仍然是个谜，空间里到处布满了时间大大小小的漩涡，像幽灵的眼睛。

　　后来，我放弃了这些抽象的思考，我和玲姐之间的具体问题已经够我费脑汁的了。玲姐不止一次以年龄差距为由，希望结束我和她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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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坐在北京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回想着开头第一段里写到的两次和玲姐讨论年龄的情景。第一次，我们坐在出租车上，玲姐带我去相亲。那天下着大雨，一位姓钟的姑娘正坐在积水潭那边的茶艺馆里等我。第二次，是在玲姐家里，我刚送给玲姐一条项链，那是用我工作后第一个月的薪水买的，我希望这条项链是订婚礼物。玲姐虽然接受了，却不同意嫁给我。玲姐问我：“你为什么不找一个女生好好谈一场恋爱？”

　　你为什么不找一个女生好好谈一场恋爱？

　　这个问题曾多次出现在我们的谈话里，通常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白。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同龄的或比我小的女孩缺乏热情，我觉得她们太浅薄，太任性，岁月还没有把女性智慧的琼浆灌进她们的身体，她们远不如成熟的女人让人愉快。“你心理有毛病！”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曾对我说。我很遗憾。总有一天她也会成熟，会36岁，会进入一个更美好的年龄段。我这样的人迷恋的，正是她的未来。赞美花样年华的人太多了，她应该满意。我这样的人多一点，她可以不必为青春的流逝感到太恐惧。　

　　现在看来，我对年轻女孩的看法是太偏激了，谁都知道春天的美和夏天的美不可同日而语，可我当时就是对成熟的玲姐更迷恋、更沉醉。我的比目鱼眼睛只看得到玲姐的优雅、宽容、体贴入微。她比年轻女孩更懂得我，更欣赏我，更珍惜我。在这个时代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值得去做呢？我的梦想就是陪着玲姐慢慢老去，像一首歌中唱的一样，在她年老的时候，不管她身在何方我都要陪伴在她身边，为她的腿盖上毯子，带她去年轻人慢跑的公园里散步。那时我是真的一点也不在乎她的生命会比我先一步老去。

我和玲姐的这一段共同的经历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和玲姐真的心理有毛病吗？对这些问题，我曾思考了很长时间。我回忆的时候，窗外常常掠过不知名的飞鸟，像一个个念头。树荫越来越深，绿色浓得像幻觉。

　　我出生在南方的一座小城里，父亲是个工人，母亲是个教师，我3岁那年，父母分开了，我跟母亲长到7岁，然后跟父亲过。不用说，我成长的家庭太缺乏女性的样本了。直到18岁 ，我基本上没有跟女人亲密接触过，如果不是因为玲姐，人类的另一半是怎么回事我会一无所知。小学三年级时，一个女教师轻轻拈掉了我胸前的饭粒，我瘦小的身体里立刻刮起了风暴，望着女教师的手，我一阵一阵发起抖来。有好几年一想起这些，就觉得那个说我“心理有毛病”的女孩并不完全错。

　　玲姐带我去看过医生，医生说我心理没问题。之所以说那个女孩并不完全错，是因为我不大信得过搞精神分析的医生。有时候，我宁愿相信每个人的心理都有点小毛病。同时，还相信一点小毛病没什么关系。有句话大家都知道：“水至清则无鱼。”

　　在我多少还有些相信心理学的那一段日子，我曾看过不少心理学方面的书，拿那些名气很大的理论来对照自己，有一些地方还真像那么回事，还真让我一度有点自卑。家庭……童年经历……我知道把这一切详详细细写出来，会让一些热衷心理分析的人感到满足。

　　但这一切，真的跟我后来的经历有什么必然关系吗？在我的记忆里，我是有过强烈渴望母亲拥抱和亲吻的时刻，从我能记事起，在我和母亲相处的短暂时光里，我不记得母亲对我怎样亲热过。母亲是个十分严厉的女人，一辈子都想当个女强人那样的角色，她对我父亲的失望，可能还有对她自己的失望，都增加了她对我的希望和严厉。如果这些从心理学书本上套来的分析是正确的，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恋母情结”的幽灵从我和玲姐的关系里清除出去。“恋母情结”，一个曾让我忧虑不已的幽灵。

　　后来命运也让我认识了不少喜欢过年长女人的男孩，有一些男孩的家庭或童年经历，跟我相似，但另一些男孩的家庭却很完整，更多男孩的家庭谈不上完整或破碎，每一个人的经历都千差万别，我很容易得出结论：一个人的经历本身总是比分析、想象和总结更复杂，也更神秘。经历虽然会在心中留下痕迹，但那些痕迹到底会起什么样的作用，实际上没法归类或预测。了解了这一点，再跟玲姐交往的时候，我坦然了很多。

　　每次周末玩完牌，我都要睡在玲姐家的客房里，半夜里她会悄悄地溜进来，一动不动看我好几个小时，看着看着眼泪就会掉下来。有时候我假装睡着了，乘玲姐抹眼泪的时候抓住她的手臂，把她摁在床上，她真挣扎，她真反抗，她的睡袍都被我撕烂了好几件。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我能当你妈哩。”另一次，她说，至少我的第一次不能跟她。她觉得我以后会恨她。她说：“怎么着你也得找个处女才扯得平。”

　　我不知道这是怎样一种心理在作怪，我不止一次分析过，由衷希望自己脑子里晃荡的那些半吊子心理知识能够管用，让她也能够坦然一些。但无论我怎样分析，都无法了解她心里的感受，无法理解她内心的挣扎，她朝未来望去的眼睛到底看见了一些什么？好像不仅仅是时间这个敌人……也许，她不想更深地陷进一种会让她恐惧的关系里去……也许，她那些像犯罪感一样的感觉并不是莫名其妙的……当然，这些都是我现在的猜想。现在，我能够把自己放到玲姐的角度上想一些问题了。我能看见忧虑不时从她的眼睛里流露出来，从她的语气里流露出来，我能看见忧虑来源的一部分。

　　曾经有很长时间玲姐睡不安稳，她反复梦见她赤身裸体，街上的人朝她扔报纸的碎片，报纸的碎片坚硬锋利，她吓醒的时候浑身疼痛，把湿漉漉的汗水当成了鲜血。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她为我找到了一个女朋友才告结束。有一阵子，玲姐忙着到处为我找女朋友，由于她坚持对方的条件之一必须是处女（那时我正上大学三年级，还是个让宿舍里所有的同学都嘻笑不已的处男），因此她屡屡受挫，焦虑、沮丧。她一沮丧就要吃东西。吃了太多的东西，浑身的血都集中到胃里，直到脑袋里的血也被抽空了，她才会忘掉刚才为什么事沮丧。

　　看见她撑成那个样子，我心里很难受，我对她说：“以后不能这么吃了，这样要成个胖姐了。”她说胖了才好，最好男人一看见她就远远躲开。我轻轻地抱着她，抱紧了怕挤着她难受。抱着她很舒服，她腰很软，从领口冒出来的气息很好闻。一会儿，她又问我：“我真的有点胖了，你不会嫌我吧？”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是傻笑。其实她并不胖，只是比较饱满。玲姐看了我一会，我喜欢她这个样子看着我，脑袋略歪，眼睛黑亮，若有所思，天知道她想了些什么，她轻轻地溜下沙发，跑到洗手间里去把吃下的东西都呕了出来。

　　没几天，玲姐又吃多了。我有她房子的钥匙，我开门进去，看见她在吃东西，她像在梦中吃东西一样，吃的是什么毫无意识，只是一下一下地往嘴里塞。看见我站在面前，她双手撑住餐桌，才慢慢站了起来。看样子得跟她谈谈找女朋友的问题了。

　　我得好好想一想怎样告诉她，我不需要她为我找女朋友。她应该也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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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

现在也许能这样分析：玲姐为我找女朋友，只不过是在下滑的过程中想抓住点什么，她不想看着自己掉下去。

　　我们刚认识的那几个月，玲姐总喜欢用“下滑”、“掉下去”、“深渊”这些词来描述我们的关系。还喜欢在我身上用“孩子”这个词。好像把我当一个孩子，危险性就小一些。

　　我对玲姐说：“我不是一个孩子。”玲姐说：“你就是。”我说：“好吧，那我就是。”事实上，我早就不是。我相信，玲姐也知道我不是。我对长期保持这种游戏性的的关系不是很感兴趣，不过，经常顺着她，因为这样可以跟她亲近一些，再亲近一些。但玲姐经常推开我。有时候我又一头扎进她怀里，像一个孩子。她再推，我就说：“我是一个孩子。”玲姐瞧瞧我，说：“好吧，你不是一个孩子，该为你找一个女朋友了。”

　　我当时没说话，心里有点难过。我觉得玲姐是真的想把我从她的生活里推出去，想用一个女孩隔开她和我。

　　好像就是从这时候起，玲姐真的行动起来了。忙忙碌碌了好一阵子，由于不容易找到处女，玲姐常常失眠，暴饮暴食，把她自己搞得憔悴又可怜。

　　有好几次我想跟玲姐敞开谈一谈，谈需要不需要她给我找女朋友的问题，但想好了的话，像是给强力胶粘在了舌尖上，出不了口。见我吞吞吐吐的，玲姐老以为她自己哪儿不对劲，又是照镜子又是换衣服的，有一回还风风火火地跑出去把刚做好的头发重做一遍，恢复成上一次我见她的样子。

　　我想对玲姐说，除了她，我不想跟别的女人在一起。但我知道，一旦见了面，我还是说不出口。我想在电话里对她说这些，但我觉得在电话里也没把握。如果那时能发手机短信，我相信那种交流方式会比较适合我，我会往她的手机里发很多肉麻的句子。想来想去，我决定还是给玲姐打电话。

　　电话接通后，我有一会儿没吭声。玲姐的呼吸从话筒里吹出来，灌进了我的颈子里，仿佛把我想好了的话都吹走了。我忽然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谈了。

　　玲姐喂了几声，我一着急，就直通通地对她说：我不在乎什么处女不处女的，也不要你给我找女朋友，你再这样干，我就去找一只鸡。

　　立刻，我意识到自己说了傻话，有点想咬自己的舌头。其实，我并不想拿“处女”来说事的。那个话题，人们已经说得太不像话了。

　　玲姐在电话里笑了一阵子，才对我说：“你又发什么神经呀。”

　　我只好傻到底了，说：“你不信就等着瞧吧。”

　　玲姐又笑了，说：“好好好，我信。”

　　“我知道你不信。反正不要你给我找。”

　　玲姐叹了一口气，说：“你不要我找，你怎么能事先知道人家是不是呢？”　　　　

　　“人家是不是，都不关我什么事。”

　　“你以后就不会这么想了。”

　　“我以后怎么想，以后再说吧。” 我不知道怎么说着说着就说成了这个样子，像是在假装赌气一样。

　　玲姐当然知道，我对未来的女朋友是不是处女，还是有一点在乎的。我曾经说过，处女，也是这个世界上美好的事物之一。我们一起看过一部电影，新郎第二天早晨走出来，把染着处女鲜血的床单晾到院子里的晒衣绳上。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仪式。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床单。

　　但现在问题的重点不在于人家是不是处女，而是找不找女朋友。如果我心态能平和一点，应该不会在这么个话题上跟玲姐拧上劲。不管怎么样，她沮丧、焦虑、折腾，毕竟也都是为了我。

　　玲姐停了停，说：“好好好，你以后怎么想，以后再说吧，我才刚刚上一点劲呢。”

　　“能不能不要忙这种事啊？”

　　我发现自己真有点上火了。这个电话不能继续打下去了。她爱折腾就由她折腾去吧。

　　放下电话，我去街上走了很久。春夜的北京，空气在发酵，细软的风是那样缠绵。我好像想了很多事，又好像什么也没想。荷尔蒙忽然在身体里奔腾起来了，我停下来，望着天空，城市上方的灰尘被灯光照得发亮。

　　有一瞬间，我忽然真的很想去找一只鸡试一试，那个念头在大脑里漂浮了一会，就给按下去了。想想自己也真没用，会做什么，不会做什么，居然让一个女人稳稳当当的拿捏住了。找一只鸡的说法根本唬不住玲姐。她知道，我不完全是因为怕染上病，怕被抓，怕中圈套，一般男人怕的我也怕，但我更怕的是，女人神秘美好的形象在那样一张床上彻底倒塌。

　　我打定主意把自己走累，走得疲惫不堪，再回去一头栽倒在床上。一路上能碰到不少情侣，低语轻笑，有一对还靠着树久久地拥吻，我忍不住走几步回头看他俩一眼，差点撞在另一对身上。

　　玲姐和我刚认识时还勉强跟我去街上走走，后来怎么说都不肯跟我出来散步。即使出来，也尽往阴暗的角落走，还不让我搂着她。有一次我强行牵手，她乘我不注意抽出了手，独自往回走了。老实说，跟她长时间呆在屋子里我有点难受。她有时候斜靠在沙发上抱着我，捏我身上的肉和骨头，她喜欢闻我的气味，我也喜欢闻她的气味，她的每一寸肌肤都散发着成熟女人特有的光泽和香味，完全配得上“性感洋溢”这个词。但她不让我对她做出进一步亲热的举动。我不知道她是否清楚我很难受，但我知道，她应该也很难受。虽然我比她年轻，比她阅历浅，但我能感到这个36岁的女人有时候深陷在恐惧中，她是那样害怕我对她做出一些亲热的举动，又是那样渴望我对她做出一些亲热的举动。有一次我猛地翻过身，压在她身上，她赶紧抓住我的手，哀求说：“你要吓着我了，你要吓着我了。”看见她脸上有阴影，我只好滚下来在一旁老老实实呆着。我知道她下一步会有泪水，会有绝望，而那会让我更难受的。

不久后的一个下午，给我介绍的第一个姑娘，姓钟的姑娘，终于出现在积水潭边一家茶艺馆里。她在等我。我却还在实验室里磨磨蹭蹭的。

　　头天晚上，玲姐给我打了电话，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当时我又难过又生气，也许还有点赌气，就答应见面了。我觉得玲姐不需要我，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个女人需要我的。在床上翻了一个身，又觉得底气不足。再翻一个身，又觉得没必要妄自菲薄。翻滚几次后， 似乎从一个死胡同里转出来了，觉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委屈和赌气，太不成熟了，在这种事上瞎较劲，留下的只能是后悔。实际上已经后悔了，虽然没有打电话去取消见面。

　　到了中午,玲姐打电话来确认过一次，天知道我又怎么了，竟笑着问起了钟姑娘的详情，对人家很感兴趣的样子。玲姐一条一条告诉了我。我不知道玲姐在说起钟姑娘的时候，心里怎么想，我希望她有点酸酸地难过，可又觉得自己这样有点混。

　　钟姑娘是玲姐中学同学的同乡的女儿，看看拐了那么多关系，就知道找到这样一个姑娘很艰辛。玲姐的同学姓孙，我在牌桌上见到过，我叫她孙姐，进牌出牌都一副懒洋洋的样子，连孙姐都发动了，我对玲姐的良苦用心实在不应当是这样的反应。

　　下午下雨，我正犹豫着要不要出门时，雨突然下大了，我希望越大越好，但玲姐已经到了实验室楼下，我没法子找借口不去了。再想想这事，觉得去见见一个处女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让玲姐知道这种事对我来说，不是介绍介绍就能成功的，她也可以省省心吧。

　　在路上玲姐向我解释，熟人介绍的知根知底，靠得住些。我嗯嗯着，心中却不以为然，而且相信她也不以为然。我觉得她那么说，无非是找个由头增加这次雨中相亲行动的重要性而已，或者想遮掩她真正的心情。

　　到了积水潭地铁附近，通往茶艺馆的胡同正在翻修，的士司机不肯往前开，我们下了车。我注意到玲姐不时踩进积水里，她打着伞，为了不让我淋湿，她半边身子都湿透了。进包间门之前，她打开化妆盒掏出梳子发胶，在我头上折腾了一番。

　　那个姓钟的姑娘长得还可以，皮肤白白净净的，五官精精致致的，身材小小巧巧的——只是看上去不大像个真人，我们走进去时，钟姑娘像个蜡制的女装模特一样端坐在茶几旁，总算是开口了，脸上才多了些活气，但并没有冲淡冷漠矜持。我问了她一些话，她都淡淡地回答了。她也问了我一些，我的回话很简短、明确。双方都明白没必要多问了。我相信学化学的她已经拿准了跟我在一起，不会产生化学反应。

　　头一回在这种氛围里跟一个处女坐在一起，有几分钟我听着哗哗的雨声，觉得这个处女正在鄙视我。至少，她应该鄙视我。不过从她脸上什么也看不出来，她那张脸很平静，要是再夸张一点的话，她整个人都像裹在了一层冷气四溢的冰壳子里，保持着自己的尊严。不过她的手泄露了她的内心，她不时伸手去取糖罐子里的方糖，送进嘴里。不知不觉，这个钟姑娘把那一罐子方糖吃完了。

　　见钟姑娘和我都不再说话，玲姐和孙姐两人聊开了，一个很含蓄地夸奖我，另一个同样含蓄地夸奖钟。后来我有一点过意不去，就又跟钟处女瞎聊了几句，这会儿钟处女不再掩饰自己的心情了，回话的时候嘴里嘎嘣嘎嘣地嚼个不停。

　　玲姐在桌子下面踩了我一脚，提议去西湖菜馆吃鱼（钟姑娘老家是杭州的），我记得玲姐还豪爽地表示要好好喝几杯黄酒，钟姑娘望了我一眼，我低下了头，看着鞋上的污泥，发现玲姐的鞋子里进了水，这是春天的雨水，还有点冷，我希望玲姐尽快回家换鞋换衣服，抬起头朝钟姑娘笑了笑。钟姑娘如释重负，回报了一笑，说改天改天，今天还有事呢。

　　从茶艺馆出来，沮丧又来到玲姐脸上了，她似乎还想安慰安慰我，说这样的鬼天气最不适合见这种面，“谁知道突然就下大了呢，女孩子的心情很容易受天气影响的。”

　　我依然嗯嗯着，能从她的声音里听出对天气的愤恨,心里很想笑，深深地吸进一口傍晚飘荡的湿空气，才没笑出声来。我知道是什么让钟姑娘那个样子的：我一走进茶艺馆的包间，就朝钟姑娘冷冷地扫了一眼，然后热切盯着玲姐的脖颈。也许，钟姑娘的反应实际上不是因为这个，不过那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4年后，在新世界商场，有一辆婴儿车挡住了我的去路，接着我看见了一个精致的女人。我认出了她，她完成了从一个女孩到一个女人的转变后，比4年前更有情致风韵，温婉平和。我轻轻叫出声来：“钟……”她望着我怔了一下，看得出来，她脑子里的雨声正慢慢变大，接着，她认出了我，笑意从脸上红润的皮肤里透露出来了。

　　听到她欢快地“哎呀”一声，我真高兴。我们有几秒钟没说话，仿佛在体会着命运安排这次巧遇的深意。我想，她应该庆幸没有跟我走到一起——显然，她后来遇到了一个欣赏她并有能力带给她甜蜜生活的人。我笨拙地逗了逗她的孩子，没多少话可说，彼此望着对方笑了一会，分手前留下了彼此的电话。

　　茶艺馆相亲失败后，玲姐又安排我陆续见了几个女孩，结果当然还是失败。现在想想，我也真够混的，每次把事情弄砸，还要让玲姐安慰我，玲姐找那些处女越来越不容易，中间转的弯越来越多，陪着来相亲的中间人也越来越多（似乎有一点金童玉女小型展览会的意思）。其中有个姓陶的女孩，是玲姐的同事的同学的连襟的朋友的表哥的表妹，真不知道玲姐是怎么挖出来的。一行人浩浩荡荡出现在京郊平谷县桃花节赏花的人流里，让玲姐大为破费，结果却是其中两个跟着来看热闹的中间人互相看上了——正游走着，风起，桃花满天飘飞，惊得那两个有心人四目相向，痴然无语。

　　我留下的佳话仅仅是：踏着水中的几块石头过河的时候，玲姐要我去牵陶处女过来，我顺手从河里捞起一根树枝，洗了洗，让陶处女牵着树枝的另一头走了过来。众人大笑不已。

红楼月影

从平谷回来没几天，短暂的春天就过去了。玲姐为我找女朋友的事，好像也过去了。此后整整两年，没听见她提起过这事。偌大的北京，她似乎再也找不出一个适龄的处女了，其实当然不是这样，说句混话，我那时候倒宁愿是这样。

　　比较合乎情理的推测，应该是玲姐终于弄明白了：在这件事上，不会有她想要的结果。可是，两年后发生的事证明，这个推测太一厢情愿了。经过两年的精心准备，玲姐让我“自 然而然”地认识了一个女孩，并怂恿那个女孩追我，怂恿我去追那个女孩。由此，我也算是领教了通常的合乎情理，有时候在一个女人那里是怎样合乎情理的。两年，这样的事，这样的耐心，想想真让人心惊。再想想，一丝温暖在心里久久盘旋，伴随着苦涩。

　　那两年里，我还一直以为找女朋友的事已经过去了。我焦虑的只是我和玲姐的关系，毫无进展，混沌莫辨。依然不时在一起吃一顿饭，爬一爬山，在身体的“非禁区”里非正式地亲昵一下。依然像恋人，但不是恋人，像普通朋友，但不是普通朋友，像亲人，但不是亲人。什么都像，什么都不是，有时候我也懒得去细想这到底算怎么回事，对眼前实实在在的身体进行深入探索的渴望，常常超过了我对抽象定义的热情。

　　一天晚上我们坐在沙发上，她看一盘碟子，一部浪漫爱情片，我主要看她，我能闻到她的呼吸和香水味，我能感到她的手心在出汗，接着，我能感到自己的挺立和疼痛。令人动荡的音乐从片头到片尾响个不停，想跟她发生关系的念头不时从大脑里呼啸而过，要把我变成魔鬼。我不时毛手毛脚地骚扰她一下，偶尔还去禁区的边界袭击她，弄得她手忙脚乱的。忽然，她抬起脸，呆呆地望着我，两眼闪闪发亮。那一瞬间，我有点傻了，竟莫名其妙地有点怕她！她很快回过神来，走进了洗手间里，锁上了门，我听见她放洗澡水的哗哗声，那哗哗声一直很响，但没有盖住她突然爆发的喊叫。喊叫虽然只持续了几秒钟，但已经把我吓着了。我从来没听见过她那样喊叫，我隔着门问她怎么啦。她很平静地回答，没什么，水太烫，烫了一下。热水的气息飘进了客厅里，我胡思乱想了一阵。玲姐出来时，我看见她眼睛红红的。接着，她趴在我胸膛上差不多哭了一整夜。

　　我抱着她，轻抚着她的头发，她把她自己和我都哭得软绵绵的。我试图理清纷乱的思绪，她在哭什么？我应当说什么？这时候我完全闹不懂她，也闹不懂自己。曾经在脑袋里翻来滚去的那些问题，有一个异常清晰：这到底算不算爱情啊？以前我没有经历过爱情，不知道什么叫爱情，就像一个人没尝过苹果，无论读到过多少篇关于苹果滋味的描写，还是不会知道苹果的滋味。如果这不算爱情，到底怎样才算爱情？要不然，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爱情？再不然，爱情就是这样的？可我怎么觉得这更像亲情呢？我有时候真的觉得玲姐就像一个母亲一样操心着儿子的婚姻大事……我免不了想：如果我真有这样一个母亲，我还会跟玲姐在一起吗？我不知道。我深深地感到了自己的无力，感到自己渴望拥有一双能洞穿整个世俗生活的目光……有几分钟，我能感受到一个温暖柔软的异性生命哭泣时轻轻的起伏和颤动，我又猛地坚硬了，觉得这正是以那种最亲密的方式慰藉她的时机……可大脑里又有个声音在说，这不是那种时机。这不是那种时机。

　　跟玲姐在一起，似乎永远遇不上那种时机。

　　有一瞬间，我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也许需要动用大量的脑细胞才能对这个亲密的身体做那种自然而亲密的事情，心里真是不免委屈和疼痛。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相信，在理论上玲姐像我一样明白，我和她之间的感情并不是不正常的，这跟一个年长男人和一个年轻女孩之间的感情没什么区别。不谈理论。我准备了一些现实的例子：略萨和胡利娅姨妈，卢梭和华伦夫人，雅恩和杜拉斯，这三对名人中，女的都比男的年长10岁以上，相差最大的有４０岁（雅恩和杜拉斯）。有一次我看见一本电影杂志上刊载了“情圣”影帝克拉克·盖博和约瑟芬·狄伦的故事，狄伦比盖博大１７岁，他俩结成了夫妻，我买下了这本杂志，放在玲姐家的茶几上。我看见她拿起来翻了翻，放下了，然后又拿起来翻了翻，看了好一会，才抬起脸对我笑了笑，说：“你呀！”

　　我正安安静静地坐在一旁，装模作样地看一本围棋书，用两眼的余光观察玲姐的反应。玲姐忽然开口说一声“你呀”，让我准备好的话一哄而散了，像受惊的鸟群。

　　我知道，再谈下去，她脸上肯定又要出现阴影和泪水，我心里肯定又要升起阵发性的焦躁和迷狂，弄不好还要上升到“信任危机”的高度上去对抗。只好就这样不了了之了。我继续忍受着荷尔蒙的折磨，享受着来自一个年长女人能给予的种种美妙。时间涌起又落下，我还没有来得及细细品尝，一个个日子就已流逝不见。

　　两年后，一直在我看不见的地方悄悄进行的一项庞大工程，终于浮出了水面。

　　那是一项可以命名为“女朋友”的庞大工程。从平谷回来后没几个月，玲姐就已经选好了新目标，制定了新计划，然后让她精心准备了两年的“女朋友”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想想我真是够粗心的，两年，居然对此一无所知。而且，她对那个选好的女孩到底做了什么，我至今也没完全弄清楚。她对我进行的那些“新好男人”训练，我推测，可能正是那个工程的一部分。

　　那两年里，玲姐教给我各种有关女人的知识，她还教我做菜，教我说甜言蜜语，甚至教我育婴。她说现在这个社会，你要做有钱人，主要靠机会，但要做一个新好男人，不需要什么机会，只要有心学习，然后去做就是了。比如说小便的时候，你把马桶的垫圈掀起来，小便后记着把垫圈放下，这并不太费事，但这样的小事做成了习惯，一点一滴加起来，你就是一个新好男人。你不是有钱人，女人也会爱死你。其它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情人节不买玫瑰，太平庸了，应该写情书，做贺卡，录一首你唱的情歌，或做别的什么能表现创造力的事。再比如，打电话的时候多叫对方的名字。再比如，在浴室里装上有两个喷嘴的喷头。通向女人内心角落的门，一扇一扇打开了。每一项训练都不算困难，有时候我有一个奇怪的感觉，似乎有一个女人是玲姐的敌人，玲姐在教我征服这个敌人的各种方法。但更多的时候，我觉得，她是在引导我成长，教我做一个生活的艺术家。

　　生活在继续。我毕业、工作、和同学一起租房子。虽然有不少烦恼、压抑、秘密的颓废，但生活毕竟还没有向我露出狰狞的面目，世界还笼罩着一层彩色光晕。我乘公交车上班、下班，吃食堂或进馆子，差不多每个月郊游一次。我把未来放在未来，把过去放在过去，让现在不受挤压充分敞开，让梦想的种子落进时间的缝隙里……那时候我真年轻，看得见人生白嫩的根须在深入，在发展。

又一个春天来临了。

　　这年春天，我２１岁，差不多每个周末都要去玲姐家里。冷清了一个冬天的牌局，在春天迅速升温了。如果不是因为实在凑不够人数，一般我不会入局的，我宁愿去收拾餐桌上或厨房里留下来的残局。打牌，尤其是打“双升”，跟我喜欢的围棋比起来，完全是一种坐着打发剩余精力的体力活动。由于态度不端正，我打牌的战绩很不怎么样，我不得不上场的时 候，往往只有玲姐不得不跟我做本家。 　　

　　这天正玩着，一个戴铜镯子的女子走进来了，一进门就宣布自己得了感冒，正在打牌的女人们慌忙慰问了她一番，末了，玲姐问她这几天忙些什么，铜镯女子说：“拚命喝水！拚命撒尿！”

　　女人们都大笑起来，连平时懒得笑一笑的孙姐，也笑得趴在牌桌上，手中的牌搁在后脑勺那儿，全亮出来了。孙姐的搭档笑着直抹眼睛，空出来的那只手有意无意地压在孙姐亮出来的牌上。玲姐一边笑，一边夸：“还真是一副治感冒的水方子！”铜镯女子仿佛受到了鼓舞，咧着大嘴，得意洋洋绕桌一周，要查看每个人手中的牌。轮到我时，我直接把牌交到她手里，说你玩吧。铜镯女子很夸张地“哟”了一声，说真乖。她伸出戴铜镯子的那只手抚弄了一下我的头发，对玲姐说：“明儿把小帅哥借我一天好不好？我想带他去逛街。”

　　玲姐收住笑，说：“打牌打牌，天气预报说明天降温，还嫌感冒得不够严重啊？”说完又笑。铜镯女子乱笑个不停。

　　我心里有点不痛快，坐在旁边的沙发上，看着电视，听着打牌。她们常常停下来谈一阵子男人，然后打一阵子牌。铜镯女子嗓门最大，有十多分钟她差不多打一张牌出来就要骂一声“臭男人”，虽然并不是特定骂我，可在场的男人毕竟只有我一个。我去客房里躺下了，听见牌局散了，才走出来嘟囔了一句：“她以为她是谁呀！”

　　玲姐赶紧关上门，等牌友下楼的脚步声听不见了，才拉我到沙发上坐下来，做我的思想工作，说我不该那么小气，“摸了一下头又有什么，你又没少一根头发。”

　　我一听更不痛快了。铜镯女子说“借”的口气，分明是拿我当小猫小狗，甚至是没有生命的玩具或别的名称更不好听的东西，我不知道玲姐怎么笑得出来，还这样说我。经过一系列心理转换，我把自己弄得越来越生气，最后闷闷地走掉了，没有像往常一样住在她家里。

　　到了下个周末，玲姐打电话要我去的时候，我拿定主意，如果那铜镯女子还来打牌，我就不去。 　　

　　我在电话里有点犹豫，玲姐好像知道我的心思一样，扯了几句别的，才说那个宝贝丁当不能来了，丁当出差了。丁当，就是那个铜镯女子的名字。

　　我笑了笑，没什么好说的了。让玲姐猜中了心思，反倒让我有点不好意思。存在心里的不快好像也不那么理直气壮了。我有点担心自己的形象会不会有点小气，然后又担心这小气的形象，会不会在玲姐那里真的凝固了。 　　

　　拿上自己的包，走出公司大楼，站在街边等车的时候，望着树上那些光秃秃的、错乱的枯枝，忽然想起南方小城的春天来了。

　　小城这阵子一定是春雨潇潇的情景，下一场雨，就等于是往植物上刷一层彩色油漆。三月底的北京，却还只是名义上有个春天，非得等到一场沙尘暴来遮人眼目，那些树枝才肯挂上肥大的叶子，突然出现的绿色总是浓得像幻觉。

　　出租车拐上二环，穿过了大半个北京，我脑子里还在响着小城的雨声，想着自己为什么突然就想起小城来了。

　　我来北京，差不多有五年了。记得第一次来的时候，刚下火车，没有坐接新生的大巴，打了辆的士绕道天安门。的士上了长安街，开得很快，我觉得整个北京在我面前不停地打开、打开、打开……透过挡风玻璃，我仿佛看见了十年后自己的生活：在这座巨大而神秘的首都里，在一幢覆盖着爬山虎的居民楼里，在我出门前的最后一分钟，妻子整理了一下我的领带，爱嫉妒的孩子在一旁使劲地踩着一辆玩具汽车。现在五年快过去了，我跟玲姐的交往，差不多是我从这座城市里能得到的唯一温馨。

　　到了玲姐家，我正要掏钥匙，门忽然打开了。给我开门的是一个长发女孩，虽然说不上非常漂亮，但非常清爽，身材均称结实。

　　女孩挽着袖子，双手湿湿的，胸前也湿了一大片。她怔怔地望了我几秒钟，才慢慢撩开头发，露出被挡住了的半边脸，牵动嘴角笑起来。笑意很快溢满了整张脸。我像给温暖的水流冲了一下。女孩说，玲姐正在厨房里忙乎。正说着，玲姐拎着菜刀出来了。 　　　　

　　玲姐说：“这是我表弟小天，这是许可佳。” 　　　

　　玲姐每次跟别人介绍我，都说我是她表弟。起先，我心里不舒服，后来也只好随她了。我也习惯了。 　　　　

　　许可佳说：“好像在哪里见过的。”她伸出手看看，“我手上有水呀。” 　　　　

　　玲姐开玩笑似的说：“见过的啊？那就拥抱一下。”

　　我努力留住脸上的笑容，望着许可佳，不用说，我感到这种拥抱不合适。同时又感到，我主动提出来不拥抱，好像也不合适。合适我做的，好像只有保持微笑。我记不起在哪里见过这个女孩。

　　许可佳望着玲姐笑了，说：“这是要干什么呀？” 　　　

　　玲姐说：“拥抱一下又有什么？” 　

　　我很尴尬，手足无措这个词大概可以形容我的心情。许可佳似乎也很尴尬，笑的时候，抬起手腕遮着嘴。玲姐挥了一下菜刀，说：“两个小傻瓜怎么光知道笑啊！”乘许可佳不注意，玲姐不轻不重推了她一下，许可佳朝我怀里扑过来了。

　　我几乎是本能的张开臂抱住了她，感到全身里里外外都有点发僵。我长这么大，除了玲姐，我不记得我还跟哪个女人拥抱过。

　　许可佳在我怀里扭了一下，推我的动作并不是很坚决，不过很快离开了我，嘴上嚷嚷着“讨厌，讨厌”，朝玲姐扑过去作势欲打。

　　玲姐站着没动，乐呵呵地笑着，许可佳第一下打在了玲姐头上，要打第二下的时候，玲姐才抬起一只手护住头，笑着逃进了厨房。许可佳跟着追了进去。我听见厨房里笑得地动山摇的。 　　　

　　这天晚上剩下的时间过得不太自然，玲姐乐呵呵地看看我，看看许可佳，说你们俩个差不多大，怎么搞得像有代沟呀。

　　我和许可佳只是笑，互相几乎不说话，要么装作对电视很感兴趣的样子，要么只跟玲姐说一说。看完一盘碟子后（我现在记不清那盘碟子的具体内容了，好像是香港喜剧），许可佳起身告辞，玲姐让我送许可佳出小区，到大街上去打车。我立刻站起来走在前面，打开每一层楼道的电灯，站在楼下等许可佳。许可佳一出单元门，就出了一口长气，像是刚从深水里浮出来的一样。接着，不知道她怎么把自己弄笑了，乱笑一阵后，对我说：“你表姐真搞笑，到底什么意思嘛！” 　　　　

　　我说：“我也不知道。”

　　我还是走在前面，头也不回。许可佳问：“你们是姑表还是姨表？”我胡乱嘟哝了一句。她紧走几步，追上了我，又问了一遍。我说：“是姑表加姨表，那种拐了很远的表亲。”

　　许可佳格格地笑了，似乎对这个答案很满意。

　　没几分钟，许可佳的下一个话题又来了。

　　许可佳后来说了一些什么，我几乎没听进去，只是随口“嗯啊”着。突然意识到自己有点过分，就放慢了脚步。在不太熟的女孩面前，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健谈的人。我不时从许可佳的话中挑出几个字，然后重复一遍——这是从“新好男人”训练课上学来的，不料威力还不小，许可佳的谈兴越来越浓了。她上了出租车，出租车慢慢启动的时候，她还从车窗里伸出脑袋来跟我说了几句话。 　　

　　从小到大，我都不怎么跟女孩说话。直到20岁，我都弄不清楚该跟女孩说些什么。在女孩眼里，我是一个严肃乏味的人，一些女孩刚跟我接触时，甚至会觉得我生硬傲慢。实际上，我非常渴望跟女孩说话，非常喜欢听她们说话。有时候女孩们美好的声音一响起来，我甚至会听不进去她们在说些什么，她们像是在用我听不懂的语言歌唱，她们像是一些正在演奏的乐器。我曾问玲姐，我是不是有那种什么“表达障碍”之类的毛病啊。玲姐说：这是“酷”嘛，一个人的特点。当时我还真有点高兴，觉得占了天生的便宜。此后的几天里，玲姐跟我聊别的事的时候，还不时冒出一两句格言：言多必失。沉默是金。巧言令色鲜矣仁等等。我当然知道这是在宽慰我。又过了几天，玲姐才开始给我上交流训练课。这天晚上能跟许可佳说这么多话，可以说，玲姐的训练课初见成效。 　　

　　送走许可佳后，我在街边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心里忽然格登一响，今天怎么没人来打牌啊？这个念头飘荡了几下，很快像风中的柳絮一样不知道飘荡到哪里去了。但有很长时间那隐隐的不安还在，虽然说不清在哪儿。

　　我给玲姐打了个电话，说有事要回去了。玲姐有一会儿没说话，然后让我不要在街上呆太久。我嗯了一声，她才把话筒搁下。

今年我最红

对不起了楼主

有时间再好好的看了

可欣

还有没有“下文”啊

红楼月影

第三部分（1）乐小天

　　星期六去书店里泡了一整天。午饭是在书店旁的小馆子里吃的，能感到塞得满满当当的大脑跟肠胃功能一样有些紊乱。那一阵子，我很不喜欢一个人在馆子里吃饭。如果吃饭跟机械加油是一回事，吃饭就真是一个麻烦。平时我在公司的食堂里麻烦，周末，如果不去玲姐那里，就只有上馆子里麻烦了。

　　回到书店，去美食专柜那儿转了转，很佩服那些写吃的人不厌其烦。不知不觉转到隐私 专柜，看到更加不厌其烦地写性的书籍，大都写得很坦荡，找不到什么秘密能对付我的另一个麻烦。一小圈转下来，忽然意识到整个人性对于我来说就是麻烦。食和色，照我的理解，本来都应该是欢乐的，是大自然给苦难人生的微薄奖赏，现在却都成了一个２１岁小伙子的麻烦。

　　在书架前呆呆地站了几分钟，慢慢想起了我的那些心理学方面的书，也是在这家书店买的，想到我往这儿扔的钱应该够多了，麻烦却一个也没见少。我把已经挑好了的两本书放回去，两手空空走出了书店。

　　傍晚的北京，天空浑黄，车流和霓虹让人燥动不安。空着肚子在街上乱走了一气，我决定还是到玲姐那里去。玲姐接到我的电话时，说她还没吃晚饭，还说她刚买到了我喜欢吃的武昌鱼和蕨菜，“正要给你打电话呢。”我的心情一下子欢畅起来了。走进地铁之前，朝缓缓降临的夜色看了一眼，觉得这好像是个不错的开端。假如今晚运气再好一点的话，也许可以解决另一个麻烦。

　　玲姐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见我走进来，才开始拆蕨菜的真空包装袋。闻到厨房里一阵一阵飘过来的清蒸鱼的香味，我知道鱼已经做好了。如果不是因为蕨菜这东西太过娇嫩，也会炒好了的。一起走进厨房，我给玲姐系上围裙，看见煲着的汤在沙锅里轻轻翻滚，看见树影在窗外轻轻晃动，我意识到自己在等待一件事情发生。

　　我们一边做饭，一边闲聊着。忽然想起在书店里翻过的一本美食经，上面描写过这种下厨的情景，说跟亲密的人在一起做饭，饭菜里总会多出一些滋味。此时此刻，我觉得那个作者品尝到了人生的真味。

　　没多久，玲姐就聊到了许可佳，很不经意的样子。

　　在此之前她聊到了几个女孩，在此之后也聊到了几个女孩，都是我知道的。有的在棋院里见过，有的在玲姐家的牌桌边见过，有的只是在电视里或报刊上见过。玲姐把许可佳放在这堆女孩子里面，放在随意说说的琐事中，一点也没有要突出许可佳的意思。但我的耳朵，像是给轻轻弹了一下，立刻竖起来了。

　　玲姐说：“也不知道许可佳是怎么减肥的，随便吃，总也不见胖。”

　　我没搭话，想听她接下来说什么。

　　她接下来聊起了另外几个女孩减肥的故事，然后问我对减肥怎么看。我谈了一些看法，玲姐也谈了一些看法。那些看法基本上不值得在此重述，仿佛当时重要的只是聊天。减肥，顺手捞着的一个话题而已。

　　我们在餐桌上继续聊着。

　　玲姐给我夹了一块肥鱼，问我觉得公司里几个女孩子怎么样，接着,问我觉得许可佳怎么样。

　　虽然我做了一些心理准备，但许可佳的名字再次灌进耳朵里的时候，心里有个地方还是晃动了一下。我慢慢嚼着嘴里的东西，尽量显得镇定一些，可能是太镇定了，突然给一根鱼刺卡着了。

　　我忍着痛，轻轻地说：“才见一面，哪知道人家怎么样和不怎么样。”

　　玲姐笑了，说：“你们俩看上去还挺般配的呢。”

　　窗外的树影晃动得更厉害了，天光更加浑黄。昨天晚上坐在街边长椅上感觉到的那一丝不安，现在飘荡在室内空气里了。我已经明白,为我找女朋友的事并没有过去。那件事依然隔在玲姐和我之间。现在，又要浮出水面了。

　　玲姐问我：“你怎么啦？”

　　我说：“我没怎么呀。”

　　“声音好像不对劲。”

　　我没说话，想听她继续说许可佳，想听她用最直接的方式说出她的真实想法。

　　玲姐又问：“你没事吧？”

　　我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了，喉咙里实在太难受了。我说：“我好像卡着了。”

　　玲姐跳起来，奔到厨房里去拿醋。我咳嗽了几下，没有喝醋。玲姐更着急了，说你快点喝下去呀，慢点往下吞呀。

　　我摇了摇头，告诉她喝醋没有用。我走到卫生间里呕吐了几下，吐出了一些不该吐的东西。我走到沙发那儿打开电视，电视里在用动画演示沙尘暴的移动路线。

　　玲姐拎着醋瓶子追过来，说你没试过，怎么知道没用啊。

　　玲姐倒了一些醋在碗里。我接过碗，立刻回到餐桌边,又往碗里加了一些醋，扔了一根鱼剌进去，什么也没说就走开了。

　　在等待醋碗里的鱼刺变软或不变软的那几分钟里，我意识到自己在生气。我走到阳台上去站了站，空气微微有点呛人，也许真的要刮沙尘暴了。我觉得，我生的气和天气正在互相影响。

　　十分钟后，玲姐到阳台上来了。她说：“还是到医院里去吧。”

　　我问：“你为什么总是不相信我啊？”

　　玲姐说：“怎么突然就扯到相信不相信上去啦？好吧好吧，怪我怪我，是我没搞清楚，以前只是听人家说，给鱼刺卡着了要喝醋的。”

　　道理本来很简单，在这种普通的食用醋里，能软化鱼刺的那种化学物质，含量根本不够。可我一说话，喉咙里就很痛。不能把这个道理清楚地说出来，这个道理本身就像一根鱼剌一样卡在我喉咙里，卡得我直想冒火。

　　我转身走进屋，在沙发上坐着，一动不动地盯着电视。眼泪一直在流。透过泪水，我看见沙尘暴被动画设计师画成了一大团黄褐色，像一头庞大的变形怪兽，从西北某个荒凉的地方一跃而起，直扑北京。

　　玲姐在一旁给什么人打电话，问鱼刺卡着了怎么办。喝醋，可能有人把这个经不起检验的“常识”告诉了她。玲姐说不行不行，接着引用了我半个小时前的实验结果，有点激动地反驳着对方。

　　又是半小时后，玲姐要我跟她到医院里去，我不肯去，她说：“你就让我省省心吧。”

　　我说：“我死不了的，你不用担心。”

　　她声音大起来了，“怎么这样说话啊？”

　　我回答她，怎么说我也不去，我说一根鱼剌没什么了不起的。其实，我能感觉到一根小小的鱼剌，正变得越来越重大。它卡在我的身体里，固执地占据着一个很关键的位置。带给我疼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奇特的感觉，类似快乐与恨意混合在一起。我带着喉咙里的一根鱼剌走来走去，从这间屋子到那间屋子。

　　玲姐一直跟在我身后，坚持要我去医院。我只是摇头，摇头，摇头。我差不多就是这样一直摇头摇到了半夜，终于把头摇晕乎了。

　　我对玲姐说：“好吧，我喝醋，这样总可以了吧。”

　　她又惊又怒地望了我一眼，坐到沙发那儿生闷气去了。我绕着餐桌转了两圈，一口气把那大半瓶醋全喝了下去。

　　玲姐站起来，说：“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舔了舔嘴唇，舌头好像灵活多了。又扭了扭舌头，真的灵活多了。这才相信它掉下去了，那根鱼刺。

　　我说：“你不是要我喝醋吗，我喝啦。”

　　玲姐说：“你这是成心要跟谁过不去啊？！”

　　我说：“跟鱼刺，”过了一会儿，又说，“鱼刺掉下去啦。”

　　玲姐的声音一下子大起来了：“你，你，你越来越孩子气了！总是这样由着性子闹，一点也不知道体谅人！”

　　我说：“分明是你不讲理嘛。”我声音也大起来了：“你刚才不是要我喝醋吗？我喝了，鱼刺也掉下去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啊！”

　　知道鱼刺真的掉下了去，玲姐竟吵得更厉害了。她开始数落一些人们通常所说的陈谷子烂芝麻那一类旧事，然后恨恨地说她瞎了眼，才认识了我。

　　我刚刚压下去了一点的火，又上来了，我说：“好，好，好，从今天起，谁也不认识谁也没什么了不起。”

　　我打开门走了出去，能听到腹中的肠鸣和楼外的风声。走到了一楼，午夜的世界正在和我的内心一起狂乱，我目睹这年第一场沙尘暴横空而至，轰隆隆地掠过北京。

　　门洞口蹲着一只小猫，尾巴扭来扭去的，好像在犹豫着要不要冒险出去。我陪着猫站了一会，直到玲姐来牵我上楼。

现在，我坐在春天里继续回想往事，在一场沙尘暴里回想另一场沙尘暴，在一段人生里回想另一段人生。几分钟前，我写完了我和玲姐第一次吵架的情景，交往史上留下的第一道伤痕——那也许并不是第一道伤痕，在此之前也有过一些小小的不快，只不过像水滴落进了水里，留不下伤痕而已。

　　这次不一样了。互相用最柔软的一面相待对方的惯例，已经改变了。在我们共同绘制的 壁画上，她钉了一棵钉子，我钉了一棵钉子。虽然后来和解了，钉子拔掉了，但那些小洞眼还在。它不会像以前的小小不快一样很快过去，过去了的倒像是另一些东西——它仿佛是一个清晰的转折点。以后每次发生不快,我都会想起这个转折点。

　　这天晚上，她还是像往常一样，照顾我洗脚、上床。她在床边的黑暗里坐了一会，问我：“你还在生气呀？”我说：“没有，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她说没有，只是难受了一会，没想到会这样。我说我也没想到会这样，我从来都不想跟她吵架的。她笑出了声：“这还算不上是吵架吧？”我说：“实际上你已经和我吵架了，没想到我们的第一次吵架竟然是因为……”我哼哼着，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说。她又笑出了声，说：“好好好，你说是就是吧，我算怕了你了。”

　　外面沙尘暴一直在刮着。玲姐走后，我几乎一夜没睡。有一阵子，心里有点后悔跟她吵架，但这点悔意，随后又被生气的余波一点一点冲掉了。她不应该这样。她不应该那样。我睁眼躺着，听着细小的沙砾打击窗玻璃的声音，又把吵架的过程和许可佳出现的情景放在一起，仔细回想了一遍。用不着尘埃落定，我能看得见玲姐正在堆积沙丘，在她和我之间。我越想越荒凉、烦躁，觉得夜空下的沙尘暴正在展开我的内心世界。

　　几年后的今天，再回过头看看这事，她当然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倒是我，好像不应该这样和那样。我好像是太孩子气了，在对自己温暖柔软的人面前，我太放纵自己。玲姐为我找女朋友的行动再次崭露头角的时候，我应该可以做到不用鱼刺的事情去刺激她生气——可是，当时到底该怎么做，我又怎么搞得清呢？

　　那场沙尘暴直到第二天傍晚才突然停止，像一台巨大的鼓风机一下子断了电一样，外面一丝风也没有。我走出玲姐家，朝桔红色的天空呆呆地望了好一会儿，塑料袋、破报纸、树叶和尘土失去了在高空飞翔的力气，正接连不断地缓缓落下。巷子里几乎没有行人，偶尔碰到一两个戴口罩的，还没有看清眉目，一闪即逝。天空没有往常的鸽鸣，树上的鸟一声不吭，连在垃圾堆旁互相撕咬的猫也不叫上一叫，能听到的动静，只有大街上传来的汽车的声音。

　　有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像走进了别人的梦中。

红楼月影

沙尘暴又刮了两天，才算是过去了。附近公园里晨练的人又多了起来，天还没怎么亮，就发出一阵阵愤怒的吼叫声。这天早晨，我醒来，模模糊糊地觉得那些吼叫声是从我的梦里发出来的，毫无道理地坚信，这一天会出点什么事。

　　起床，洗刷了好一阵子，想不起做过一个什么梦，却忽然想起了电话铃的声音。我刚上班的那几个星期，还住在学生宿舍里，差不多每天早晨都是玲姐打电话来叫我起床。搬到南 城后，才没有把电话铃声当闹钟。

　　我在东直门那一带上班，在一家通信系统公司。大学毕业后，玲姐陪我到这家公司应聘过两次。第三次，她从清洁女工那儿打听到公司里有一位姓韩的老总喜欢下围棋，于是考试我的场地和内容都变了。棋具是现成的，就在韩总办公室的书柜里,我跟韩总下了一局，玲姐也跟韩总下了一局，最后赢得了这份工作。我皮包里经常夹着李昌镐的新棋谱去上班。有时候，我真的有点羞愧，我能看见等着进公司工作的博士和硕士在门外排着长队。

　　我从小喜欢下围棋，很钦佩天才棋手李昌镐以著名的安静震动世界。上大学二年级的那一年，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去棋院打李昌镐的棋谱。那时候我对学校里的课程安排非常失望。通信专业这个行当，每天都在涌现新知识，我们在教室和实验室里还没来得及消化的内容，每天都有几页可以撕下来扔进垃圾桶里。我想，反正我的大学时代注定要给糟蹋掉的，不如我自己来把它掰碎，搁到围棋盘上去糟蹋更好一些。

　　我真是做梦也没想到，我竟然会因为不务正业下围棋，而得到这份不错的工作，并且，认识了玲姐。

　　我跟玲姐就是在中国棋院认识的。

　　一天下午，我看见一大堆人拥着一个业余四段，在大太阳底下朝棋院背后的教室里走，一个女人不远不近的跟在后面。无袖衫，露膝裙，身上粘着阳光。业余四段不时回过头招呼她一下，她笑一笑，点点头，也不加快脚步，还是不远不近的跟在后面。

　　那个业余四段，曾经指导过我打谱，姓常，经常义务帮棋院办围棋训练班。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棋院门口，当时我正坐公交车去上班，冲他喊了一嗓子，他四处望望，才朝公交车挥了挥干柴棒一样的手臂。后来听说他老婆闹离婚，他吞下了１９枚围棋子，自杀了。他是我见过的对围棋最痴迷的业余棋手，他叫常宽，一个不应该被湮没的名字。我希望以后有机会专门写他的故事。

　　去上班的路上，我只要倒一次３９路车，就会经过中国棋院。有好几年，只要中国棋院门口那一段路不让我觉得太难过，我就不会不坐３９路。

　　起初是刻意的，后来就成了习惯。关于习惯，克格勃训练手册中有一句话，说每一个习惯都有可能是致命的，你不能养成任何习惯。车过棋院，有时候我会感到心脏紧缩，这时候就会想起克格勃训练手册。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会傻笑起来，回想起第一次见到玲姐的那个下午。 　　

　　那个下午的情景在以后的回忆中经常出现。39路车一上玉蜓桥，我就能看见棋院的四方形大楼，那个下午就会出现在车窗外面，那个下午阳光晃眼。

　　现在追溯起来，假设当时不是因为教材或教育体制那么陈腐，假设不是常四段的讲解那么吸引我，假设没有李昌镐——还是不假设了吧。事实上整个世界无限复杂永不停息地运行着，我和玲姐认识，就是运行的一个结果。我能进这家公司，是运行的另一个结果。我想起了两行诗：“ 在人生所有的细节里 /都晃过了命运不可捉摸的影子。”

　　这天我依然坐３９路车去上班，跟往常不同的是，这天我很容易就有了过多的感概。棋院的大门一闪而过，往事在回忆中不可避免地变形，一个下午被压缩在几秒钟内：一个女人修长的、没穿袜子的双腿在阳光中走动着，空气在她周围一圈一圈荡开。她朝我走过来。她从我身边走过去。那天我们还算不上认识，还没说过话，但离正式认识的那一天已经不远。

　　在办公室里呆了一上午，不知不觉已过了公司食堂开午饭的时间。整个办公室一片沉寂，三十多个小隔间像战后的坑道掩体。我双手枕在脑后，仰靠在电脑椅上，望着天花板发呆。我想到了我和玲姐之间很多尚未攻克的难题，我想到了很多解决方案……正借着椅背的弹性一晃一晃的，办公桌上突然响起来的电话铃声让我差点摔下来。 　　

　　电话是许可佳打来的。许可佳的声音在电话里很清脆动听，有几秒钟我没听出是许可佳的声音，直到她说起了“周末在你表姐家里”，我眼前才浮现出一个清爽结实的女孩朝我微笑的情景：她先怔怔地望了我几秒钟，接着撩开挡住脸的头发，好像要认出我是谁，才决定是否微笑。这真有点特别，跟那种见人就笑的女孩子有点不一样。

　　许可佳没容我多说话，就劈劈啪啪地告诉我突然找我的原因。她打车走到我们公司这一带，才发现钱包里没带够钱，司机不肯往前开，也不肯倒回去。“你一定要帮忙喔，”许可佳说。

　　我走下楼，差点没认出许可佳来。这次她化了很浓的妆，跟上一次素面完全不同，紫色嘴唇，蓝色眼睛，有点像玲姐说过的那种韩国妆。

　　我问许可佳需要多少钱。

　　许可佳说：“付够车费就行了，”她笑了笑，又说，“肚子饿啦，你做好事做到底行不行？” 　　 我当然不能说不行，问她想吃什么。许可佳说：“随便随便。” 　　

　　随便这道菜最难点了。我想起同事阿伍过生日时，我们在仙踪林聚过一次，那儿好像有一种炸土豆条叫随便。我带许可佳去了街对面的仙踪林。 　　

　　一路上这个爱说笑的女孩不停地解释着，说她来这边办点事，幸好在我们公司旁边，不然，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她真是没想到会没带够钱，还说她每个月底都会有好几天带不够钱，说完格格地笑起来。

　　我这才想起又到月底了，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该去韩总的办公室下棋的日子，立刻有些胸闷。那个韩总的日程表上，每个月底都有一天画上了一黑一白两个圈圈，到了时间，秘书就会四处打电话找我。一年以后，韩总退了下来，棋瘾犯了，四处打电话找人下棋，有时候我还会去跟他下两局。 　

　　在仙踪林的秋千椅上坐下来，我和许可佳一人点了一个套餐，另外给许可佳加了一个“随便”。许可佳问我“随便”是什么，我没告诉她。等餐的时间，许可佳又一直说个不停。吃饭的时候，她嘴里塞满了食物，依然滔滔不绝，仿佛她嘴里还有一条备用的舌头。“随便”端上来了，见是普通的炸土豆条，她楞了一下,大笑不已。

　　我模模糊糊的觉得，这个爱说笑的女孩，好像有一点紧张，上次我送她离开玲姐家时，她也说了很多话，但在夜色的掩护下，我看不到她的表情。这一次，她的脸微微有点红。我问她是怎么知道我们公司的电话号码的。她说：“出租车开呀开呀就开到了这儿，我说哎呀呀我没钱啦，司机马上停了下来。然后我就看到了你们公司的牌子。打114一查——我厉害吧？”　 　

　　我没追着问她是怎么知道我所在公司的名称的。我感觉到玲姐已经跟她说了不少关于我的事。我慢慢地吃着，静静地听着，很快就知道了玲姐是许可佳爸爸的同事，还知道了许可佳的爸爸妈妈从小就把她管得很严，只要是男人打电话来，她妈妈就会偷听，她爸爸就会查问。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说起这些，也没有去细想。把自己的一份套餐吃完后，我对许可佳说，公司里午餐和午休时间都很短，我得上去啦。

　　许可佳马上把半根黄瓜叼在嘴里，腾出手从大纸袋里掏出了一个小盒子，说要给我一点小礼物意思一下，以免帮了她很没有意思。那是一条领带。我笑了笑，说我不打领带。许可佳却一定要我拿着，说是给客户买的礼物，多了一条，实在不喜欢可以送给别人，别人不喜欢还可以退还给商场，里面有发票。我只好收下。

　　刚回到办公室，手机响了，还是许可佳。许可佳说：“是我。这是我的手机电话。上次蹭你表姐的饭，这次是你，找个周末的时间聚一聚好不好,一定要给我一个机会回请你喔。”

　　没等我回答，电话就挂了。我朝电话呆呆地望了一会，然后存好许可佳的电话号码。

晚上，我给玲姐打了个电话，把许可佳来找我的事告诉了她。

　　本来，午饭后一走出仙踪林，就想打这个电话，手机已经掏出来了，忽然觉得应该想一下。

　　下午下班的路上，一直在想这个电话该怎么打，结果坐地铁坐过了站。换地铁的时候， 去报摊前转了转，看见《魅力》杂志里有一个专题：《给爱情加分１００招》。其中，鲜花、拥抱、亲吻、微笑、甜言蜜语……都成了两个人的战争中无所不用的谋略和利器，闪着寒光，寻找着情人柔嫩的心脏和任何致命的部位。站在那里看了一会，从脚底升起了一丝凉意。再看一会，这凉意渐渐消失了，仿佛被沸腾的血一点一点加热——不知不觉中，我被鼓舞了，一种争城收地的勇气来到了我身上。

　　买下《魅力》杂志，走出地铁站，想找个安静的地方打电话。我的手机在地铁里话音很差。正是下班高峰，街上拥挤嘈杂，望着暮色中一张张匆匆来去的脸，都那么疲惫、沉默，我忽然问自己：如果人手一册《魅力》，这个世界将会怎样？

　　没几分钟，就觉得要想象那样一副宏伟景象，自己的想象力根本不够用。事实上，我连怎么打好这个电话的想象力都很缺乏。

　　我决定试试《魅力》中的一招，被《魅力》教唆一下，如果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善意的欺骗，就算我也善意地欺骗了一回吧。不知不觉，转到了一座平房背后。还算安静，只是气味不大好闻。

　　我对玲姐说：“许可佳来找过我啦。”

　　玲姐兴致勃勃的，说了一声是吗，接着一连说了几个好呀。我有点失望。不知道要不要说下去，正犹豫着，玲姐笑着催开了。

　　“我在等你往细里说呢。”

　　我把眼一闭，说了我跟许可佳见面的“过程”。

　　那是经过了篡改的“过程”。虽然并非完全说谎，但言不尽实。我没有完全说谎，是因为我还没有时间静下来处心积虑，及时出台一部完整的玲姐心态全攻略，更不可能对事情的发生过程进行完全的创新。我所做的，只是夸张了事件的某些部位，比如说许可佳对我怎样表示无所不在的好感而我又有心领神会的快感。这事情就在我自觉和不自觉的夸大其词、添油加醋之下，面目微妙的肿大和扭曲了起来。具体怎么篡改的，还是不要让我具体描述了吧……这实在是一件让我有些心虚和惭愧的事。总之，为了让玲姐吃吃醋，我是编了不少瞎话的。

　　玲姐不时让我停下来，问几个细节问题。吃的是什么，说的是什么，许可佳笑了没有，许可佳笑了几次，诸如此类。我全都毫不犹豫地回答了她。见她这样上劲，我心里忽然又有了一点小小的得意和兴奋。肚子里积攒了半天的话，一句接一句冒出来了。没多久，我感觉到这是另一个人在说话。一想到身体里还有一个人在潜伏着，我真是有些惊讶。

　　我一边打电话，一边在平房背后的空地上走来走去。我觉得自己的言语越来越轻浮，脚步越来越沉重。

　　玲姐那股劲头好像止不住，还翻出了上个周末晚上我送许可佳的事。又是我说什么，许可佳说什么，许可佳笑了没有，许可佳笑了几次。这次我决定说实话，把能记住的，统统倒给了她。

　　玲姐在电话那头停了停，然后怂恿我去约许可佳。玲姐说：“今天晚上就可以约她，不用等到周末她回请你。”

　　我说：“这样啊？”

　　玲姐笑了，说：“你怕什么？这样没错，相信我，我是这方面专家。我也不谦虚啦。”

　　“倒不是不相信你，我是不大相信自己。我是不是真那么有魅力呀？”

　　“魅力嘛，你也不用谦虚。我也懒得长篇大论表扬你了，免得你翘尾巴。”

　　“好吧，那就这样吧。反正我是不大信得过自己，只好相信你了。”

　　玲姐又笑了，“又乱说了。”

　　我也笑，说：“我脑子里面是有点乱。”

　　我仰起头，望着渐渐深奥的夜空，觉得玲姐的笑声直冲星阵。她一直在笑，刚刚发出的那一阵笑声，比起我今天所有的笑来，都太过明亮和爽朗。我的心里，开始一点一点涨起了委屈和怨气。

　　玲姐似乎没察觉到我的变化，继续给我鼓劲，她分析说：你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许可佳就说见过你，红楼梦里宝哥哥第一次见林妹妹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话。还有，你以为许可佳是什么人，她皮夹子里有好几张信用卡，哪里用得着你付什么车费啊，还有啊，一个女孩对你笑那么多次，不是因为她笑神经发达。还有——她忽然不说话了。

　　我也不说话。

　　附近有人开始练钢琴，僵硬的手指头弹得真蹩脚。街上没完没了地传来汽车开过的声音。灌木另一边，不时涌起孩子们捉迷藏的喊叫。不远处，一扇窗户忽然打开，被灯光照亮的蒸汽涌出来，一个女人探出身子大声喊着一个孩子的乳名，“吃饭啦！吃饭啦！”

　　时光迅速倒流，停住：我看见玲姐远远地走过来，手里拿着给我买的早餐，我趴在窗台上看着她，她在那个早晨一步一步走过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玲姐在电话那头叫了我一声：“小天。”

　　“嗯。”

　　“我只顾着自己呱啦呱啦的，你还没吃饭吧？”

　　“嗯。”

　　“你先吃饭去吧，以后再说这事好不好？”

　　“嗯。”

　　“你怎么啦，没事吧？”

　　“嗯。”

　　“你先吃饭去吧。我也快说累了。”

　　“嗯。”

　　她挂上了电话，我也挂上了电话，这次她没像往常那样说你先挂。她挂电话时，咔嗒一响，像什么东西给绷断了。

　　我呆呆地站了一会，绕到平房前面，气味更难闻了。这才发现平房是座垃圾站，金属铁门紧紧关闭着，一把缠绕的链子锁被路灯照得幽幽发亮。

　　回到地铁站，我坐地铁到崇文门换３９路，一路上闷着，尽量不去想自己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玲姐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

　　路过中国棋院时，想起有很久没见过常四段了，就下了车。常四段没有手机，没有传呼，要到棋院找他只能碰运气。运气好的话，下下棋，聊聊天，也许这个夜晚还不至于糟得一塌糊涂。

　　在棋院背后的教室里没找到常四段。Ｂ班有一个小伙子告诉我，常四段没来，这一阵子只有星期四才会来。我去D班门口站了站，朝那些东倒西歪的孩子望了一眼。玲姐刚来学棋时，就在这个班上。这个班上１０岁以下的孩子最多。有好几次我看见她端坐在一群孩子中间，神情很专注。也有好几次没看见她。跟她认识后，才知道她参加了好几个培训班，除了英语，还有舍宾，有美容，有英语，有电脑，有钢琴，有投资，有游泳，只有游泳和围棋坚持了下来。 　　

　　玲姐经常笑她自己到处当学生，只有在我身上才能当一回老师。她给我上“新好男人训练课之神奇三字经：我爱你”这一节时，真是诲人不倦。她说女人对这三个字的需求，剂量巨大。接着让我和她一起练习。这几乎要了我的命。我感觉我的声带打了结，舌头也打了结，但我不愿意让她失望，一个人偷偷苦练。终于有一天，我对她说：“我爱你！”虽然说得像个智障儿童，她还是笑得流出了眼泪。

　　我又回到Ｂ班，坐在一张桌子旁看人家下棋。两眼不时在教室里扫来扫去，日光灯下，一切还是从前那样，似乎没增加什么新设备，似乎我结业以后这里的时光就停止了流动。有那么一会儿，我真希望时光能够停止流动，莫名其妙的。

　　有人碰了碰我，是刚才告诉我常四段没来的那个小伙子。他把我手中的《魅力》杂志要过去，翻了翻，然后坐在一边看得直点头。看见我要离开了，他站起来，一脸依依不舍的表情。我立刻把杂志送给了他，对他说，我看过了，难得你喜欢。

　　这个小伙子很快结了婚。他在婚礼上半开玩笑的介绍经验说，他是用《魅力》杂志上的技巧，把女朋友追上手的。他的女朋友在Ｃ班。听说婚后过得还不错，小两口偶尔去棋院露一下面。

红楼月影

第三部分（5）乐小天

　　在垃圾站背后给玲姐打过那么一个电话以后，接连几天，似乎就摆脱不了那股难闻的气味。第一次跟玲姐编那么多鬼话，那么一个结果，难以名状的种种感受混合起来，在心里发酵。失望是有一些的，对玲姐，也对自己。羞愧也有一些，免不了问自己：如果我魅力十足，哪里还用得上《魅力》杂志里的那些小花招？

　　关于魅力，玲姐曾经说过：一个“新好男人”，加上一条含金量高的脊椎，魅力挡都挡 不住，走在大街上，脊椎会闪闪发光，人们一眼就能把他挑出来。

　　“新好男人”，我还远远谈不上。脊椎里的含金量，更是远远不够。

　　记得谈起这些的时候我刚毕业，去通信系统公司应聘过两次，都灰头土脸的回来了，玲姐那么一说，我更抬不起头来。 我不是不知道，玲姐不肯跟我建立共同的生活，并不是因为我无力撑起一个家庭。内心里我还是觉得，一个一无所有的男人，应该也没资格跟她纠缠。

　　上下班的路上，我坐在公交车里，望着满街跑的奔驰宝马，望着街边肃立的高尚住宅，常常希望自己的目光能穿透汽车的外壳和楼房的墙壁，看清那些富人来钱的门路。我觉得他们多数跟我一样，没什么过人之处，他们拥有的一切，我应该也能拥有。

　　通信系统公司的薪水还算不错，我每个月能存一点钱，可要靠薪水立业，就算手再紧一点，恐怕也是很远的事。也许，我应当像很多上班的男人一样，用业余时间搞点什么。觉得在围棋爱好上动动脑子应当像定式一样错不到哪里去，再往下想几步，自然就想到了去请教一下常四段。常四段帮棋院办培训班，虽然没拿到银子，办这种事的经验应该还是有的。

　　星期四下午，正想请个假去棋院，韩总的秘书打电话来了。她问我下午有没有空。我笑了，很想对她说没空。可我知道说没空也没用，她那么问一下只不过是礼貌而已，韩总既然让她找我下棋，就算我真没空，她也会打电话给部门经理，让经理取消我的工作安排。再说我也不想为难她。她姓林，是一个平和大方的中年女人，能替我着想的地方都会尽量替我着想，每次找我，都是先打办公室的座机，再打宿舍里的座机，都找不着了，才会打我的手机。我对林秘书说我马上就去。

　　坐在办公室里磨蹭了一会儿，一点一点调整心情。既然已经答应去了，我不想带着不快。路过洗手间的时候，我走进去，把剩余的不良情绪跟小便一起排泄掉。拿凉水拍了拍脸，朝镜子中的自己凝视了一会，直到睫毛上颤动的水珠落下了，才慢慢走出来。

　　我不愿意跟韩总下棋，不仅仅是因为他棋艺差，应该说他还谈不上什么棋艺。我也谈不上。也不仅仅是因为同事的议论，跟公司高层从不来往的人，也会有人议论。主要原因，应该是差不多每次他都有意无意地提到玲姐，有一次还笑着问我，能不能约玲姐来手谈一局。我也笑了，说试试吧。说完，心里一沉，能感到他的话一直压在那里。

　　我不知道这次他还会不会提到约玲姐来下棋的事，也不知道他提到了我该怎样回答。这事我跟玲姐讲过，玲姐说，告诉他，什么时候有空了一定去拜访他。

　　我没把这话告诉韩总，担心他会追着问“你表姐什么时候有空”，那时候回旋的余地更小了。韩总５０岁左右，分管财务和人事，是公司的元老之一。不下棋的时候，粗豪爽直，批评下级如同争吵，你不跟他争吵他还会不高兴。下棋的时候，却柔婉细腻，半目地盘也会让他鼻尖出汗。通常情况下，我相信一个有棋瘾的人会把自己的性格主流搁在棋盘上，不这样，棋瘾也就没有根基。对这样一个上司兼“棋友”，也许悬而不决就是最好的回答方式，拖一拖，没准他自己就会忘掉或改变主意。

　　不过，对此我也没抱多大指望。那次他跟玲姐下围棋，是他平生第一次领略跟一个美妇人对局的旖旎风雅。先是在棋盘一角试试探探，小纠小缠，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两条大龙，不即不离，一黑一白盘旋飞舞到天元一带，才正式开始长时间的激烈撕搏——妙手如天女散花纷纷落下——猛然，两块大棋僵硬不动……再斗几个或急或缓的回合后，才渐渐进入收官阶段，棋子落盘，几乎悄无声息。

　　走进韩总办公室，没看见韩总，宽大的弧形办公桌后面，一张皮转椅还没有完全停止转动。棋具已经摆在了长茶几上。里面套间里忽然传来轰隆的响声，是抽水马桶的声音。我从花架旁拖过一张椅子搁到茶几边，从棋盒里掂起一枚棋子捻了一会，啪地敲在厚木棋盘上，拿起来，再敲下去，觉得我一个人玩这么高档的棋具可能更畅快。

　　林秘书端着一盘水果走进来，说自己跟自己下棋啊。这才发现自己在复盘，已经把韩总险胜玲姐半目的那局棋摆了一半，听见套间里又一声轰隆，赶紧抹掉清空棋盘。林秘书泡了杯茶笑着递给我，问我能不能教她下棋。我说韩总就是现成的老师呀。她说，韩总教过她，可总是训她。我笑了笑，夸了夸她的衣服，岔开了话题。

　　差不多一个月后，我带林秘书去棋院找常四段。在常四段那里，林秘书做了不到４个月的学生，接着，做了不到４年的情人，再接着，跟常四段一起陷入了一个我不愿详细描述的悲剧。其实，我知道的也不多，我没想到：这样一个常常在宴会上周旋、在商界翻滚的女子，和一个几乎不食人间烟火、把人生搁在棋盘上的男子，两个人走到一起后，竟无处可去。

　　韩总从里间出来的时候，林秘书又提出了要跟我学棋的事，被韩总一阵哈哈打断了。林秘书站在一旁说笑一番，才轻手轻脚退了出去。我跟韩总继续说笑，天气，股票，围棋赛，除公司之外的一切。说说笑笑的，两个人就从隶属关系中慢慢退出来了，进入了可以对峥交锋的心态。

　　这次还是像上个月底一样，我让他两子。差不多每下一手棋，他都要凝神不动十几分钟才缓缓敲在棋盘上。有空闲的时候，我就琢磨他，想知道这样一个谨慎精细的人，究竟是什么逼得他在公司里那样毫无禁忌。我觉得他要干不长了，在食堂的餐桌边，有流言说他已经失势，总经理和另外两个副总正联手搞他。

　　一局棋直到晚上十点才收完官，我小胜。林秘书打电话让食堂送来了晚餐。韩总吃着饭，不时走到棋盘前去瞧几眼，一层微微发红的空气凝结在棋盘上面。他也真够顽强的，让我快速宰他的愿望没能实现，我只好学李昌镐的样子拿钝刀慢慢割他。下完了，他抹抹汗，说累得真舒服，像蒸了一次精神桑那。

　　这天晚上韩总没提约玲姐来下棋的事，让我放松不少。在送我回去的路上，林秘书却告诉我一个让我有点紧张的消息。公司决定抽调一批人去做销售员，名单中有我，地点可以挑，可以在北京本地，也可以去外地分公司，还可以拒绝不去做销售。正式谈话等人力资源部的经理出差回来。

　　我乱七八糟地想了一通，想不出为什么让我去做销售员。

　　我请林秘书把车停在河边，说要下去走走。

　　林秘书点点头，问我打算怎么办。

　　我还能怎么办，在这样的公司里,说我是一枚棋子都抬举了我。我笑了笑，问林秘书怎么看。

　　林秘书显得有些为难，她下车陪我在河边走了几步，朝河水中闪烁的光影望了一会，才说：“这事儿还真看不出什么，犯了错误的，让他去做销售员，要提拔的，也让他去做销售员。”

　　我没说话，幽暗中看不出河水在流还是没有流，有点臭味。

　　４年又４个月后，林秘书从她站着的地方下了水，一台沉重的电脑显示器吊在她脖子上。爱已离她而去，她不想独自活着受苦。她朝午夜的河心走过去，大约十几步后，她解开缠在脖子上的电源线扔下显示器走了回来。她实在忍受不了第四部分（1）乐小天

　　林秘书走后，我又沿着河走了一会，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回去躺在床上，抓了一晚上脑袋，还是没抓出个主意来。早晨上班，看见公司里有一批人像我一样恍惚。午餐后，看见另一批人聚在食堂背后的小树林里，沉重悲愤，有点要谋反的意思。不用说，上了销售员名单的也有他们。

　　如果不是拿准了要被提拔，在公司总部，几乎没有人愿意放下熟悉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去做销售员。销售员基本工资低，主要靠提成，通信系统的单子一般比较大，小单扣掉交通费等费用几乎没有利，几个月做不成一笔是常事。当然也有人做上了瘾，后来不肯回头做设计这一块。

　　我又一次面临比较大的选择，连着几个晚上睡不好觉。２０岁出头的时候，就是这样不经事，一件事情带到了床上，差不多就是在床上撒了一把棋子，硌得人找不着入睡的姿势。有几次想爬起来给玲姐打电话，都忍住了。我知道，给她打电话肯定会弄得她也睡不好觉，说到最后，却又未必听她的。

　　大学快毕业那一段时间，工作还是继续读研，曾经让我和玲姐都很头疼。玲姐的意见是，大学生就业很困难，我应该考研，最好拿到博士学位，她说她可以从精神到物质都一直支持我。我却希望早点工作，早点跟玲姐在一起过日子。我说上了十几年学也该上腻了吧。

　　玲姐和我没有继续辩论，完全是因为晚报上刊登了一条新闻：一个刚上大学的男孩爱上了一个比他大１２岁的女人，那个女人许诺男孩拿到博士学位后，就跟男孩在一起。男孩发奋读书，拿着博士学位证书去找女人时，女人还是不肯跟男孩在一起，男孩爬上了一座电视发射塔跳了下去。文章倒数第二段写道：“还没到塔顶，男孩停住了，拿出证书和博士帽撕碎，抛向空中……男孩比那些碎片先落地。”看到这条新闻后，玲姐好一会儿不说话，直到从震动中慢慢平静下来，才表示读不读研随便我。

　　她那么一说，我有一些欣慰，又隐隐有一些失望。有几秒钟，我倒宁愿她说：“你去拿个博士回来，我们就在一起，我决不会像那个女人一样说话不算话的。”如果她这样说，我后来大概就不会有什么去不去做销售员的烦恼了。但那几秒钟过后，我又很高兴她从来都没说过那一类话。就算是好意，那一类话中也有让人自卑的含义，至少让人忍不住联想和感觉到推委。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爱情发生，每天都有爱情结束，缘生缘灭，缘来缘去，我当然没有道理固执地将博士的结局与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重新审视了自己的处境，决定还是工作。我需要自立，需要按我的想象继续我和玲姐的故事。虽然青春期的迷狂是相同的，愿望和忧虑也相差无几，但那时我一直非常乐观的相信，我和博士会有非常不同的故事。

　　星期天，玲姐要我陪她逛商场，我没精打采的跟在她后面。我心里还装着去不去做销售员的事。我本该很新鲜的，我们有两年多没有一起逛商场了。刚认识的那一阵子逛过几次，后来，她不肯跟我一起去。这会儿她怎么突然来兴致了？乘自动扶梯上楼，我看见男装从她的手指尖无穷无尽地流过去，才意识到她是要给我买衣服。

　　我有不少衣服是她给我买的，这次亲耳听见她流畅地报出我的肩宽、腰围和腿长，心里一阵阵温暖和感动。这几年我每次过生日，她都要让我焕然一新。过１９岁生日时，我不肯要她买衣服，还小小地激动了一下。后来两次过生日我也就懒得激动了，反正拗不过她。这一天离我２２岁生日还有一个多月，恍惚中我却有一种过生日的感觉。

　　工作后，我用第一个月的工资给她买了条项链，没想到她会不高兴，弄得我也有一点不高兴了。我们闷了好几分钟。我陡然问她：我不能把第一次献出去，把第一个月的工资献出去也不行啊？ 她当场楞在了那儿，过了好久才一声接一声地叹气。那一阵子我说话没轻重，有时候冒一句出来，搁在谁心里都是那么咚地一下。 现在有时候我还有这样的毛病。我记得当天下午她就跑了出去,给我买了台笔记本电脑回来。打这以后，只要我给她买了什么东西，她必定买更贵重的东西送给我，弄得我后来什么也不敢给她买。

　　在男装商场转了两圈，我忽然感觉她有点不对劲，她走得太慢了，仿佛每一件男装都伸出袖子在拉扯她，不放她走过。她脸上有些离愁别绪一样的表情。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我心事重重的样子影响了她，打起精神逗了她几句，她也打起精神笑一笑。没多久，还是那副不对劲的样子。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一天，在玲姐为我找女朋友的时间表上，差不多已进入第二阶段。照她的设想，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从此以后跟我一起买衣服的应该是许可佳了。

　　现在回过头想想这一天买衣服的情景，我真有点难过。我的样子太没肝没肺了。当时，见她走得那么慢，我有一点心急，她每拿起一件衣服在我身上比划，我都要说好好好，就这件吧。她有时候摇一摇头，有时候说试一试。

　　不知道试了多少件衣服，还是没有令她满意的。有时候她会站在我身边，一动不动地望着试衣镜里我和她并肩站着的样子，让我弄不清她是在看人，还是在看衣服。我碰一碰她，她才轻轻地啊一声，拉着我走开。下一次再试衣服，还是这样。这一天男装层差不多每一块试衣镜里，都留下过我们肩膀挨着肩膀的身影。

　　终于挑上一件衣服了，她给我穿上。我从镜子里看着她。她绕着我，转来转去，然后站住，又朝镜子里望了好一会儿，才点头说还行，还得再挑一件。她的精神好像一下子好起来了。

　　我一直有点怀疑商场混浊的空气里，含有什么带性别歧视的化学物质，不然为什么男的会越转越没劲，女的越转越来劲呢？当然我说的是大部分男的和绝大部分女的。有那么一会儿，我真的希望早点买完东西离开，她却还是那样慢悠悠地走着，脑袋转来转去，看了左边看右边，看了右边看左边，还不时停下来，摸摸一件上衣的领子、扣子、衬里，试试一条裤子的拉链。

　　总算是买完衣服了，她又往鞋帽间那边走，又是挑来挑去。挑好久，才蹲下来帮我穿上一双新买的皮鞋，还重新穿一次鞋带。弄得我感觉自己像个第一次去上学的孩子一样。

　　我嫌她系得太慢，说还是我来吧。

　　她皱了皱眉头，问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急着要办。

　　我说：“没有呀。”

　　她说：“我觉得你好像有事，心神不定的样子。”

　　我说：“真的没事。”

　　她看了看我。我干咳了一下，抬头、挺胸、微笑。她说：“好吧，现在我相信了。没事就再转转吧，才刚刚进来呢。”

　　这也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她发现我心里有事，肯定会问到底。这次，她肯定发现了我心里有事。还有，以前她看出我不情愿转了，即使她正上劲，也会说她累了，主动提出离开。 但这些不对劲，当时都被我忽视了。我真是太粗心了，一点也没往心里去。现在想起来，一个年长女子跟一个年轻男孩在一起，年长女子付出和忍受的时候的确容易多一些。除了年轻外，也许我能为自己辩解的，就只能说是那个做不做销售员的事当时把我搅晕了头。

　　那件事的确让我心神不定。我们再次回到男装层转悠的时候，我还在分析，在推理。我犯错误了？连着几个晚上，我在脑子里反反复复地扫描着，也没检查出一个能摆到公司会议桌上去的错误。要提拔我？这个自知我应该还是有的：资历太浅，又无重大贡献。那么，是谁又是什么原因要折腾我？可能是韩总，也可能是韩总的对头。就算是韩总，什么意图还是不明白。这事儿要是搁在棋盘上就好了，一切都明摆出来，看看全局，就能大致明白对方每走一步的目的,至少自以为明白。可是，在公司里，我位置太低，视野太有限。

　　再一次从镜子里看见我和玲姐并肩站在一起时，我忽然想到，没准这事跟玲姐有关系。韩总曾几次要我约玲姐下棋，我都没有明确回话。

　　也许，我应该跟玲姐谈谈这件事？这个念头，一升起来，就像一把火升起来了，烤得我的脸发烫。压下去，它又升起来。

　　终于从商场里走了出来。快分手的时候，玲姐轻轻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说：“上次在电话里说的事，嗯，也不知道你后来约许可佳没有？”

　　我心里跳了一下，知道她说的是我在垃圾站背后给她打电话的事。她是不是已经知道了我当时在编鬼话？有什么东西在胸中拱了拱，要冒出头来。

　　我说：“没有。”

　　“还是给她打个电话吧，老让女孩子主动,多不好。”

　　“她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

　　“没有没有，她什么也没有说。”

　　“你是不是跟她说什么了？”

　　“没有没有，我会说什么？要说什么你自己给她打电话好了，别指望我会传话。”

　　她一直在笑着。

　　我松了口气，看来她还没跟许可佳谈起过这事。公交车来了。我的心跳又一点一点加快。销售员。韩总。下棋。羞耻。这几个词像青蛙一样在舌头上蹦来蹦去。

　　玲姐朝公交车走过去的时候，我拉了她一下。

　　我说：“有空的时候……我会给许可佳打电话的。”

　　阳光下，她好像很开心，笑了一下。攀上车门，还回过头笑了一下。

　　说不清为什么，看见她挤公交车的样子，我心里忽然有点疼。

河水的臭气，趴在岸边的石阶上呕吐起来。

红楼月影

第四部分（3）乐小天

　　我们好像和好了的那几天，玲姐给我打电话，不是不冷不热的，就是忽冷忽热的。她主动给我打电话次数也比以前少很多。

　　现在回头看过去，玲姐很可能是有意的。她有意冷谈我，给我们的关系降降温。应该说，火候把握多数时间是恰到好处的。

　　当时，我对玲姐的计划一无所知。那种不咸不淡的交往，在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不过，我也没怎么打电话过去，不是要赌气，而是那一段时间，公司里的气氛让我的神经绷得太紧。我怕自己一不小心，又惹恼了她。

　　人力资源部的经理回来了，正挨个儿找人谈话。还没轮到我。听说原先确定了去做销售员的人，有几个活动了一下，就从名单上下来了，我琢磨着自己要不要活动活动。在公司食堂里碰到过一次林秘书，透了点意思给她，她只是低着头笑，不肯正面回话。见她这副姿态，就打消了请她帮忙的念头，我不想弄得她和我都很尴尬。有时候我真想直接去找韩总，又觉得我去，不如让玲姐去。但直接跟玲姐谈这事，我又没纯真到这种程度，或者不纯真到这种程度。

　　星期四，玲姐在电话里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星期五这天，我穿着一件咖啡色衬衣去摸奖，结果中奖了，大奖小奖不清楚。她要我星期五一定穿那件咖啡色衬衣去上班。星期五我还没出门，她就打电话来了，问我是不是已经穿了咖啡色衬衣。接着，问我是不是穿了黑色西裤和方头皮鞋。她说刚刚想起来梦里我中奖时穿的就是这一套。我也想起来了，这一套，正是上个星期天她为我买的那一套。

　　一般说来，我不愿意一身新崭崭的出门，觉得那样不自在。但这天，我就那么不自在地出门了。我不想说她迷信，不想在这样的问题上让她不高兴。

　　大三那年，不知道玲姐从哪个道士手里弄来了４枚画了符的围棋子，拿红丝巾包得严严实实的。她留下了一枚黑的一枚白的，给了我一枚黑的一枚白的，还告诉我一套复杂的放置程序和种种妙用。我笑她迷信。她说她就是迷信，要我帮个忙让她安心。听了这话，我心里很感动。这两枚棋子一直在我钱包里搁着，哪个时辰放在哪个口袋里实在太难记了，幸好她也没有认真查问。

　　那个时候，我不大信命，不信一个人会被命运随机耍弄。如果一定要信点什么的话，我更信个人奋斗。用一个朋友的话来说，那时候，我年轻得不相信自己只是一个人。

　　刚走进公司大楼，背后伸过来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吓了我一跳。接着听见一阵嘿嘿的笑声，不用回头，已经听出来是同事阿伍。

　　 阿伍说：“思考什么大事哪，喊了几声都不理人。”

　　 我笑了，说：“还真有个大事要问问你。”

　　阿伍是我同班同学，还同宿舍。他比我晚一个月进公司，公司里的人头却比我熟。正想跟他说说做销售员的事，听见一个女孩在电梯门那边喊阿伍的名字。那个女孩一只手摁着电梯按纽，跺着一只脚，喊快点快点。

　　阿伍问我：“那个小妞怎么样？”没等我回答，他笑了笑，又说：“要不要我介绍一下，很容易上手的。”

　　我也笑了笑。那个女孩我见过几面，是资料室的，不知道真名是什么，有时候听见同事在背后议论她，叫她“粘糊小妹”，说她很容易糊里糊涂的就粘上一个男人。进了电梯，阿伍跟粘糊小妹调笑了一番，然后给我和粘糊小妹作了介绍。

　　粘糊小妹研究了我几秒钟，好像拿不准是不是认识我。过了一会儿才对阿伍说：“他不就坐你旁边的格子里嘛！你好像说过他有点纯情吧？”

　　阿伍坏笑了一会，说：“纯情不纯情，试试就知道了——要不你亲自来一口试试？”

　　粘糊小妹扭怩了一阵，“那不太好吧？我也很纯情的哦。”又扭怩了一阵，猛地张开鲜红欲滴的嘴唇凑过来了。

　　我赶紧转过脸，冲着电梯的玻璃墙壁。那一瞬间，我真希望镜子里的我，才是真的我,留在电梯里的我，只是幻影。

　　阿伍哈哈大笑：“没错吧！没错吧！”

　　我和粘糊小妹也笑了。他们又开始打趣我的新衣服。粘糊小妹摸着我的衣服问我，穿这么漂亮是不是要去相亲。我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只有躲着她。我不是故作纯真，那时候我的确就是那个样子，碰到开放一点的女孩碰一碰我，我就很紧张。

　　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称得上纯真的东西大概所剩无几了。

　　多年不见的同学见到我，一般都会欣喜地拍着我的肩膀说：“老弟，你成熟了！”班上我最小，同学一般都称我老弟。也许是他们觉得我构不成威胁的缘故（女同学当时都声称：决不找比她们年龄小的），在男生中我人缘不错。住一个宿舍的同学甚至为我还不是一个男人而认真地忧虑。在他们眼中，没跟女人发生过关系的，都不算男人，长胡子遗精都只算是男人可有可无的附加标准。睡我上铺的阿伍最上心，曾为我的初夜募捐，到毕业时集资额已突破１０００元，最后只好用这笔钱为最后一次聚餐埋了单。

　　下午阿伍的脑袋从隔板那边冒出过几次，问我有什么重大的问题要请教他。还说他端了半天师兄的架子，一直没见人来请教，急死他了。我给他写了个纸条，告诉他这事在办公室不好说，以后再说好不好。

　　他一副心有不甘的样子，见我桌上的电话响了，才闭起嘴巴怏怏地缩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电话是玲姐打来的，她说今天晚上丁当请客，要我们一起去香山度假村打牌。 我连着说了几遍我不去，还说要去你自己去。

　　玲姐笑了，说也好，随便你，明天你要是愿意来家里，就来吧，我中午应该能回来了。要是没回来，你就自己弄吃的，反正我已经做好了放在冰箱里，你热一下就行了。

　　我嗯了一声，觉得她说话的声音有些奇怪，忽冷忽热的。放下电话，刚想琢磨一下，电话又响了。

　　这次是个陌生的女人，自称是热带丛林餐厅的经理助理。她一开口就热烈祝贺我，说我的手机号码被抽中幸运奖了，餐厅将免费为我提供一顿豪华的周末浪漫晚餐。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吓了一跳，想起玲姐说过的梦，这也未免太灵验了。接下来，觉得她在骗我。谁都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晚餐似乎也不应该例外。以前也接到过这一类电话，没想到这类人现在越来越坦然地浪费我的手机费了。本该训她几句，后来觉得她声音还不错，就笑了起来，对她说了一声谢谢。女助理也笑，要我确定晚上去不去，以便预留座位。 　　　　

　　在我的印象中，热带丛林还算个有名气的地方，阿伍曾说起过：“哇，很in的部落！那里的waiter都打扮得像人猿泰山!玩一夜情的小妞和老妞都喜欢去。”

　　阿伍的话我向来不大信得过，不过英汉夹杂的措辞能勾起我的好奇心。拿铅笔敲了敲脑门，似乎能看见头上升起了两个带字的圆圈，像漫画里表现人物对话或内心活动的那些圈圈一样。一个圈圈怂恿我去热带丛林里放松一下，这些日子神经绷得太紧了，况且今晚玲姐不在家，你也没什么地方好去。另一个圈圈里写着不去，还有种种理由。我从钱包里掏出两枚围棋子，双手捧着摇了一阵，然后闭着眼睛抓出一枚，猜黑白。 　

　　刚认识玲姐那会儿我们经常猜黑白，决定去河边下棋，还是就呆在棋院里下棋。她永远挑黑色，剩下的白色只好算我的。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做了手脚，反正去河边的次数，比呆在棋院里的次数多得多。有时候分明是白色，她偏不算，说重新来过。那会儿她还不怎么在乎把小女孩的一面露出来给我看，在她家里下棋，让两子输了，手在棋盘上一抹，憋口气鼓着腮帮子恨恨地盯着我。认识后的第二个月，每次做清洁，我们都能从沙发下面或别的角角落落里扫出棋子来。后来，我成了她的非正式老师，目标是把她从D班那一堆孩子中拯救出来。可我发现，她对棋理什么的越来越不感兴趣，她喜欢的，就是她自己下棋的那种样子，就是正襟危坐，伸出两根纤纤玉指夹着一枚晶莹圆滑的棋子，轻轻敲在硬木棋盘上的那种感觉。在她家里下棋，她总要坐在能从镜子里看见她自己的地方。在河边的柳树荫里下棋，有观棋的走过来，她便很淑女地凝神沉思，半个小时对她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长考。 　　

　　我打开手心，是白色棋子。 我对热带丛林的女助理说，我去。

　　那个助理说了一通感谢光临之类的套话，接着，告诉我将有一名女士（也是幸运顾客）跟我同桌，还把女士的手机号码说了一遍。那个号码有点熟，我听得不是很清楚。女助理后来说话的速度越来越快，把最后一个字送进话筒后，似乎耐心也耗尽了，咔嚓一声挂上了电话。 　　

　　打开电子通信簿，正想查一查，阿伍的脑袋又从隔板那边冒出来了：“这么说晚上有约会了？” 　　

　　我唔了一声，没有跟他细说，怕进一步勾起他的好奇心，要跟我一起去。他喝多了酒的时候太闹了，大说大讲，哭笑不定。 　　

　　阿伍抓了抓脑袋，说他本来想找几个人晚上一起去三里屯泡吧，找了半天都有安排，“看来俺是越来越孤单了。”我心里动了一下，他毕竟是我的同学，我说：“跟我一起去热带丛林吧？”他眼睛亮了亮，摸了摸耳朵，摆摆手说算了，“你有约会，我去干什么？不是弄得你很悲壮，就是弄得我很悲壮。”他翻一翻眼白，缩回到他的小格子里去了。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他在给前女友打电话，大意是：如果前女友肯跟他一起去蹦迪，他将送一条裆部开洞的连裤袜给她，“刚上市的风情新款哦！”

　　阿伍的前女友，我见过两次，直发，白净，看上去是个很文静、很纯情的女生。阿伍却说她其实那方面很不纯情，很不文静，听得我好几个晚上连做花梦。

　　阿伍在仙踪林过生日那天喝多了，对我和几个同事说起了他和前女友做爱的事。他说他俩曾在迪吧的舞池边来过一次，就坐在酒桌边的高脚圆凳子上，我真的有点吃惊。我眼前出现了迪吧激光闪烁、人头攒动的情景，想象不出他俩是怎么办到的。没敢多问，怕露出浅薄。他也没说具体细节，谈笑间不停地转换着做爱地点。我还是头一回知道地点在这种事里的重要性，什么出租车后座飞机洗手间湖上小船等等。我觉得他多少有些吹牛，不过也不一定，也许他俩后来就是因为技穷才散伙的。 　　

　　还没到下班时间，阿伍就喜孜孜地走掉了。我觉得他可能是通过什么过硬的关系才进公司的，不然，照他的表现和潜力，怕是早就干销售员去了。我不敢像他那么嚣张，打算老老实实呆到下班时间才离开公司。闷坐了一会，想起我已经是半个销售员了，拎起包就走了出去。

　　在地铁里买票的时候，一枚黑色棋子从钱包里掉下来，摔了一道很细的裂纹。去热带丛林餐厅的路上，我一直握着这枚棋子。

　　照道士的说法，这四枚棋子的妙用之一是通灵，能测出感情深浅。一个人把棋子放在手心里，在心中告诉对方棋子的颜色，然后让对方猜黑白。男女连续猜对３次，达到３年情人标准。连续猜对６次，有６０年夫妻缘分。我和玲姐的最高纪录是连续猜对9次，那天她一反常态，狂喜不已，我也很兴奋,在沙发上使劲乱颠，飘飘然这个词远不足以形容我的情绪状态，有一会儿我觉得长沙发跟我们一起飘飘然了，长沙发缓缓升起来，长沙发从窗口飘出去，长沙发载着我们浮在城市上空，祥云铺到天际,像床单上的图案……我解开了她身上的一颗扣子，我又解开了她身上的一颗扣子，我解开了她身上所有的扣子，她只是笑，笑，笑，完全失去了阻止的力气，她的身体在那个下午一点一点敞开了——突然坍倒的沙发把我们从心身俱醉中吓醒过来，假如不是这样，那天我们应该会结合在一起。

　　现在回过头看看，突然坍倒的沙发，在那种时候……假如不是发生在我身上，这种事就有点可笑了。每次从喜剧片里看到类似情景，我都会笑出声来。打这以后，玲姐再也不肯跟我玩这种游戏。想起这个，我心里有什么地方裂开了，涌出来一股说不清的滋味。

　　到了热带丛林门口，一个头上插着野鸡毛，脸画得好像《我是谁》中的成龙的侍者模样的人迎上来，领着我穿过两旁画着巨大的动植物、到处吊着藤蔓的门廊。刚在一棵大树下的木墩上坐下来，一个头戴豹子面具、穿着豹纹短裙的女孩就蹦蹦跳跳地走过来了。 　　

　　她对我说：“我到处掐了一下，这些树都是真的耶！”

红楼月影

第五部分（1）乐小天

　　我刚走进餐厅时，就给迎面扑来的绿色掀了一下。上千平方米的餐厅里，到处都是树和藤蔓。心想老板真够下本钱的，差不多把某一处热带丛林搬到北京来了。回过神后，才想起应该怀疑一下这些树的真实性。本来也想掐一掐的，但没动手。门廊那儿有一块“请勿攀折植物”的牌子。听女孩说都是真的，我朝女孩笑了。 　

　　女孩声音嗲嗲的，举动像头轻捷的雌豹。

　　她看了我一眼，问：“我可不可以坐这儿？” 　　

　　我望了望一名刚走过来的侍者。 　　

　　女孩马上又说：“没关系啦，没关系啦，你朋友来了我再走就是啦。” 　　

　　我脑子里闪过了一道亮光，叫了一声：“许可佳。” 　　

　　女孩立刻乱叫乱笑起来，像个正在藏猫猫的孩子给逮着了。她取下豹头面具，质问我：“知道是我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这下把我问住了。那道亮光闪过之前，我并不知道她是许可佳。说脑子里闪过一道亮光，当然是模仿一些小说书里的说法。看见了许可佳，我多少有些惊奇，也有一些兴奋。显然，关于幸运顾客之类的电话，很可能是许可佳导演的了。我笑了起来，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

　　幸好许可佳并不是那种问你话，就一定要你回答的女孩，我正想着怎么对付过去，她就已经说开别的了。

　　许可佳先夸了一通我身上的咖啡色衬衣，接着夸了一通我的西裤和皮鞋，最后摇头晃脑地笑着，说：“这里就只有你很特别哦。” 　　

　　不用转头四处看，我知道她的意思是什么。餐厅里，大部分客人都装扮成了丛林动物，散坐在水墙边、树下和林中空地上。但我觉得那种装扮有些傻气。我问许可佳，我能不能不穿戴那些东西。许可佳说不行不行，招手把侍者叫过来，问有没有打扮成公豹子的衣服。

　　这个侍者腆着大肚子，做出一副酋长的样子，说当然有啦。然后带着不容置疑的高贵气度，点头，微笑，走开了。 　　

　　许可佳问我：“晚上没别的安排吧？” 　　

　　我说：“没有。这里挺不错的。” 　　

　　许可佳笑了，说她也觉得挺不错的。还告诉我，上个月客户请她，来这吃过一次，当时她就想到处掐一下，看这些树是不是都是真的，没捞着机会。这次，她差不多每棵树都掐了掐。有个侍者想阻止她，她跟人家小吵了一架。她说告示牌上只写着不许攀折，没写着不许掐呀，结果侍者拿她没办法。也正是因为那个侍者激了她一下，她才非闹着要把每棵树掐个遍不可。有几盆据说是直接从美洲运来的吊萝，由于大堂经理出面，她才放过了。末了许可佳问我：“怎么样，本姑娘厉害吧？反正我觉得这一架是我赢了！” 　　

　　我心里跳了一下，想起金庸笔下那种热衷于斗嘴的人，平时没事都要撩拨别人，何况还占着一点点歪理。一想到许可佳嘴皮飞快翻动、精神越来越旺的样子，我就想笑。再想一想，心里又跳了一下，笑不出来了。觉得这个姑娘我惹不起。以后，她要是知道了我跟玲姐是怎样说她的，我还不知道要遭受怎样的一劫呐。 　　

　　酋长侍者走过来了，拿着豹纹裙子和豹纹帽子，问我怎么样。

　　裙子我坚决不肯穿，帽子是许可佳直接扣在我头上的。她一只手还在帽子上压了一会，我只好戴上了，算是配合一下气氛。她给我扣帽子的时候，我看见了她的膝盖，她没穿这个季节女孩子常穿的那种长丝袜。

　　许可佳的五官长得还算凑合，没想到这双膝盖却不能小瞧。很多长期坐办公室的姑娘一站起来，膝盖那儿就堆起了难看的皱褶，但许可佳站直的时候，膝盖依然圆润光滑。 　　

　　玲姐曾告诉过我，一个女人的脸皮很容易涂得红红白白的，你只有拉她去太阳底下照一照，才看得出有一层化妆品浮在上面。膝盖不同，只要敢将膝盖露出来，皮肤的品质就暴露无遗。

　　玲姐的膝盖保养得很好，经常用含果酸的乳液轻轻按摩。正式认识她的那一天，我正盘腿坐在棋院里打棋谱，一双漂亮的膝盖出现了，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眼前，停在照进来的阳光中。几年以后，我曾想过哪一天离开公司了，如果不搞围棋培训班，就专门开一家膝盖美容院，只要广告跟上去，生意一定不错，世界一定更美好。

　　这天晚上，我可能朝豹纹短裙下面的膝盖多看了几眼，引起了许可佳的注意。起先，许可佳把一只膝盖收到另一只膝盖后面，接着，两只膝盖轮流往后收，再接着，两只膝盖都坦露出来了。 　　

　　菜端上来的时候，许可佳说：“我自作主张点了餐，你可别嫌不好吃哦。”说完马上用手背挡住了嘴。我望着她笑，她很快又镇定自若了。摆在大树桩上的菜，多数其实很平常，不过是牛排、汉堡之类，被叫不出名字来的叶子围着，裹着。没有刀叉，只有两根细树枝，我用叶子包好一块牛排拿起来，才吃了几口，就发现许可佳的那一份只剩下一堆没肉的骨头了。我说：“我给你一些吧。”许可佳直摇头，说了一声谢谢，“吃到最后一块我才尝出来好难吃，这么难吃的东西敢这么贵，一块牛排值一头牛钱了，恨不能再掐一遍这些树上的叶子。”说着又用手背挡住了嘴，停了一会才告诉我：“其实不该用叶子当盘子，在热带雨林，叶子可是土著人的手纸。” 　　

　　我还没吃完，盯着这些用叶子包着的东西。

　　后来许可佳谈到了星座，问我知不知道金牛座的最佳伴侣是什么座。我是金牛座，从来没研究过最佳伴侣是什么座。许可佳让我一定查一查。接着，要我一起玩一种心理测试游戏：给我一个假定的情境，然后问我会有什么反应。我老老实实回答了，事后才知道她是在测试我对爱情的态度。我不知道分数，她没有说，她只是笑。 　　

　　音乐声突然变小了。一个巫师打扮的人走出来，宣布丛林聚会将进入高潮，餐厅将选出一对客人成为今夜“美洲婚礼”的主角，选上的将免掉餐费。不少人跃跃欲试，有些本来不认识的男女也速配成对，但最后还是我和许可佳给选中了。鼓声突然响起，来了一群打扮成土著人的侍者，围着兽皮或树叶子，不由分说把我们两个人抬了起来，又唱又跳，还给我们灌一种味道有点苦又有点甜的果酒。那果酒劲不小，入口很顺，上头很快。顾客起着哄，让我亲许可佳，给许可佳带上花环，最后让许可佳骑在我脖子上进洞房。我没料到许可佳会这么沉，头晕晕乎乎的，急着问巫师洞房在哪儿，巫师大笑着指着通向大街的门。我驮着许可佳摇摇晃晃地走出去，耳朵里灌满了鼓声、欢呼和爆笑。

　　给街上的风吹了吹，脑袋清醒一点点了，发现许可佳的手还在我手上。

　　我不记得她的手是怎么到我手上来的。把她从肩膀上放下来后，我们的手很可能就没有分开过。她的手很小，很热，很柔软。头一回牵着一个成年处女的手在春夜的街上走着，我觉得又舒服又难受，不知道是该握紧，还是该松开。后来松开过一次，她又悄悄塞回我手中。

　　有那么几分钟，我想起在餐厅里刚见到许可佳的时候，我还因为曾经编过她不少鬼话而惭愧，这会儿不知道我是惭愧还是不惭愧了。

　　在街灯里转脸看看许可佳。许可佳双眼迷离，脸上正浮着梦幻般的笑容。这个女孩真让人捉摸不透，清醒时，能噼噼啪啪说个不停；喝了一些酒，经过一场喧闹后，竟这样沉静。 　　

　　很多年后，想起这个夜晚，我依然说不清自己当时是怎么回事，仿佛那些神秘的土著果酒依然在起作用。我问自己：假如，那个自称是助理的女子给我打电话时，我就知道将要同桌的幸运顾客是许可佳，我还会不会去餐厅？我无法给出肯定的回答。假如，当时我知道我和许可佳之间，会发生后来的一连串事情，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不会去。但是，人人都知道这样一句话：“历史没有假如。”对于个人经历来说，也是如此吧。

　　夜色中的北京看起来很破碎，华灯闪耀，黑暗东一块西一块的。我们从一盏路灯下面经过时，一样东西“啪”地掉在了我头上。我抬手摸了摸，粘乎乎的。仰头看了看，月明星稀，一只乌鸦站在电线上一动不动地望着我。

　　这是几乎停顿的一分钟，我心里充满了莫名的敬畏，仿佛夜晚出现了一条裂缝。我站住了，意识到有什么事应该停下来，就停在这儿，不能再往前走。

　　许可佳迷迷糊糊地问我：“怎么啦？”声音像刚睡醒、嗓子还没有敞开的幼儿一样。我心里不可抗拒地融化了一块，我握了握她的手，说：“没什么，没什么，走吧。”就这样我们又一起往前走了。她温驯地随着我，好像随便我把她牵到哪儿去。

　　我穿过自行车道走到马路边，招手叫了一辆的士，让许可佳坐进去。关上车门，发现车顶上有一摊鸟屎一样的东西，又打开车门把许可佳拉了出来。另打一辆车，看见她还是那副迷迷糊糊的样子，我不大放心，就跟着上了车。 　　

　　把许可佳送回家后，我坐原车回到了住处。在水池子里洗了洗头，头在水龙头上碰了一下。后来干脆去洗澡，差点滑倒了。在镜子前怔怔地站了一会，眼前又浮出许可佳婴儿般软绵绵的笑容。她下车后，我对她说：“我走啦。”她就那么笑了一下，只说了一个字：好！

　　上床前接到了一个电话，我喂了一声，对方就挂掉了。我朝电话呆呆地望了一会儿，胸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歉疚。

　　我靠在床头拨通了玲姐的电话，电话那边传来了打牌的声音。我说是我。玲姐啊了一声。打牌的声音迅速变小了。

　　玲姐问：“还没睡啊？”

　　“嗯。”

　　“是不是有急事，小天？”

　　“没有。”

　　“没有就睡吧。明天我给你打电话。那边正催我出牌呢。”

　　“好吧。”

　　挂上电话，我意识到玲姐在电话里没有笑，这是很少有的事。我走到窗前站了一会。看不到香山那边的山影。城西上空有一块很大的浮云，金黄，明亮，低低地悬着，低低地翻滚，像许多人的梦纠缠在一起。

红楼月影

一夜酣睡。睡前，本来想深刻反省一下的，酒劲，长时间散步，兴奋带来的疲倦，却让我很快睡着了。

　　醒来后，已经弄不明白昨天晚上发生的事，算怎么一回事。躺在床上一点一点回味，觉得我和许可佳之间，好像也没什么事。至少，没有明明白白地说出来。我那些感受和联想，也许只能说明我自己小题大作，或自作多情。手拉着手，对开放一点的女孩来说，也许跟社 交场合的握手一样没多少感情含量。这么想一想，心里轻松多了。

　　起床去阳台上看了看，才知道下半夜下了一场雨。地上是湿的，空气是湿的，到处都是湿的。气温低了好几度。

　　我哪儿也不想去，可又不知道一个人这么呆着能干什么。对着镜子照一照，有点厌烦自己那副精力过剩的样子。在屋子里转了两圈，想起玲姐说过她中午能从香山回来，决定还是去她那边。

　　把换下来的衣服塞进一只大纸袋，打算带过去洗一洗，忽然闻到一股酒味，心里悠了一下。餐厅里那些人太能闹了，灌酒的时候，一定有一半洒在了我的衣服上。想了想，又把纸袋搁下了。

　　路过棋院的时候，看看时间还不到九点，我下了车。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好像都在把我往棋盘里推。我也有很久没畅畅快快下过一盘棋了，很想一头扎进黑白世界里不出来。

　　去Ｄ班门口站了站，学棋的还没有来，教室里没有开灯。我又想起了玲姐在这间教室里听课的情景：她端坐在一群东倒西歪的孩子中间，神情很专注。有很多次我从门口走过，脚步放慢，希望她能注意到我。但我们正式认识之前，她似乎从未看过我一眼。后来我们比较亲近了，我问她是否看到过我从Ｄ班门口走过，她笑而不答。谈起这件事的时候，我已帮她升到了Ｃ班，她已不怎么来棋院上课。当然，我也不怎么来了。有一阵子我们俩不约而同地希望远离人群。

　　刚要离开教室，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转过身看看，一张课桌后面冒出了一颗乱篷篷的脑袋。再看看，认出是常四段的脑袋。我们互相“嘿嘿”两声，算是打过了招呼。走近些，才发现常四段睡在几块拼在一起的棋盘上，腿上还搭着一件旧军大衣。

　　常四段拉亮日光灯，点上了一支烟。他告诉我说，昨晚他被老婆赶出来了。接着，摸出一副棋子，说下棋下棋，看看你有没有一点长进。走了不到十手，常四段直摇头，问我到棋院里来做什么。我想了想，说除了来下棋，就是来请他收一个学生。接着把林秘书的情况和我在公司里的情况简单说了一遍。常四段一听林秘书不能按时来上课，需要单独辅导，而且林秘书还不见得会帮我，他只抽烟不说话。过了几分钟，才说，让她来试试吧。又走了不到十手棋，常四段又摇开头了，问我还有什么事。我意识到，我的手和他的手在棋盘上交谈的那种感觉已经没有了，我看了看自己的手，说我想搞一个围棋培训班。常四段又抽了一会儿烟，没说话。烟缕从他的鼻孔里不停地流出来，他的声音终于在一团烟雾中响起来了。他说，这种班搞起来容易，搞下去怕是不容易，不过也可以试试。再走几手，常四段停住了，说你心里还有不少事啊。我把棋子抹掉，说对不起，我自己先静一下。

　　我对着一张空棋盘，盘腿坐着，能看见红尘在我和棋盘之间翻滚。坐了半个多小时，还是没静下来，这才知道我已经失去了一头扎进棋盘的能力。围棋，像童年的许多游戏一样，好像离我很遥远了，心里有一些悲哀。我站起来，看了看常四段，不知道说什么。常四段已经写好了《围棋培训班备忘》，递给我，他说今天是没法下棋了，改天再来试试吧。

　　常四段送我走出棋院大门，朝护城河上漂浮的垃圾望了一会，说：“再忙再烦，静坐的功夫不能丢了呀！”静坐，是常四段教我的入门功，如果连这个也丢了，那就是说我在棋院里什么也没学到。我觉得很对不起常四段，想对他说点内疚那一类的话，但脑子里纷乱不堪，再加上我本来就不如常四段生性坦荡，也就不知道从何说起。常四段挥挥手，说：“自己多保重，走吧走吧。”

　　离开棋院，坐公交车去玲姐家里，已经十二点过了。在楼下往她家座机上打了个电话，没人接。我想，玲姐这次在香山呆的时间可真不短。上楼的时候，我掏出钥匙捏了几下，捏得手心微微有点疼。

　　我和玲姐正式认识的第二个月，也许是第三个月，一起去香山看过一次红叶，回来的当天晚上，玲姐就把这把钥匙交到了我手里。

　　照流行的说法：香山，是我和玲姐第一次亲密接触的地方。那天下山的路上，我们去半山腰一片草地上坐了一会。我有点累，就躺下了。玲姐挥着一片红叶替我赶蚊子，赶了一会，她也躺下了。红叶搭在她脸上。我记得那天她一身雪白衣裙，给红叶黄草一衬，鲜明动人。我望着她，然后我可能睡着了，也可能是半清醒半迷糊状态，反正不知道怎么的就把头枕到了她肚子上。她立刻坐了起来，把手搁在我头上说：“小东西，这么会找枕头呀？”手却没有挪开。起先，我以为她是要搬开我的头，没想到她的手搁在我的眼睛和额头上，就搁在那儿不动了，仿佛是要替我挡住太阳似的。我忍着没翻身,能感觉到有个小虫子在心里爬、爬、爬，痒痒的。然后，我沉浸在从未有过的温暖安详里，睡着了，就像是给太阳晒化了。

　　回到她家里，她刚打开门，顺手取下一把钥匙交给了我。她说怕我以后来，她不在，我又会傻傻地坐在楼梯上等她。我是坐在楼梯上等过她一次，有个邻居还警惕地看了我好几遍。接过钥匙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小块金属真的有点沉。 　　

　　这天玲姐家里一片寂静。我正换着拖鞋，冰箱突然启动的声音让我激灵了一下。我有点饿，打开冰箱看看，里面果然有做好了的饭菜，其中还有我爱吃的鱼和我爱喝的排骨藕汤。胃和心里立刻踏实了不少。我觉得一切并没有改变，玲姐只不过在香山打打牌而已。我坐在餐桌边吃饭的时候，忽然有点羞愧，差点又叫鱼剌卡着了。虽然说不清昨天晚上跟许可佳算怎么回事，但我并不是不知道，自己的一些举止确实有些轻浮。

　　傍晚，我正对着一张空棋盘练习静坐，玲姐回来了。在此之前，她没有给我打过电话，我也没给她打过。看见她一副病怏怏的样子走进来，我吓了一跳。她眼圈发黑，进门时扶着门框都没站稳，抖得像一片风中的树叶。我脸上的表情可能也吓着她了，她强打精神朝我笑了笑，说她没事。还说，就是打摆子，她摆几下就安稳了。

　　这天是丁当送玲姐回来的。丁当找着地方停好车后，才丁丁当当地走上楼。我看见丁当走进来，就抑住心中的激荡，没有多说什么。丁当看见了我，眉毛挑了一下，顺势送给我一个笑脸。丁当说，这下好啦，总算有个亲人在这里啦。她夸张地拍拍自己的胸口。

　　我没搭话，希望丁当快一点离开。

　　丁当把玲姐送到卧室里安顿好之后，回到客厅里，跟我聊了一阵子。她要我放心，说星期一我上班的时候，她会让她家里的保姆来照顾玲姐的。接着，丁当说起了感冒这种病，其实没什么药可治，又搬出了她那副宝贝方子：拚命喝水！拼命撒尿！再接着，丁当控诉医院里的黑暗与腐败，说一点小毛病会治成大毛病。再接着，丁当控诉美容的黑暗与腐败，说生活真是没劲儿，上个月在美容院认识一个姐们，向她借4000块钱去做整形手术，结果现在她完全不知道那个姐们变成了什么样子 ，再也找不着人了。

　　开始聊起来的时候，我没插话。见丁当一时半会没有离开的意思，我干脆把话题引到玲姐怎么感冒的事上来。丁当摸摸头发，好像有些不安，她说：“怪我！怪我！”然后东拉西扯了一阵。我总算是听出了一点眉目。

　　昨天晚上她们在香山一幢别墅里打牌，丁当跟玲姐住一个房间，半夜里刚躺下，玲姐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打得很上劲。后来，玲姐怕吵着丁当睡不着觉，就走到别墅外面继续打电话。

　　天快亮的时候，玲姐回来了。丁当看见玲姐身上的睡衣全都湿透了。到了中午，玲姐开始发烧，发抖。去度假村的医务室里打了一针，才算是止住了一点点。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玲姐接到的这个电话，是许可佳打的。不过，许可佳没打那么久。许可佳告诉我说，一个多小时后，她听见外面在下雨，就说不行了，困了，要睡了。我相信她说的是实话。后来我知道，许可佳是有那么个毛病，一听见下雨的声音就昏昏欲睡。天亮前剩下的时间，玲姐一个人在度假村的花园里走来走去。很可能还走出了度假村，不然，应该不会淋上雨的。

　　丁当走后，我走进卧室。床头亮着一盏乳白色的台灯，像黑暗中漂着一块透明的冰。玲姐身上盖了好几床被子。看不清玲姐的样子，但能看出那几床被子在抖动。这时北京已经停止了暖气供应。

　　我走过去，在床边坐下。我摸着了玲姐的手，玲姐的手湿漉漉的。她紧紧地抓着我的手，微微抖动着。我摸了摸她的头，也是湿漉漉的，很烫。

　　这些症状跟玲姐上一次住院时一模一样，我多少有些放心了。我记得那次医生给她吊了一针柴胡，一个星期后她就好了。那是冬天，我们认识的第一年，外面正下着雪。玲姐告诉护士说输的液很凉，她血管冻得很痛。护士没理她，撇撇嘴走掉了。我调小了滴管上的阀门，捂着她的手，然后捂着输液瓶。见还是不管用，就跑出去买了几只蜡烛点上，一直举着烧烤，还真把那大半瓶子药液烤热乎了一些。

　　我对玲姐说，还是去医院里看看吧。

　　玲姐摇了摇头，嘴里发出牙齿磕碰的响声。

　　我想不去也好。倒不是丁当的控诉影响了我，我一向不大信得过医院。忽然想起在电视上看到过一种物理降温的方法，就打来一盆热水，给玲姐擦身子。玲姐浑身都汗湿了，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条鱼。我把她翻过来，把她翻过去，她的身子是那样软弱，让人怜惜和冲动。

　　擦过身子，玲姐说她清爽了很多。没过多久，又大汗淋漓，冷得直抖。我又给她擦了一遍，然后上床去抱她。她轻轻地啊了一声，呻吟和牙齿磕碰的响声混在一起。她想推开我，但已经没有力气推开我，接着，反过来更深地缩进我怀里，像个娇弱的小女孩一样偎着我。轻轻颤了一阵后，她慢慢睡着了。

　　黑暗中，我睁着眼，能看见欲念在屋子里萦绕回旋。这种时候，还有这种欲念，我觉得有点头晕和羞耻。我抱着她，一动也不敢动。我能感觉到她的心跳和肚子的起伏，能闻到她的呼吸和汗味。她的手臂软软地搭在我身上，缠绵依人。她身上的冰凉或灼热都传递到了我身上。我意识到，我是她最亲的亲人，她也是我最亲的亲人，这一辈子我一定要跟她相守相依，互相照顾。这天晚上，第一次抱着她睡了一整夜，心中不能平静。

　　天快亮的时候，不知道她做了一个什么梦，使劲掐了一下我的胳膊，然后紧紧地抱着我哭了一阵。迷迷糊糊中，她还求我对许可佳好一些。直到我嗯嗯着答应了，她才又睡着了。

红楼月影

平时都是玲姐照顾我，好像只有她生病了，我才有机会照顾她。我知道这么说，有点没心没肺，可是，这样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种感觉，她生一生这种小病，好像也不完全是件坏事。

　　星期天我一大早就起床了，烧开水，洗衣服，熬她爱喝的小米粥。我走到阳台上，把她的衣服晾到铁丝上，朝渐渐明亮的城市瞥了一眼，觉得自己的快乐就像眼前的早晨一样新鲜 。

　　玲姐在北京没什么亲人，她交往的圈子，除了同事、同学和同乡，就只剩下单身女子俱乐部里那些人。坦白地说，我一直就不怎么喜欢那些人来瓜分我和玲姐单独相处的时间，现在玲姐生病了，我更不希望那些人来打扰。

　　忽然想起郊区怀柔山中有一座小院子，前湖后岗，左右森林，觉得玲姐要是能去那里静养一阵子，应该很不错。我跟阿伍去过两次。那座小院子是阿伍的弟弟花了７０００块钱，从当地一个农民手里买下来的。他弟弟很少去住，平时只有一个哑巴农妇每天照看一下。

　　我给阿伍打了个电话。阿伍说去那里住几天没问题，让他弟弟给哑巴农妇打个电话就行了。接着，问我去做销售员是怎么回事，这么大的事怎么不早点告诉他。听上去他有点生气。他是昨天才从办公室一个打字员的嘴里掏出这个消息的。他说，不知道现在活动还来不来得及，星期五下午，保障部一个维修员一拳打歪了人事经理的鼻子，公司决定不谈话了，星期一直接张榜公布。我没多解释，只是让他不要帮我活动。这一刻我觉得去不去做销售员已经没什么大不了的，不想去管这些了。阿伍却疑心大起，叫了起来：“老弟啊，你他娘的不会是真的要当官了吧？”我说，理论上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吧。他有几秒钟没说话，接着笑了起来，说：“我知道我知道，你也放心，我不会到处乱说的。”只好随他怎么想了。

　　小米粥熬好了，我盛了一碗端进卧室。玲姐不肯喝。我估计她昨天就没吃过什么东西，拉着她的手，半拖半哄了一阵，她才答应喝一点。扶着她坐起来，她却要先化妆。

　　玲姐化妆的时候，一般不让我呆在旁边看，我自觉地走了出来。再进去的时候，她脸上已敷了一层薄薄的红妆。她对着镜子瞧了瞧，擦掉红妆，重新敷了一层若有若无的淡妆。看见她一笔一笔画眉毛的样子，我觉得那支眉笔在我心里软软地触动了一下。我很想仿照张敞画眉的典故，试试我的身手，可又想到这不是折腾的时候，就催她快点喝粥。

　　玲姐喝了几口，又不肯喝了，说嘴里没味道。我琢磨着是不是给她讲个故事，再哄一哄她。记得她上次住院的时候，睡不着觉，要我给她讲故事。我说我不会讲故事呀。她说讲你小时候的事也行，《天龙八部》里阿朱睡不着觉，乔大侠还讲过他小时候的事呢。我发现她在病中，有时候会冒出点小女孩般粘人的性子来，我也乐于顺着她，那次就给她讲了我小时候如何怕打针的事。我说得好几个人按着我，如同上针刑。故事讲得简单枯燥，她听着听着头一歪，就睡着了。我也不知道是装装样子，还是真睡着了。

　　我决定试试。我说给你讲个故事吧，条件是讲一句，喝一口粥。她一听就笑着张大了嘴。这次我讲的还是小时候的事，有一次我感冒了，半夜里吐在了床边的地上。我摇醒了父亲，说我吐了。父亲说，你去拿扫把来扫掉。那一年我七岁，按照父母的离婚协议，刚从母亲那边来到父亲这边。扫掉后，我爬到床的另一头，离父亲远远的躺着。

　　讲完后，我才发现这个故事是多么不合时宜。但玲姐还是很守信，听一句，喝一口，最后眼眶里涌出了眼泪。我不再逼她喝粥了。从这以后，我开始研究各种故事，希望自己能讲得好一些。

　　给玲姐喂过小米粥，我走到客厅那边的阳台上给经理打电话。

　　我不知道经理袁大头肯不肯让我休假，按照劳动法和公司规定，我攒了十来天假。但袁大头跟我合不来，我刚进公司那会儿，袁大头曾很阴险很坦率地对我说，如果我把大伙儿在背后怎么议论他的都告诉他，我每个月可以多报销２００元交通费，我不置可否地笑着。他也笑，笑过了他才说刚才是在开玩笑。这以后，他就板着脸跟我说话。我呢，除了业务关系，也不怎么爱搭理他。我也是真的看不上他那副做派。有时候他一走到我身边，我就觉得像有人吐过来一口痰。再后来，天知道这老兄是哪只眼睛出了毛病，居然从我身上看出了我自己都没发现的野心，老觉得我要夺他的权，有一次还在部门会上说一些转弯抹角的话，指责我越过他直接找老总汇报。他也不用他的大头想一想，他用业务经费天天吃馆子，夜夜泡酒吧，这样的事国营企业有时候都要敲打一下，我们这种公司里又怎能盖得住？想私下里奏他一本的人当然少不了，我只不过不想卷进跟袁大头对着干的另一帮而已，那一帮，也不是什么好货色，我要搞他袁大头会当面搞。

　　电话接通后，我对袁大头说我要休假。

　　袁大头只说了一个字：“好。”

　　我有点意外，没想到他没问我为什么要现在休假。如果他打官腔问我，我很可能会跟他蛮横一下，反问他：“你应该知道吧？”他这么爽快地答应了，我反倒楞了楞。我说了一声谢谢，正想挂电话，袁大头又说开了。他暗示我销售员的事跟他没什么关系。我没接他的话。

　　我一直怀疑让我去做销售员的人中，可能有袁大头，但他不是重点怀疑对象。他这么一说，我心里格登响了一下。我笑了笑，说做销售员也没什么不好吧。他又嗯嗯啊啊了一阵，才挂上了电话。

　　我转过身，发现玲姐站在客厅里看着我。我有点不安，不知道玲姐是不是听到了我要去做销售员的事。玲姐走过来，眼睛潮红，望了望晾到阳台上的那些衣服，又望了望我。

　　她问：“你要休假？”

　　我嗯了一声。

　　她笑了笑，说：“我不是故意要听的，就是听到了。”

　　我又嗯了一声。

　　我扶着她离开阳台，不想让风吹着她。见她没提别的，心里轻松多了。我把向阿伍的弟弟借房子的事告诉了她。我说等她好起来了，很想跟她一起去住几天。我们有好久没一起出过城了。

　　玲姐一听就笑了，立刻给单位一个什么领导打电话，说她要休假。打完电话，就动手收拾东西。

　　我有点吃惊地望着她。她穿着睡衣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拖着旅行箱，哗哗啦啦的越走越精神，好像力气一下子回到了她身上。刚才，我给她喂小米粥的时候，她软得扶都扶不起来，哄了那么久，才算是喝下去小半碗。我把她从阳台上扶进来的时候，还觉得她的身子有点沉。这会儿，竟有点神采奕奕的意思了。

　　我跟着她走了一阵，问：“这就走啊？”

　　“那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阿伍那边还没回话哪。”

　　“先出城再说。能去的地方多得很。再呆下去说不定哪儿都去不了。”

　　想想也是，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她的身体。可我也不想扫她的兴，还是由着她吧。我也收拾了一下，出门叫了一辆出租车，停在楼下。然后上楼接她下来。

　　我们先往怀柔的方向走，打算路上再跟阿伍联系。

　　快出城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绿灯，忽然看见一个六十多岁的女人从车前走过。那个女人脸色祥和，整齐干净，步态优雅从容。我心头怦地一震，赶紧指给玲姐看。玲姐也看出了神，车子开动了，她还趴到车窗边看了看。

　　每次碰到这样的老美人，我都会奇怪地受到感动。头晕目眩后，甚至有点感激她们，她们很容易让人对生命的黄昏充满乐观的心气。一个女人在青春华年漂亮动人，理所当然。到了这把年纪，还能把人生的美体现出来，才叫珍稀罕见。

　　不用说，我远远看见了身旁这个女人的晚年，在道路前方闪烁变幻。

红楼月影

　出租车跑了两个多小时，到了城东北深山的一座小村里。再往山上去，路窄得有时候只能过一只轮子，哑巴农妇和我一个推，一个拉，才算是把一辆满载着食物和行李的独轮车弄上了山。多数时候，我搀着玲姐跟在后面。

　　翻过一座短松岗，就能看见那座小院子。从外表看，那座小院子跟山里其它小院子几乎一模一样，青瓦土墙木篱笆。但里面已经被阿伍的弟弟大大改造了一番：打蜡地板、贴墙木 板、吊顶天花板、席梦思、壁炉、简单却精致的仿明家俱。

　　几个月没人住，屋子里的空气似乎从未跟外面的空气交流过，得在门口站一站，才能走进去。我和哑巴农妇开始打扫，让玲姐坐在院子里的核桃树下休息。玲姐稍稍喘口气，就从包里往外拿东西，那真是一只魔术女郎的皮包，看着不大，却塞满了毛巾衣架卫生纸帽子化妆品等等，好像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这儿摆摆，那儿挂挂，只一会儿，一间死气沉沉的屋子就给她弄活了，仿佛我们一直住在这里。

　　我们小住的地方，１９６４年以前还没有湖和单独的名字，人们说起它的时候不得不用手指指戳戳。１９６４年，在山谷里筑了一道大坝，那一带才被称为“红旗水库”。我和玲姐到来之前，已有几个画家买地造屋，他们给水库另外起了个名字，叫天鹅湖。今年元旦刚过，我打算呆在湖边写这篇故事，旧地重游，被机器的轰鸣闹得心烦意乱，才知道金鑫发展有限公司正在建度假村，该公司已拿下了水库的冠名权，改名为金鑫湖。

　　名字也许将来还会变，但在我心中，这个地方永远是天一湖。天一湖，玲姐取的名字，她从我们俩的名字中各取了一个字。天一湖：树顶鸟儿的歌，林中小溪的歌，我和玲姐的歌。湖边一星期，是我这么多年来离幸福最近的日子。这么多年来，我东奔西走，南下北上，心中一直装着天一湖，才没有把自己的生活变成沙漠。

　　在我的记忆里，天一湖永远是我和玲姐一起看见时的样子。它没有后来的亭榭楼阁，索道游艇。它安静得像一个隐秘的念头，干净得像一场真正的爱情……湖水，因为比天空更加透明而难以比喻；森林的倒影，因为不是森林本身而颤抖……偶尔有鱼跃起，有鸟像一支燃烧的火把投进湖中……有一次我和玲姐正在浓荫里下棋，一只野鸭子从水里爬上来，摇摇晃晃走进草丛中，一趴就睡着了。

　　曾经有很多次从梦中醒来，脑子里还留着梦的片断，以为我躺在天一湖边的小屋里，身边睡着玲姐，伸过手臂去搂一搂，懵懵懂懂叫几声玲姐，才算把自己完全唤醒。坐在床头一天一天的回忆着那一星期：第一天，我在阳光中劈柴，她抱着劈好的木柴眯起眼看我。第二天，我们散步回来，她只带回了一枝野花，插进花瓶里。沾染在手上的浆汁结成了一层薄壳，她像脱掉手套一样脱下来。第三天，我们呼吸着松树的气味，互相扔松果，地上满是松果。第四天，我帮她剪手指甲和脚指甲。差不多三年，我的指甲都是她给我修剪的。第五天，又是散步，脚步的回声在绿树繁花的山谷里传送着香气；我看见阳光到达她的额头之前，经过了无数树枝的挽留……然后是第六天。第六天。第六天。

　　第六天早晨我就感觉到这一天将会不一样。

　　我们沿着湖边散步，玲姐搂着我的一条胳膊，我的肩膀能感受到她胸部的压力，我能看见湖水在她的眼睛里闪亮。到了晚上，她在壁炉前铺了一块毯子，席地而坐，梳着头发。我看见壁炉的火光在她的眼睛里闪亮，进一步印证了早晨的感觉。接下来的联想让我双腿发软，但我还是走近了她。

　　我走到她背后，坐下来，帮她梳头。以前她不让我给她梳头。她老家有一种风俗，一个女人允许一个男人给她梳头，就意味着这个女人把自己的身体，把青丝一样多的日子全部交付给这个男人。

　　梳完头，我轻轻环抱着她，手臂压在她两只乳房上。她轻轻一颤，让我所有的骨头都动摇了。这种感觉有一点陌生和振奋。这种颤动，跟她打摆子时偎在我怀中的颤动完全不一样，跟她以前被我抱住时所有的颤动都不一样。我的身体完全苏醒了。

　　屋子外面流水的声音一下子变响了，还有屋子里面火焰的声音，也变响了。流水的声音与火焰的声音融汇在一起，将我们轻轻托举起来。她轻轻松开我的双臂，轻轻挣脱出来。她解开了我身上的一颗扣子，我也解开了她身上的一颗扣子。她脱掉我的毛衣，我也脱掉她的毛衣。她脱掉我的一只鞋，我脱掉她的衬衣。她脱掉我的一只袜子，我脱掉她的裙子。她脱掉我的另一只袜子，我脱掉她的一只鞋。她光着脚走到壁炉边，往壁炉里扔了一块劈柴。我也光着脚走到壁炉边，往壁炉里扔了一块劈柴。两块劈柴慢慢燃着了。两股火焰互相舔了几下， 缠在一起化成了一股火焰，再也分不出彼此。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是最后一课。

　　截止到这一天，我们正式认识已经３年９个月１７天。我们在床上比较用力的撕扭不少于８次。她的睡袍被我扯烂３件。她一共给我介绍女朋友６人。她在我面前流出眼泪发出声音的哭泣不少于１３次。

　　现在也许可以这样分析： 她已经挣扎累了，她向自己妥协了，不再和自己较劲了。这里，远离人群，一切烦恼都可以留在山外,甚至时间也可以留在山外。我们之间暂时抹掉了时间的深渊，也许还抹掉了未来。

　　窗帘轻轻鼓动着，像一片裁剪下来的波浪。几乎一整夜，我们互相轻轻地抱着，轻轻地说话。然后是第七天。第七天。第七天。

　　最后一课，是漫长的一课。我学习的主要是无声的交谈。她告诉我身体和身体怎样缓慢、轻柔地交谈之后，我们的身体就开始了交谈。手和手在交谈。脚和脚也在交谈。鼻子和鼻子交谈了一会儿后，我的鼻子开始与她的脖子、她的头发、她的肩膀、她的肚子交谈。我的膝盖找到了机会，赞美她的膝盖。我的舌头找到了机会，与她的舌头默默地呆在一起，第一次用没有音节的语言交谈。有时候我的舌头也与她的腹部交谈，它们好像很高兴互相认识。我的手与她的乳房开始交谈的时候，她的手正在与我的胸脯交谈。她的手与我的腰背交谈的时候，我刚刚长出来的胡子正在与她的大腿交谈。我的胸脯免不了要跟她的胸脯交谈。能深入交谈的地方，我们都免不了要深入地交谈。接通交谈热线后，我的身体内部与她的身体内部也开始了交谈。肝脏与肝脏在交谈。胃和胃在交谈。心脏和心脏很可能是率先开始交谈的，但也有可能是肺和肺率先开始交谈。交谈，交谈，交谈。交谈理所当然变得越来越盛大：我们的每一条血管每一个细胞都加入了交谈，并引起了共鸣。然后是空气加入了交谈，这是免不了的。还有森林湖泊星群加入了交谈，这也是免不了的。还有白天，还有夜晚。

　　令我惊讶的是，我一开始就适应了这种缓慢、无声交谈的节奏。我没有像从前那样过份亢奋和急切。仿佛我们无数次做过这件事。仿佛身体与身体在毯子上的交谈，只是模仿了黑棋与白棋在棋盘上缓慢、无声的交谈。

　　据昆德拉在一篇小说中的说法，“慢”，是一种正在失传的乐趣。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崇尚速度的时代。人们匆忙远离“慢”的同时，把自己也匆忙丢在了身后。昆德拉还在这篇小说中写到了慢与记忆、快与遗忘之间的秘密联系，他举例：一个人在路上走，突然要回想什么事，但就是回想不起来，这时候他放慢脚步。相反，要忘记他刚刚碰到的倒霉事，不知不觉就会加速走路的步伐。我从这段文字中联想到了慢与珍惜。

　　女人似乎天生就懂得这一点。中世纪悠闲的贵妇们，甚至把性爱发展为一门缓慢的造型艺术。她们把完整的过程细分成一块一块，让每一块都有内容和质量。一次性爱就有了一幢精致的时间建筑。

　　没有形态的东西无从捉摸，也难以记忆。多年以后，我读到昆德拉的文字就想到了湖边小屋壁炉前的最后一课。是的，我看见了我和玲姐从虚无中共同创造出来的时间纪念塔，它矗立，它发光，它无法拆毁。后来的日子里，我每次回到这座塔中，能呼吸到甜蜜的同时也能呼吸到苦涩。

　　真希望时间在第七天停止。像人们有时候会感叹的那样：让时间，停止。

红楼月影

太阳照常升起。

　　第八天理所当然地到来了。我醒来，发现玲姐不在床上，也不在屋子里。心里一阵模糊的恐慌。我拉开窗帘，看见玲姐站在湖边，倚着一棵松树。心里立刻踏实了。

　　我估计玲姐在看日出。她一直仰着头。太阳从东山之巅一点一点冒出来，山谷里响起细 微的涨潮般的声响，空气中桔黄色的光在加强，山的阴影迅疾收缩，阴影的边缘掠过窗前的花丛、草地、小溪，掠过玲姐的脸，掠过湖水和山林。

　　一切是那样鲜亮，整个世界仿佛刚刚从光中出浴。我知道，我这样描写，注入了太多的主观感受。可是，我已经无法把纯粹的客观从回忆中分离出来。在刚刚过去的夜晚，我经历了一个男人一生中的大事。我进入了生命之门。拿大学同学的话来说，我已经由一个男孩变成了一个男人。湖边小屋壁炉里的火，见证了我的成年仪式。

　　在此之前，我听很多人谈起过他们的初夜，有男人，也有女人。还在许多书上读到过。女人撕裂的痛楚不用说了。男人们互相矛盾的叙述，让我脑子里一片混乱，更增添了这种事的神秘感。有人说妙不可言，有人说一塌糊涂。说妙不可言的，我现在已经知道，极有可能是在一塌糊涂之后吹牛。说一塌糊涂的，也极有可能是故意吓唬我。但当时我对此一无所知，我的好奇心与想象力一次次被撩拨起来，膨胀到极限。

　　写这一节的前一天，我在网上查到了一份统计资料，上面说９７．６３％的男人在第一次后，沮丧，空虚，茫然不知所措。剩下不到３％的人，感觉良好。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比例：感觉不好的人能从中得到安慰，感觉好的人觉得幸运。我对这种让所有人满意的统计数据深感怀疑。当然，我很乐意不去弄清它的真实性。

　　另有一份相对权威一点的精神分析杂志，里面有篇文章提到了第一次性爱留下心理创伤的概率，作者说：“虽然不能准确计算，但可以肯定它不小。它在所有人的初夜里盘旋。”

　　故事进行到这里，我相信读者朋友已经理解，我那样描写，我引用那些初夜数据和文献，并不是要炫耀我的幸运，而是想表达我对玲姐的感激之情。她以一个成熟女子的经验和智慧，让我的第一次比我原先想象的更美好，几乎称得上完美。

　　我站在窗前，注视湖边松树下的女人，心中的爱意像阳光在漫溢。我是一只横越大洋的飞鸟，已经降落在陆地；我是一颗熬过寒冬的种子，已经进入春天的泥土。我想写诗赞美玲姐，可惜我不是一个诗人，写出来的诗句趣味有点过时。我想打一个滚表达喜悦，我就光着身子跑到她面前的草地上，打了一个滚，身上沾着露水和草叶。

　　她说：“唉，真是一个疯子。”

　　我说：“我就是一个疯子。”

　　她说：“我怎么就碰上这么一个疯子呢。”

　　我说：“一个疯子一高兴，就让你碰上了。”

　　她说：“我也很高兴。”

　　我说：“我比你更高兴。”

　　她说：“这个也要比一比呀？真是一个疯子。”

　　我说：“我就是一个疯子。”

　　我笑了，抱着她在草地上又打了一个滚。我们都高兴得像疯子。时间变得稀薄。世界变得不真实。我变得虚妄。我对我认识的人和不认识的人生出一种莫名的同情。我对第八天来到湖边的哑巴农妇生出了深深的怜惜。脑袋一发热，我决定教哑巴农妇说话。不是手语，而是真正的开口说话。

　　哑巴农妇并非天生的哑巴，刚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一阵高烧，加上医院一阵胡折腾，她的嗓子只能发出啊啊的声音。我教她的是一种电报语言。这种语言，可以由同一种音节的长短组成。经过笔谈后，她很快掌握了字词和短语的编码技术。虽然说起来和听起来都有点麻烦，虽然日常生活中不是很实用，但哑巴农妇学会后高兴得也像一个疯子。她在山谷里奔跑，喊叫。听着那长短交错的啊啊的回声，不用查解码表，我知道她在说：我——又——会——说——话——啦——我——又——会——说——话——啦——

　　一种类似自豪的东西来到了我身上。我不知道在此之前是否有人这样教过哑巴说话。我能想到电报编码，我觉得是因为情爱激发了一种特殊状态，让我产生了诗人们常说的那种灵感。我和玲姐把编码整理了一下。我打算带一份给阿伍的弟弟，也许他以后给哑巴农妇打电话时能用得着。玲姐还把一首流行歌词编上了码，自己啊啊地唱了一遍，然后教给了哑巴农妇。哑巴农妇唱着那首歌蹦蹦跳跳地下山了，身后跟着一群蝴蝶。

　　４年后，阿伍和一个女孩在湖边小屋里被一群蒙面人绑架，哑巴农妇拨通了阿伍弟弟的手机，正啊啊地说着话，两个蒙面人走了过来。其中高个子笑了，说：“你看，这个弯脚杆（四川话：农民）吓傻了。等她说，等她说，随便她说啥子，不要管她。”两个蒙面人就站在哑巴农妇身边嘻嘻地笑着，哑巴农妇打完了电话，两个蒙面人让她再打，“我们哥子还没见过哑巴打电话咧。”不用说，阿伍获救了。这是后话。

　　这天下午，玲姐坐在小屋旁的溪边，唱着她教给哑巴农妇的那首歌，突然容光焕发。她拉着我走进小屋，从旅行包里掏出了一台小音响，开始了最后一课的最后一部分。她轻声哼唱着她学过的一支钢琴曲，对我讲解了其中的节奏是如何奇妙变化的。然后是另一支钢琴曲。然后，她打开了小音响，我们试着把那些节奏引入性爱的过程。玲姐短暂的示范后，我的手指开始在她的身上或轻或重、或疾或徐地演奏着，她的手指也开始在我的身上或轻或重、或疾或徐地演奏着。能演奏的当然不只是手指。照玲姐的说法，无论用身体的哪一部分演奏，这种音乐的秘密都是来自被控制的力量，来自愉悦对方的同时愉悦自己的愿望。

　　如果我不是亲身经历那一阵阵感觉风暴，那一缕缕缠绵，我会说那是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玲姐再次带我进入一个奇妙的世界。我真的领会其中的奥妙，当然是在以后。经过多年的练习和反复摸索，现在，我已经了解：性爱的乐趣主要取决于创造性。仅仅有体位的变化还不够。仅仅有情话的变化还不够。在一些音乐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曾经有不少人尝试过把音乐引入性爱，可惜那些经验现在快失传了，确实应该找回来。维也纳曾经流传过一句谚语，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女人是一架钢琴。”其实在维也纳音乐辉煌时代普通市民的性爱生活中，男女都是乐器，也都是演奏者，几乎都擅长不同的指法，不同的引子，不同的第一乐章，不同的变奏、复奏、柔板、快板、回旋……渐强……渐弱……不同的速度……每一次的结构也不同，或采用经典的交响乐模式，或采用牧歌或民谣模式。前者有一些过于庄严，后者有一些过于活泼，据说，根据个人特点稍加改变和组合，效果会更明显，更容易一起进入振动……关于结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很有研究。法国宫廷乐师就曾把巴赫赋格的秘密教给了皇帝，那是一种可以让人着迷、高潮叠起、无限循环的结构。意大利人马莱尔巴为了方便他的同胞查阅各种音乐模式，甚至汇编了一本枕边音乐手册。他写道：小快板——行板，自由节奏——非常活泼——温和的小快板的模式，取自西贝柳斯的Ｄ大调交响乐第２号作品或第４３号作品，凡是取自西贝柳斯的各种模式都易于实现，而且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为了快速而不失其男人的权威感，应该采用莫扎特的降Ｅ大调第Ｋ．３６４号作品……诸如此类。我记忆最深的是后记中的这样一段话：“在各种音乐模式上建立起来的关系中，至关重要的是两个人都得集中精力，如果其中一个人走调，那么就意味着失败。相反，则意味着狂喜。”至于他个人，他很可能偏爱博凯里尼式的幻想曲和突然的变奏，以便了解自己和女方的潜力。不过，大多数时候他的各乐章都有固定的速度，有时候让他高奏凯旋曲的也有可能是维也纳的小进行曲，激变后再来一点德沃夏克式的终曲，或者像１８世纪弥撒曲般的模式：缓慢——行板——小快板。

　　玲姐的手指在我的身上或轻或重、或疾或徐地演奏着，我的手指也在玲姐的身上或轻或重、或疾或徐地演奏着。能演奏的当然不只是手指。全身几乎没有一处地方不能演奏。头发、睫毛、鼻子、嘴唇、舌尖、耳朵、上半身和下半身等等，都能变成演奏者和乐器。有的是古典风格演奏者，有的是流行风格演奏者，有的则是这种风格那种风格混合的演奏者。有的变成了弦乐乐器，有的变成了管乐乐器，有的变成了键盘乐或打击乐乐器。音乐在皮肤上流淌，在血管里流淌。音乐在胸膛里激荡，在细胞里激荡。

　　演奏完毕，我们互相搂抱着小睡了一阵。 我先醒了过来，坐在门口，越过湖水眺望落日。山谷上方的空气越来越红，飞鸟在两山之间不停往返。有几分钟我的脑子里浮起了一幅巨大的广告牌，那是亲水别墅的销售广告：水边林前的别墅，停在私家车道上的小汽车，在草地上奔跑的孩子和狗，坐在门廊里的男人和女人。我觉得我看见了我和玲姐的未来，我知道我脸上浮起了微笑。

　　玲姐走过来的时候，我把这幅广告向她描绘了一遍。

　　然后，我说：“将来……”

　　玲姐在我嘴唇边竖起了一根手指。

红楼月影

第六部分（1）乐小天

　　玲姐说她只有８天假，我们不得不回到了城里。

　　工作上的挫折在城里等着我。

　　星期二我去公司销假，一走出电梯，就看见几个人站在走廊白板前指指点点。我停下来，看见白板上贴着一份销售员名单。Ａ５打印纸，共３页。每页上都有几个名字被人拿笔或 涂改液涂掉了。盖着公司印章的地方，有人吐了一口痰。我找到自己的名字和配属后，赶紧走开，怕有认识的人过来搭话。我担心有人会向我表示同情，更担心有人会向我表示祝贺。

　　这件事在看不见的地方悬了一个月，我一直没管它，按理说，我不应该指望名单上没有我，但看见自己名字的那一刻，我还是有点希望自己看错了，或办公室打字员打错了。当然，我也知道我不会遇到那样幸运的错误。我已经够幸运的了。到此为止，工作上的悬念实实在在落到了白纸黑字上，我觉得我摔得也不算太痛，毕竟有从湖边带回来的快乐在心里垫着。

　　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动，我觉得应该马上让玲姐知道。得到消息这么久，没告诉她，已经对不起她了。前些时没告诉她，也许还可以勉强解释为我有这样那样的顾虑。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我觉得我们是一个人了。我这方面的事情，无论好坏都应该告诉“另一半”（我喜欢人们有时候爱用的“另一半”这个词）。 况且，我已经不认为去做销售员完全是一件坏事。稳定的收入是失去了，至少千篇一律的日子也结束了。在这样的公司里做技术也做不出头。做销售，我要面临的除了动荡和艰辛，也许还有一本励志书上讲的神奇时刻，那种能改变命运的神奇时刻。

　　我走到露台花园里，打算给玲姐打电话。露台花园建在一幢附楼的楼顶上，玻璃天棚，半个北京尽收眼底。面对敞开的城市，我的胸中意气翻涌。目光正从玫瑰色的天际吸取词汇，脑袋里正琢磨着怎么跟玲姐说这事，忽然听到有人喊我。我转过头，看见阿伍和粘糊小妹站在一丛美人蕉后面，朝我招着手。阿伍指着哭哭啼啼的粘糊小妹告诉我，名单上也有她，阿伍说：“我都跟她说好几遍了，在这哭没有用，要哭就上总经理办公室去哭，可她一定要躲在这里哭。” 粘糊小妹说：“在那里人家哭不畅快嘛。”接着，粘糊小妹笑起来，说其实她知道上哪儿哭都没有用，她只是自个儿哭着玩的，觉得不哭一哭，好像对不起正式开始冒险的日子。我笑了笑。 粘糊小妹抹抹眼睛望着我，说：“小天哥带着我跑销售好不好？”

　　这好像不是一件小事。我想了想，说：“我可说不上好不好。我长这么大，只会买东西，还没卖掉过一样东西呢。”

　　阿伍说：“别说那么多了，搭个档，算是互相有个照应吧。客户是男的，她就上。是女的嘛，你们不知道怎么办就给我打电话。”

　　我笑了，“这么一说，我们成卖什么的了。”

　　阿伍严肃地说：“卖服务。这年头，只卖东西，不卖服务，什么都卖不掉。”

　　我说：“那倒也是。”我没心思跟他们多扯这些事，谢了谢阿伍帮我借房子，就走开了。见在露台花园里不能安安静静打电话，公司大楼里别的地方也不够私密，我觉得不如先去找经理袁大头销假和告别，然后再下楼给玲姐打电话。

　　走到袁大头办公室门口，敲了敲门，里面隔了一会儿才有人说：“请进。”袁大头即使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闲得无聊，你去敲门，他还是要隔那么一会儿才吭声。我很烦曾经在衙门里流行过的这一套。记得哪一本书上见到过有关这种行为的心理解读：这一小小的延宕，能迫使人把节奏放慢，迫使人持重。知道了这一点，我经常反其道而行之，一敲门就推开，推敲一气呵成。但这一天，我决定满足一下袁大头。

　　我轻轻推开门。袁大头装出一副正在审阅文件的样子，示意我去沙发上落坐，要我稍等一下。他继续看文件。我知道袁大头在拿两眼的余光研究我，同时在肚子里聚集语言，他一贯这样做。反正在他手下也没几天了，看在他上次爽爽快快答应我休假的份上，我就爽爽快快地坐在那里。袁大头放下文件，在文件一角飞快地写几个字，才离开办公桌走到另一张沙发上坐下。

　　袁大头说你来了，我点了点头。这显然是废话，袁大头很擅长拿废话做开场白，我觉得，临走前多听几句废话也是应该的。袁大头似乎看出了我心情还不坏，接着又来了一大串滑滑溜溜的废话。他问了问我休假的情况，去了哪里，愉不愉快，等等。再接着，用很诚挚的口气表示了一下对我的赏识，他说这次公司决定让我去做销售，他看出了我的素质：我在公司里有令人羡慕也令人嫉恨的关系，却没动用过，他真是很赏识我的沉着与自信，等等。末了，表示了一下惋惜，他说我一直对他的工作很支持，现在我要离开了，他真是很惋惜，等等。他说这些的时候，我不出声地听着，像欣赏一个演员的表演。我有几次想站起来走掉，有几次想吐，有几次想笑，还有几次觉得他把那么多文件一样的台词说出来，也真不容易。我在袁大头手下干了大半年，他跟我说过的话加起来，都没有今天这么多，这么有“感情含量”。有几秒钟我想起了人力资源部经理，如果那个经理用这种方式跟维修部的技术员谈话，我不知道他的鼻子还会不会歪掉。

　　大约半个小时后，袁大头看了看表，说：“一起吃顿饭怎么样？部门里的人都去，为你饯行。” 我笑了笑，说：“算啦，有你一个人挖苦，应该够了吧？” 袁大头也笑了笑，说：“不能算是挖苦吧？你啊，我也知道，你一回来我也就不在这个位子上啦。到时候你是给我饯行，还是挖苦我，都随阁下的便吧。” 我说：“阁下这是真的在挖苦我了。” 他直摇大头，叹气，把我送出办公室。我握了握他伸过来的手，觉得自己已经没必要说更难听的话。一想到我再也不会走进这间办公室了，不会跟这个大头在一个部门了，心胸仿佛开阔了许多，跟过去结下的怨也都一刀两断了。

　　乘同事去食堂里吃饭的时间，我走进办公室，往纸袋里收拾自己的东西。整个办公室一片沉寂，三十多个小隔间像战后的坑道掩体。收拾好东西后，我双手枕在脑后，仰靠在电脑椅上坐了一会，望着天花板发了一会呆。然后关掉日光灯，轻轻地带上门走掉了。我觉得这样静悄悄地离开最好，免得我和大家都罗嗦。

　　拎着大纸袋走出公司大楼，回头望了望这幢挂满了空调的建筑，想起了玲姐第一次陪我来应聘的那个上午。那个上午天很热，我在培训中心参加笔试，玲姐和另外几个应聘者的亲友站在一起，一直呆在门口的大树下等着。玲姐第二次陪我来应聘的时候，不知道她怎么说通了保安，在大楼里晃悠开了，从清洁女工那儿打听到公司的韩总喜欢下围棋。第三次应聘，我正在填表，林秘书走过来把我带到韩总的办公室里。我看见玲姐正坐在韩总对面，跟韩总聊国家围棋队的八卦故事。后来我跟韩总下了一局棋，玲姐也跟韩总下了一局，最后赢得了这份工作。

　　现在，我离开这幢大楼了，不用说，我百感交集。从编制上讲，我已经是北京分公司销售部的人，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回到总部。写到这里我停下来想了很久。我想，如果不是由于我跟玲姐的关系刚刚有了突破，我整个人振奋而新鲜，我不知道自己当时会是怎样的晦暗和失落。我想，一份感情带来的能量真是不可思议，这次挫折不仅没有太影响我对生活的信心，甚至不妨夸大其辞一点说，我反而受到了激励。我在大楼前只站了不到一分钟，就叫了一辆车迅速离开。

　　在出租车上我拨通了玲姐的电话，把我要去做销售员的事简单告诉了她。我尽量往平淡里说，不想让她太担心。玲姐想往细里问，我打断了她，“具体怎么回事，晚上见了面再慢慢说吧。” 玲姐犹豫了一下，说她正想告诉我，她下午要出差。

　　我心里空跳了一拍，很快恢复正常了。这几年，玲姐每年都要出一两趟差，顶多一个星期就能回来。我问她这次要多久，去哪里。玲姐说去上海，应该不会太久。我嗯了一声，问了航班编号，说要去送她。玲姐说几个同事一起走，单位有车送。我说好吧，要她住下后给我打电话。她也嗯了一声，停了停，要我照顾好自己。她说她不在的时候，我不要把自己饿瘦了。她说她刚买了一套厨具和调料，放在客厅里，要我有空的时候拿走。她说：“记着不要经常下馆子，啊？好在你已经能做很多菜了，我应该没什么不放心的。”

　　听见她这样尽心尽力地为我着想，我的心像要化掉了一样。她以前要是这样罗嗦，我可能会有点不耐烦，但这天，这种罗嗦是那样享受，我把她叮嘱的事一一答应了下来。末了，我本来要说我会想她的，但觉得有一点婆婆妈妈的，说不定说到最后会让她带着一双红肿的眼睛出现在同事面前，就没有多说什么。我极力压着离愁别绪，平平淡淡地祝她在上海开心后，就挂机了。

红楼月影

晚上，玲姐没给我打电话。打她的手机，她没开机。打电话去航空公司，知道她乘坐的那趟航班已经在上海准时降落了。再打电话去她以前住过的一家宾馆，人家说房客名单中没有这个人。我闷了一分钟，觉得几个人一起出差，她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她可能是手机没电了，她可能正在接风宴上周旋。

　　第二天我去北京分公司销售部报到，部门经理介绍了销售业务。从理论上讲，凡是通信 上用得着的东西无所不包，小到电话配件，大到通信卫星，可大可小的单子如电缆、光缆、载波、微波、交换机等等。拿经理的话说，我们出售的是家庭的神经，城市的神经，世界的神经，到底是哪一部分神经，就看销售员个人的本事了。他表示很欢迎我这样懂通信技术的人来做销售，欢迎的理由说了一大套。这个经理很能煽乎，是个热情洋溢的小老头，笑的时候，满不在乎地露出一嘴乱七八糟的坏牙。离开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有点感谢这个老头。见面不到半小时，他就把我说得浑身都是劲。

　　回来的路上我去书店转了一圈，挑了一堆销售方面的书。吃惊地发现，这些销售理论跟《魅力》杂志里《给爱情加分１００招》的专题有相似之处。其中，鲜花、微笑、返点、甜言蜜语、个人习惯……都成了销售战争中无所不用的谋略和利器，闪着寒光，寻找着客户柔嫩的心脏和任何致命的部位。正看得热血沸腾，粘糊小妹打来电话，说她已经约好了一个客户晚上去谭鱼头火锅店，要我一起去。

　　我说我恐怕去不了。粘糊小妹大大地“啊？”了一声，问我是不是也跟客户约好了。我笑了起来，告诉她：我动作没她那么快，我刚刚开始学销售理论。粘糊小妹又大大地“啊？”了一声，说：“你可真秀才。学理论学理论学你个头，我可是打听过了，这一行都是拿脚板跑出来的。”我说如果真的是这样，我建议她先去田径训练班学几天。她砰地一声挂上了电话。我楞了楞，才反应过来，我的话里好像有讥讽的意思。但在说的时候，我是真诚的。对于我来说，进入新行当之前，我希望先掌握一些理论知识。对于她来说，很可能第一是行动，第二是行动，第三还是行动。发现了这一点，我觉得跟她合作一把，个性互补一下，没准比我一个人单干强一些。我打算找个时间跟粘糊小妹好好谈一谈。

　　下午，接到了玲姐的电话。头天晚上没打电话的事，她没解释，我也没问。我把做销售的事跟她详细说了一遍。这次，我尽量让她了解我真实的处境。我还把林秘书说的那句话也告诉了她。林秘书说：“犯了错误的，让他去做销售员，要提拔的，也让他去做销售员。”玲姐问要提拔的，通常做多长时间销售。我说一般不超过一年。玲姐觉得先做一做销售业务也没什么不好，她说：“不就是一年嘛。一年过后，怎么回事就全知道了。”她语气很平淡，我很感激她用这种平淡的语气，这样谈这件事。她要是不安，我肯定会很不好受的。

　　接着闲聊了几句上海的天气和饮食。玲姐从饮食聊到了减肥，从减肥又聊到了许可佳。她说：“许可佳向我打听你呢。”

　　我嗯了一声。

　　“她问你这些日子都在忙什么。”

　　我又嗯了一声。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她说。你说该怎么跟她说？”

　　“我的事，能不能不跟她说？”

　　玲姐笑了，“她追着问，我只好乱说了。我告诉她前一阵子你去上海出差了一星期。”

　　“这样的啊？”

　　“反正我已经这样说了。你什么意思你自己去和人家说清楚吧？”

　　“嗯。”

　　我心里沉了一下。又闲聊几句后，挂上了电话。心里沉下去的那一块缓缓浮了上来。我已经很久没跟许可佳联系了，要不是玲姐提起，我这会儿根本想不起许可佳来。她为什么提起她？她跟许可佳谈起我的时候，她还说了一些什么？许可佳又说了一些什么？热带丛林餐厅的那一幕在大脑里翻转了几圈。那个夜晚缓缓展现。我觉得，我跟许可佳手拉手散步的事，应该由我来告诉玲姐，而不是让玲姐从许可佳嘴里知道这事。当然，告诉玲姐的同时我应该加上反省。那天晚上从餐厅里出来，我对许可佳是有一些模模糊糊的想法，举止是有一些轻浮。但现在，我对许可佳什么想法也没有。我相信这些是能说清楚的，不管是对玲姐，还是对许可佳。我觉得我还没有到不能被原谅的程度。

　　这么想了想，我觉得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不应该胡思乱想，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我觉得我和玲姐的感情已经通过了最终确认，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建设共同的家，共同的未来，而不是扩散猜疑的阴影。我觉得无论什么样的阴影，都能够被湖边小屋壁炉里透出的火光驱散。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我接着看销售方面的书。我希望把别人总结出来的那些智慧，尽快灌进自己脑袋里。我希望自己能尽快成为金牌销售员。虽然不一定马上让玲姐过上富人的生活，但至少不应该成为玲姐的负担。那阵子我每个月房租１０００元，手机费生活费交通费等等加起来，每个月收入少于２０００元就得动存款。工作了大半年，存款没上万，如果３个月以内拿不下一单，以后的日子是什么样我不愿意再想象了。

　　２００３年７月１６日，我写销售员这一段经历时，重新翻了翻以前的读书笔记。我发现，那阵子，我对销售书籍有时候欣赏，有时候厌恶，更多的时候欣赏与厌恶混在一起。那些销售书中，有大量的表格和概念，枯燥就不用说了。还有大量的军事术语，把客户描述成敌人，不知不觉中激起你对陌生人的仇恨。目标，情报，迂回，掩护，波次，占领等等，这种词不时冒出来，带着硝烟和血腥味。看了几天销售书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小故事，让杀气腾腾的文字稍稍松弛下来。我把这个故事抄在了笔记本上，也许值得在此转述一下。

　　一个乡下来的小伙子应聘做销售员。第一天试用结束了，老板问他今天做了几单买卖。小伙子说：一单。老板说：“只有一单？我们这儿可是大公司，一个销售员一天要做20单到30单呢，你卖了多少钱?”小伙子回答：“一百万。”老板有点不相信，问他是怎么卖的。小伙子说：“有个男人来买东西，我先卖给他一个小号的鱼钩，接着是中号的鱼钩，再接着是大号的鱼钩。我又卖给他小号的鱼线， 接着是中号的鱼线，再接着是大号的鱼线。我问他上哪儿钓鱼，他说海边。我建议他买条船，他就买了条船。他说他的车拉不了，我又卖给他一辆车。”老板说：“哇，好厉害，他开头只是来买个鱼钩的吗？”新来的小伙子说不是的，“他来给他老婆买卫生棉 。我对他说，他的周末算是毁了，他应该去钓鱼。”

　　这是个小笑话，但这是个能鼓舞我这种销售新手的笑话。在不久后到来的四处碰壁的日子里，在我陷入无人救援的绝境时，我就会想起这个笑话，从这个笑话中吸取力量。

　　半夜里，粘糊小妹打来电话，说她已经拿下了第一单。她大骂她请的那个红脸汉子心黑，把价压到了底线。扣除这天晚上的火锅钱后，她不赔不赚，白干。我认为她还是赚了经验，还有开张的心情。她说那倒也是。她问我准备什么时候出马。我说要等我把这几本书看完。她说你看吧看吧，看完了别忘了把书煮熟吃掉。我笑了笑，说不至于吧，有你这样的搭档，就算赚不着钱，谭鱼头还是有得吃的。她又砰地一声挂上了电话。我楞了楞，拨通了她的手机，她好像忘掉了刚才砸电话的事，不停地笑。我们约好下个星期见面。

　　星期四，我给林秘书打电话，说带她去找常四段。林秘书很高兴，说她下班后就去棋院，要我先去棋院里等她。我下午早早就去了棋院。能在销售员的事公布之后再帮林秘书找围棋老师，这让我感觉很好。

　　走到棋院方形大楼背后，我看见楼顶上站着几个工人，用绳子拴着电缆往上吊着，三楼窗户里探出一些脑袋不停地喊叫，楼下还有几个工人在挖沟。这些工人都穿着黄马甲，黄马甲上印有“ＸＸ通信公司工程部”几个红字。ＸＸ通信公司正是我所在的公司，但我一看施工现场，就知道他们不是本公司的。一定是某个有关系的包工头，以公司的名义揽了活。我有点埋怨自己太不敏感了，这么熟的地方，没来打听一下。这笔业务可能是早就敲定了的，但也可能是我得知自己要做销售员之后才开始谈的。那可是大屏幕转播专用的电缆，不是小单。

　　见了常四段，我才知道那条电缆是通向一家茶艺馆的。有个佛山人在附近租了一个大厅，平时做茶艺，有棋赛时，打算请国家队的高段棋手来讲解，收门票。通信单子是怎么回事，常四段不清楚。过了几个月后我才知道，做那个单子的销售员果然把单子转给了一个包工头，包工头用淘汰的电缆冒充优质电缆。一场官司下来，销售员被大大罚了一笔款。

　　我和常四段正聊着，林秘书来了。我作过介绍后，他俩聊了几句。我发现他俩的瞳孔在放大，目光在对撞，空气中有静电火花的噼啪微响。我相信，我目睹了一场爱情的诞生。我相信，她一眼就看出了一个男人的孤独与纯粹，他一眼就看出了一个女人的寂寞与渴望。

红楼月影

周末，我很想念玲姐。拿一句歌词来说：想念突然袭击了我。我拨通了玲姐的电话，玲姐问我怎么不说话，她说：“你怎么啦？”我先是没说什么，接着说没什么。玲姐笑起来了，问我拿走那套厨具没有，我说没有。我问她什么时候回来，她说快了快了就这几天。我问具体哪天，她告诉我说不准，动身前她会给我打电话的。挂上电话后，我发现那股想念劲儿一点也没减轻，甚至更想念她了。

　　这几年周末我很少单独过，差不多都是跟玲姐一起过的。这一天我觉得我的手在想念她的手，我的鼻子在想念她的鼻子，我全身没有一处地方不在想念她。星期六，我坐车去玲姐家，她家里的空气还是她离开时的空气，我能闻到她的气味。晚上，抱着她的枕头睡了一夜，早晨起来还是很想念她。

　　上午把厨具拿回来装上。我站在门口看了好几眼，厨具光洁锃亮，让人一点下厨的欲望也没有。去附近一家馆子吃过饭，回家看书。许可佳打电话来了。

　　许可佳一开口就哼哼了几声，说：“给你个机会向本姑娘道歉，哼哼哼。”

　　我笑了，说：“说起来，我还真是应该道歉。”

　　许可佳说：“好啦，我已经原谅你啦。”

　　我问：“是不是真的啊？”

　　许可佳又哼哼了两声，说：“我这么快就原谅你了，瞧我多好！我要是个男生，我都要追我自己。”

　　我停了停，说：“那天晚上我喝多了。本来前些时要请你吃顿饭，向你道歉的，可我出城了。前后又有些事缠着。”

　　许可佳说：“今天天气不错，你请我逛书市吧。”

　　我知道地坛公园在办书展，想了想，答应了她。我觉得有些话还是早一点说清楚的好，不管对我，对许可佳，还是对玲姐。

　　这一天，天气很热。地坛公园里人很多。我们转了不到半小时，许可佳就说她受不了，要回家。我知道她本来就不是那种酷爱书的人，这里也不是谈那种事的地方，就随她出来了。我叫了一辆出租车，送许可佳回家。路上我想起许可佳住的那条街，有家冰淇淋店，店名叫６８种。我让出租车在６８种冰淇淋店门口停下来。

　　我们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许可佳一口气点了８种冰淇淋。她吃得很快，好像恨不能一下子把８种冰淇淋全塞进嘴里。她的话比平时少多了。有几次我想跟她谈一谈热带丛林餐厅的那个晚上，告诉她其实我没那个意思，但不知道怎么开口才像话。正琢磨着，邻桌一个女孩跟同桌的一个小伙子说，她喜欢那种有苹果酒味的冰淇淋。我立刻招手叫来服务生，为许可佳点了４支有苹果酒味的冰淇淋。

　　不知道许可佳喜不喜欢这种冰淇淋，她小口小口地吃着。刚刚还那么性急，这会儿吃得这么慢，也许是吃多吃累了？也许是因为我点的？我胡乱琢磨了一分钟，然后跟她闲扯了几句冰淇淋里的苹果酒味。再然后，吸一口气，把话题过渡到热带丛林餐厅的土著果酒上。我对她说：“那天晚上我真的喝多了。”

　　许可佳笑了笑，说：“你说喝多了就喝多了吧。”

　　“真喝多了。”

　　许可佳还在笑，“好吧。”

　　“所以，请你别介意。”

　　许可佳问：“介意什么呢？有什么好介意呢？”

　　我松了口气，觉得接下来好谈多了。我说：“你不介意就好了，没什么可介意的就更好了。”

　　正说着，邻桌小伙子向服务生抱怨开了，说给他的不是他要的那种冰淇淋。声音有点大，我只得按住话头。

　　那个服务生是个很年轻的女孩，很不高兴，让小伙子自己看桌上的单子。小伙子反复强调他要的是苹果酒味的冰淇淋，而不是苹果口味的。服务生则坚持小伙子当时要的就是苹果口味的，而不是苹果酒味的。两人吵开了。旁边有个中年女人插了一嘴：“搞错了换一个就行了嘛，有什么大不了的？现在的年轻人也真是，这么点子事就上头上脸的。”

　　角落里有个女孩噌地站了起来，说：“年轻人怎么啦？年轻人心直口快，表里如一。”旁边有人扯了扯她的裙角，她依然不管不顾地说下去，“不像有些人，半大不小的，暗地里揪住青春的尾巴不放，表面上又装成熟美。”马上又站起来两个中年女人，指责女孩。每个人说话都有条有理，凑到一起却吵得乱七八糟。吵架的小伙子倒笑了：“算啦算啦，你们都别吵了，都怪我没说清楚。早知道上这来的人都有股邪火，都是来败火的，我也就不来了。”这下又惹火了半屋子人。不知道是天太热还是什么别的缘故，反正大家都吵得有点夸张，还夹杂着互相胡乱问侯别人的各种女性亲属。正吵闹着，一个虎头楞脑的保安急了，吼道：“吵什么吵？不就是服务生的态度差点，说话欠点，你们都当她是傻Ｂ不就完了嘛？！”那个服务生立刻举起手中的冰淇淋，朝保安脸上摔过去。保安闪开了，冰淇淋落到了吵架小伙子的女友身上。那女孩本来一直文文静静地坐着，这时瞧了瞧自己胸前，突然惊叫了一声：“丫的，还真动手啊?！”抄起桌上剩下的几支冰淇淋扔向服务生。一场冰淇淋大战就这样开始了。

　　我想拉走许可佳，许可佳不肯走。她把面前的冰淇淋一支接一支扔出去，很有点兴高采烈的样子。理所当然，我们招来了更多冰淇淋。我只得张开双臂，尽力保护她。她不时从我肩膀边探出头来，朝人家扔冰淇淋。直到听见警车驰来的动静，许可佳才拉着我的手笑着逃出了门。

　　街上不少人看着我们笑，许可佳拉我钻进一条胡同，说你这样子是回不了家的，“警察叔叔一定会抓到你。”她要我上她家里去换衣服。见我在犹豫，她又说她爸妈不在家，没人会笑我的。我又犹豫了一下，觉得坐出租回去，司机多半会拒载，坐公交和地铁回去，路上也有点不像样子。她家就在附近，好像也只有这样了。

　　我带着许可佳爸爸的衣服进洗手间里冲澡，关掉水龙头往身上抹沐浴液的时候，听见许可佳在另一个洗手间里洗澡和唱歌：“洗澡真快乐呀，洗澡真快乐！”歌声和哗哗的水声混在一起传过来。立刻，眼前出现了许可佳光着身子的样子。我回想起了在冰淇淋店里保护许可佳的时候，许可佳贴在我身上，带给我一阵阵麻酥酥的感觉。我又回想起了湖边壁炉前的一幕，身体里的冲动久久不能平息下来。各种念头在脑子里来来去去。我对自己说，我应该尽快洗完澡，尽快跟许可佳说清楚我的意思。别的，没有别的了。

　　洗完澡，身体的反应还没有消除，我呆在洗手间里不敢出来。身上似乎还有各种冰淇淋混在一起的味道，再加上以前没用过的沐浴液的味道，皮肤隐隐发痒。听见另一个洗手间的水声和歌声都停了，我开始穿衣服。我闻到许可佳爸爸的衣服上，有一股我不习惯的洗衣粉的气味，这也让我浑身不自在。听到防盗门打开的声音，客厅里有人说话的声音，立刻，我身体里一个胀鼓鼓的东西像气球一样泄了气。又磨蹭了一阵，对着镜子调整了表情，才打开门走进客厅。

　　许可佳的爸爸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许可佳站在一旁说话，用毛巾擦头发上的水。见我出来了，许可佳把我介绍给她爸爸。她爸爸摘下眼镜，说嗯嗯嗯，好好好。他抖了一下手中的报纸，又说，报纸上常有我所在公司的报道，“是个不错的公司，不错不错。”我笑了笑。许可佳的妈妈闻声从厨房里走了出来，一只手上还拿着棵芹菜，一只手理了理我身上的衣服，说：“呀，还蛮合身的呢，跟她爸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我又笑了笑。许可佳又作了介绍。我说了一声伯母好，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手脚都不像是我的。我觉得就这样拎着衣服走掉，好像很失礼。浑身僵硬地站在客厅里，尽量保持着脸上的笑。

　　我注意到许可佳的爸爸在继续看报纸，头也没再抬一下。许可佳的妈妈瞟了他一眼，说他总是这样一回来就看报纸看报纸，好像要把每一个字都吸到脑袋里去一样，“走，咱们别理他。”她妈妈把我推进书房里。我看见墙上挂着不少许可佳得的奖状。她妈妈用手中的芹菜指着那些奖状，一张一张讲给我听。许可佳在一旁跺了两次脚，叫了两声妈，她妈妈也不理，接着翻出许可佳小时候的照片要给我看，被许可佳夺过去了。她妈妈这才笑呵呵地说：“好好好，你自己给小天看吧。”临出书房门的时候，又回过头笑了一下，问我喜欢吃什么。我说我不在这吃晚饭，马上就要走的。她妈妈立刻瞪大了眼睛，说这孩子，不许走，要是走了，就是瞧不上伯母烧菜的手艺。我只好笑一笑，客套了两句。

　　书房里只剩下我和许可佳的时候，墙上的挂钟似乎走得更响了一些。我不知道目光往哪里搁，就从书架上随意抽出一本书，挡住自己的眼睛。翻了翻，才发现是本胎教方面的书，塞回去换了一本。偷偷瞄了一眼许可佳，她正在看自己的照片。看来这会儿是不能说那种事了，她要是突然不高兴了，她父母问起来我可怎么办？许可佳在一旁坐了一会，听见妈妈喊她，她说了一声你自己随意，怎么样都没关系的，就出去了。吃晚饭之前，她进来看过我两次，闲扯了几句，说她再去帮一帮她妈妈做饭，又出去了。其实我一个字也没看进去，只希望早点吃完饭走人。在餐桌边坐下来，许可佳的爸爸开了一瓶酒，我觉得让他给我斟酒有些过份，就接过了酒瓶子，给他倒上。

　　几杯酒下肚，我觉得脸上有些发热，就推说自己不太能喝酒，不能陪了。许可佳的爸爸也不以为意，他自己喝着，话明显多了起来，跟我聊了几句对国家经济形势的看法，又聊了几句沈阳和重庆的下岗工人在市府前静坐的事。许可佳妈妈打断了他。她妈妈给我夹菜，眉开眼笑地说她不知道我喜欢吃武昌鱼、蕨菜和排骨藕汤，这次来不及准备，只能是有什么做什么了，改天一定补回来。我笑了笑，回答这个话题的难度，对我来说有点太大了。许可佳在一旁低着头吃饭，不时抿着嘴笑一笑。

　　吃完饭，又闲聊了几句，我告辞了。许可佳的妈妈送我到楼梯口，说：“下个周末一定要来啊？不来，就是伯母这次菜没烧好。”我只好笑，称赞她烧的菜味道好极了。其实我刚才根本没心思细品菜的味道。

　　许可佳送我下楼，还想把我送到大街上，我拦住了她，说等到了大街上，我还得送她回家。她才站住了。我抬头朝她家窗户里射出的灯光看了一眼，想了想，觉得这时候说那件事还是不合适。具体怎么不合适，一下子说不上来，只是一种感觉。 现在回过头想想，也许许可佳这样的女孩对自己有好感，我心底里还是喜欢和留恋的，临到要斩断了，突然又不想那么干脆。也许还因为刚刚从许家走出来，浑身还裹着一团温暖的家庭气氛，不想马上破坏它。也许，应该还有更多的也许。

　　我说：“我走啦。”

　　许可佳有一会儿没说话，接着嗯了一声，说：“好。”

　　我往前走的时候，她却跟着我。她对我说她妈妈话太多，挺搞笑的，要我别介意。我说：“你妈妈挺好的呀。”我夸她妈妈待人热情。还想夸几句，找不着词。

　　许可佳笑了，说：“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突然就回来了。他们原先说，要晚上才回来的。”

　　“嗯。你回去吧。”

　　“好。”

　　许可佳站住了。我又往前走了十几步，突然听见背后有人跑过来的脚步声，转过头看看，是许可佳。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她已经扑进了我怀里。接着，我被她抱住了。她没头没脑地亲了我一口，说了声晚安，就咚咚咚地跑回去了。

　　涌进脑袋里的血一点一点退下来，我头晕晕的。许可佳扑过来亲那么一下的过程不足１０秒钟。我看见她在夜色里奔跑，我看见她跑进了单元门洞。楼道里的声控电灯一层接一层亮起来。

红楼月影

事情好像更复杂了。我和许可佳，原来只是拉拉手，在街上走一走，我可以勉强对自己说，这是怎么解释都可以的事情。大致上能糊弄过去，不一定非说清楚不可。现在，从天而降一个吻，就像是给我们的关系打上了一个印记。

　　回到住处后，我对着镜子看了看，左颊上有一个口红印，像一对让人有点飘飘然的翅膀。再看一看，又觉得它像是烙铁烙上去的一样。赶紧洗掉了。

　　我应当承认，许可佳这样向我表达感情，我做不到心如止水。我猜很多男人处在我这种情况下，也做不到心如止水。这不是要为自己找借口。把自己放到一堆男人里面，也许更能够看清自己。有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跟很多男人没什么区别。面对许可佳这样一个青春洋溢的女孩，很多男人有的反应我也会有。只不过，有时候我希望自己跟那些同性同胞有一点区别而已。在二十岁出头的年龄，我有时候会有意识地塑造一下自己，我有时候会告诉自己要提防跟别的男人一模一样。我希望自己能抵御一些诱惑，能控制一些反应，能调节一些欲望。

　　在感情这种事情上，我相信，一个人如果真的愿意对另一个人投入更多，就会主动关掉其它阀门。当然，不用说人毕竟是人，难以像机械那样机械，但我还是相信拧松一点或拧紧一点，应该是有可能做到的。

　　公平地说（现在回过头看自己，我希望能尽量公平一些），当时我对玲姐的感情是绝对的主流。在许可佳亲我那么一下之前，我并不是没有比较过。我跟玲姐，是心灵需要、精神需要、生理需要、生活需要等等加在一起。跟许可佳，应该说还没有到需要那个程度。喜欢是有一些的。还有，她和我同龄，跟她携手出入，更容易被社会接受，面子上更好看一些。当然了，能比较的还不止这些，但很难一样一样全部较真。就这么比较两下，已经让我够惭愧的了。

　　从许家回来的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天快亮的时候，我梦见了一个女人，脸像玲姐，身体像许可佳。一会儿又反过来了，身体像玲姐，脸像许可佳。刚一碰这个女人，我就不行了。 醒过来后，说是醒过来，其实也只是脑子醒了一部分，身体似乎还留在梦中，我给玲姐打了一个电话。 一拨通，我就对玲姐说，你快回来吧你快回来吧。

　　玲姐问我怎么了。

　　她的呼吸吹进了我的耳朵里。我说我很想她。

　　玲姐的语气马上冷淡下来，说我吓了她一跳，她以为我出了什么事，吓得她差点从床上掉下来。她还说昨天忙到后半夜，刚刚睡着一会，“以后不能大清早的这么发神经了。”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天晚上许可佳跑回家后，马上给玲姐打了个电话。这个电话，像玲姐在香山那个晚上一样，打得有点长。也许应该说更长。许可佳把这天我们见面的事都告诉了玲姐。玲姐怕吵着同房间的同事，就走到楼道里去打电话。后来，走到了宾馆大堂里。再后来，上了街。这天晚上，上海上半夜的天气还算温和。到了下半夜，突然下起了雨，玲姐在一片屋檐下站了一会，然后走进一家２４小时营业的超市里。直到许可佳说困了，要睡了，玲姐才回到宾馆躺下。她淋了点雨，这次问题不大。她刚迷迷糊糊睡着，我的电话就把她和同事都吵醒了。她解释说，当时态度“平淡”，确实是因为当时不适合继续打电话。

　　挂断电话后，我心里很难过，那种难过久久没有过去。这天清晨，我本来有很多话要对玲姐说的，结果绝大部分都堵在了嗓子眼那儿。后来我对自己说，她也许只是一时心情不好，会过去的。谁要是没有睡好觉，谁都会心情不好，我希望她放下电话后能好好睡一觉。再说，上“新好男人训练课”时，玲姐曾说过，一个女人情绪容易多变，做男人的不能要求女人时时热烈可爱。 我打算等她情绪好一些的时候，跟她好好谈一谈。记得什么书上说过，感情大坝一旦出现裂缝，若不能及时得到修补，很快就会被撕开。

　　现在说感情已经出现了裂缝，应该还没有充分的证据。我这方面，许可佳还只是一道影子投在大坝上，还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损伤。玲姐那方面呢？我不知道。也许许可佳对她说了什么让她觉得受伤害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把我跟许可佳的事原原本本告诉玲姐，然后一起商量怎么办。这件事早就该原原本本告诉她了。

　　此后我跑了几天业务，多数时间在烈日下奔走。开始的时候跟粘糊小妹在一起，后来我一个人。粘糊小妹发现，有我在场，远不如她单独作业时有效果。几天下来，一单也没签成。我有些心烦意乱，很难维持好心情。我觉得带着这种心情给玲姐打一个长长的电话，太考验自己。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天生就没长销售那根神经，跟人打交道时有点庄重严肃。庄重严肃，当然是给自己挑的好听一点的词。拿粘糊小妹的话来说，就是太死板，太老实。有一次有个主任让我在会客室等着，我就等了一下午，下班了，还想等下去，锁门的人对我说主任回家了。另一次，有个科长第一次见到我就大发雷霆，我觉得莫名受辱，忍不住跟他理论起来。还有一次一个科员要我开超出实际金额一倍的发票，我差点痛骂他一顿。

　　才几天时间，我就怀念起在总部的日子了。在有空调的办公大楼里一个人呆在小隔间里，手里拿着咖啡杯，另一只手晃着鼠标修改图表。幸好这样的日子只过了大半年。要是时间再长一些，做销售员的难受劲肯定让我更难受。

　　业务毫无进展，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我心里的积压越来越沉重。

　　一天，我正在昌平城外建筑工地的水龙头边喝水，许可佳打电话来了。许可佳又唱又叫的闹了一通后，我才知道这天是我的生日。虽然我一直没把过生日太当回事，可是，第一个祝贺电话不是玲姐打来的，我心里还是格登响了一下。这几年玲姐从来没忘过我的生日，每次生日都变着花样做一些好吃的，都会有一些生日礼物。

　　许可佳要我晚上到她家里去吃饭，说是她母亲要我去的。我说我在昌平，很晚才能回城里。她说好吧，改天再补上。听上去她有点不高兴，但强压着。最后她说她爸爸前几天还夸过我，她模仿她爸爸说话的声调说，小伙子在不错的公司工作，不错不错。我笑了起来，望着烈日下工地上的水龙头，我觉得许可佳爸爸的话真像是在讽刺我。我打断许可佳，说我这会儿不能多说了，有时间我再给她打过去。她说那她就挂电话了，我又犹豫了一下，能感觉到还有一些话堆在我舌头上，我知道那些话会让她难堪，就没说出来。

　　我又喝了几口自来水，决定这一天不跑业务了，从昌平区回到了住的地方。母亲打来了电话，她祝我工作顺利事业有成后，勉励我加强业务学习，最后叮嘱我谈对象要认真负责，对象年龄大小不要超过我３岁。我到北京这么多年，她每次给我打生日电话都是这些话，而且一本正经地说出来，我只有嗯嗯着答应。挂上电话没几分钟，父亲打电话来了。他说话越来越小心翼翼的，好像怕我突然朝他发脾气。我长大以后，跟他说话是不大对劲。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我一直在等玲姐的电话，到了晚上，我忍不住拨通了玲姐的手机。我笑着说，你可真忙，把我的生日都忘掉了。她像突然想起来似的，哎呀了一声，然后笑了一阵，说现在祝贺也不算迟吧。接着就祝贺了一通。除了谈对象的事，祝辞跟我母亲说的那些话差不了多少，只不过是用戏谑的语气说的。听上去玲姐心情还算不错，我就把我跟许可佳的事告诉了她。她没有打断我，没有问细节。末了，我问玲姐，我该怎么办？

　　玲姐笑了，说：“你都不知道怎么办，我怎么会知道怎么办？”

　　我没料到她会这样说。从湖边回来后，我觉得我们已经是一个人了，我处理不好的事情，当然可请教她。现在看来，我这些想法太不成熟了，也可以说太不懂女人的心了。亲近的人有可能更敏感，更挑剔。但当时我想不到这些，我脑袋像发昏了一样，还问能不能请她跟许可佳谈一谈，把我没有意思的意思转告给许可佳。

　　玲姐不笑了，有好几秒钟没说话，等她再说话的时候，我觉得电话那头仿佛换了一个人。

　　玲姐说：“你是在开玩笑吧？”

　　我说：“我可是当真的。”

　　玲姐说：“这叫人怎么相信？你要是真的一点意思也没有，人家怎么会亲你？又怎么会亲得着你？”

　　我有点给闷住了，说：“你不相信算了。”

　　玲姐说：“不是我不愿意相信，是你叫我怎么相信？拜托以后编这种故事的时候，多用点心思，让人相信起来容易一些。”

　　我心里仿佛塌了一个洞，继续谈这件事的劲头从那个洞里迅速流走了。

　　我说：“算了算了，不跟你说这些了。”

　　玲姐又笑了起来，她说：“你本来就可以不跟我说这些的。这也不关我什么事。”

　　我嘟哝着说：“当初要不是你把她推过来……嗯，现在时候不同了，再说这个也没什么意思。”我吸了一口气，“反正我不觉得这只是我一个人的事。”

　　玲姐停了一下，说：“你要说当初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没话说了。你要说现在怎么样怎么样，我倒觉得你应该好好问问你自己现在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

　　“我都已经告诉你了。”

　　“你叫我怎么相信？”

　　“你实在不相信就算了。”

　　玲姐再次笑起来，说：“好好好，我信我信，我相信人家先把你捆起来，手和脚都捆起来了，然后再亲你，所以亲着了你，行了吧？”

　　“你！我要是真有那个意思，干嘛跟你说啊？”

　　“谁知道。这怕是又要问你自己了。”

　　“我确实没那个意思。这么多年，你还这么不了解我，不相信我。”

　　“了解！相信！这些话你对许可佳说去吧。我这里就不用费这口舌了。”

　　我再也忍不住了，说：“真是白认识这么多年了。”

　　玲姐的声音也大了起来，说：“我还这么想呢。这么多年？我才离开几天？你就这样？你叫我怎么想？”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反正我没那种想法。事情已经都告诉你了。就是那样的。”

　　“就是那样的？”

　　“就是那样的。”

　　玲姐沉默了几秒钟，叹了口气，说：“我累了，不想听这些了。”

　　我说：“再说下去，我也觉得没劲了。”

　　挂断电话，我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清醒一点后，我觉得这不是玲姐在说话。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去阳台上吹了吹风，更清醒一些了，又觉得这才是玲姐在说话。我忽然意识到玲姐很可能是在吃醋。跟玲姐谈我和许可佳的事时，要是考虑到她会吃醋，我也许会省略掉从热带丛林餐厅出来的那天晚上拉着许可佳的手散步的细节，还有许可佳亲我那么一下的事实。不过，我也可能会更夸张一些的。当我像说别人的事那样说那些细节时，当我要她去跟许可佳谈一谈时，她要是没有这样的反应，我才应该感到吃惊呢。

　　这么想了想后，我心情好一些了。靠在沙发上仰望着天花板又想了想，我觉得我还是应该把我的想法跟玲姐说说清楚，表明我对她的心迹，不要让她在误会中自己折磨自己。我应该说明业务上的不顺，闷热的天气也让我心烦，然后为刚才的焦躁道歉。也许我还应该在性格上再反省一下，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有些软弱，告诉她我确实没勇气直截了当地拒绝许可佳。

　　再打电话过去，玲姐的手机已经关掉了。我每隔几分钟拨一次，拨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拨通了，但只响了几下铃，就没声音了。打到她房间的座机上，是她的同事接的，同事说她不在，问有什么事需要转告的。我想了想，觉得不应该影响她在单位里的形象，就说不麻烦了，我打她手机吧，谢谢。再打查询电话，查到宾馆附近的一家花店，要花店给玲姐送一束花和一张字条。字条上写：“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来上海，请回电话。小天。”

　　一个多小时后，玲姐回电话了，她说：“对不起，我刚才在开会。我明天回北京。”

红楼月影

我上街买了些东西，把玲姐的家布置了一下。客厅里放了一些鲜艳的气球，有的是胖娃娃，有的是胖动物，高高低低悬浮着。我是金牛座的，就让一头气球做的大牛斜挂红缎带，站在进门处的鞋柜前伸出双臂。红缎带上写着：“热烈热烈欢迎阿胖回家！”阿胖，是湖边那几天里启用的新昵称。餐桌上、茶几上、床上摆了一些巧克力和玫瑰，摆成了一行行字：“小天爱阿胖！”“阿胖爱小天！”诸如此类的肉麻话。梳妆台上斜插了一支玫瑰，玫瑰旁放了一张字条：“这支玫瑰是专为你开的！”

　　布置之前，我参考了美国浪漫专家格戴克写的一本书。有一些点子和肉麻话，还来自《魅力》杂志里的专题《给爱情加分１００招》。没办法，要从这个时候的我身上找浪漫，无异于从鸡蛋里挑骨头。像很多男人一样，一般情况下我宁肯把感情藏在心里沤烂，也不轻易拿出来示人。我一般也不看浪漫书刊，觉得那是些小花招，小把戏。现在，我喜欢不喜欢那些小花招小把戏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喜欢的人喜欢不喜欢。格戴克说：女人的血管里流的都是浪漫。我应该相信他一回。

　　浪漫工程完成后，我出去跑了半天业务，照例一无所获。欢欢喜喜回到玲姐家中，我吃惊地发现，我布置的东西都不见了。每个房间里瞄一眼，都像没被我布置过一样。玲姐不在家，如果不是梳妆台上多了一根长头发，我简直要怀疑她还没回来过。捻起那根头发又去每个房间里转了转，回到客厅长沙发上闷坐着，我能从头发上嗅到玲姐的气味，我的脑袋里一阵一阵地发懵。我当然不会真的认为我是在梦中布置过这套房子的，但此时的感觉，又真的像从一场梦中一点一点醒过来一样。

　　我给玲姐打了个电话，才知道她还得在单位的宾馆里住几天，继续开会。关于那些气球、鲜花和巧克力，她只字未提。很多天后，我实在忍不住提了一句。不记得当时为什么事我们又发生了争执，我说：我一番辛苦和用心，你完全不放在眼里，甚至不放在屋子里。玲姐竟说：“你把家里弄那么乱，害我收拾了半天，累死了，那些小花招小把戏你还好意思说。”

　　我什么都没说就走了出去。我不希望我和玲姐之间的别扭继续闹下去，我渴望玲姐温暖柔软的一面，但是，我不知道除了离开以外更好的办法。玲姐从上海回来后，性情变得很厉害。几次见面，常有冷冷的重重的话朝我摔过来。开始的时候我还要回她几句，后来，我干脆把这当成是又一节训练课，练习一个男人应有的宽容和忍耐。有一天，我试图讲和，尝试了格戴克的一招：“吵嘴的时候让女人住嘴的最好办法，就是吻她，用你的嘴勇敢地堵住她的嘴。”根本不管用，被她冷冷地重重地推开了。我对格戴克的信心一点一点落下去了，我对我自己的信心，也一点一点落下去了。

　　我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有时候，玲姐明明在北京，她也会在手机里说她在外地。好不容易见着了，不是她家里有别人（一般是丁当或孙姐），就是她找借口很快出了门。长时间没跟她在一起交谈或演奏，那种滋味不说也是清楚的。可我也不愿意表现得太下作，尽管那种滋味比去湖边之前更不是滋味。

　　跟玲姐闹别扭的那段日子，我经常睡不好觉，白天经常精神恍惚地在一幢幢大楼之间奔走。业务方面依然毫无进展。本来有几家客户愿意进一步接触的，但都给别的销售员撬走了。那段时间销售员之间互相撬业务，已经成了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不同的公司之间互相撬，就是同一家公司不同的销售员之间也互相撬。你去销售部汇报某公司有意购买某某规格的通信系统，稍不留神，给另一个销售员知道了，那笔业务基本上就不再是你的，除非你还有更狠的招数。

　　更狠的招数，通常意味着更低的价格和人格。当这样的较量发生在我和粘糊小妹之间时，我真的很痛心。她却很无所谓的样子，事后还拍拍我的肩膀说：“小天哥，我请客。业务之内我们是对手，业务之外还是朋友。”我提醒她，那笔业务客户要是发现她没用原来承诺的配置，肯定会找她的。她依然很无所谓的样子，说：“你啊，就是不开窍，眼看着别人撬走你到口的肥肉，真还不如我来撬。我做成了，可以请你，别人做成了，连句谢谢都没有。”我承认她说的也有道理。我只是问她：客户发现了怎么办？粘糊小妹忸怩了一阵，说别人问这个，她肯定不会说，既然我再三追问了，她只得告诉我。她说通常达不到承诺标准的配制不是埋在地下，就是封进了墙壁，不懂行的客户一般不会发现的。就是相同型号的配制，也有正路子与水路子之分，寿命长短之分。况且水路子来的有些比正路子来的质量更好，有些寿命短些，但三两年之内没问题，过了保修期，让维修部的人继续赚钱就是了。我笑了，说：“你厉害你厉害。”她低下头笑了笑，要我别讽剌她。她知道这样做不好，但还是希望这些窍门能帮上我。我说，我下不了那个手。这件事没有接着谈下去，我不想做过多的评论，不想让人觉得我在塑造自己的高大形象。我的形象一点也不高大，只不过比一般销售员多读了几本书而已。我读过的那些书，把我和那样的事情隔开了一些。

　　有时候，许可佳会打电话来提供一些业务信息。我会故意跟她拧着，不去她说的那些单位。一看是她的电话，我一般会说我很忙，待会儿再给她回过去。一会儿过后，我没回过去她也不以为意。她几次约我见面，我都没答应。我已经总结了上两次见面的教训：每见一次，两个人就稀里糊涂的走得更近了一些。对她，我大致上采用的是玲姐对我的冷处理方式。正因为如此，我心里也常常同情许可佳，不愿意说伤她的话。无论如何，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都是对另一个人的赞美，我觉得她没有错。错的只能是我，我没能够正确应对。在找到比冷处理更合适的方式之前，对许可佳，我不敢再轻举妄动了。

　　一个周末的晚上，玲姐忽然问我，要是我确实不喜欢许可佳，另外介绍一个好不好。

　　我不知道玲姐是在试探我，还是在说真的。不论是哪一种，她能这样心平气和地提到许可佳的名字，都让我有一点高兴。此前一两天，她对我的态度已经有一些好转。见到了我，会拿我又黑又瘦的模样淡淡地开一两句玩笑。有时候我在电话里咳嗽一声，她还会问我是不是感冒了。

　　我坐在沙发上，心里盘算着是不是借此机会跟她商量一下，怎么把我跟许可佳的事情做个了结。

　　我先把我对许可佳的看法告诉了玲姐，我尽量说出我的真实看法。许可佳不是一个让我讨厌的女孩，许可佳是一个不错的女孩，但是，我对她没有那种感觉，跟她做一个普通朋友可能会很不错，诸如此类。正说着，座机电话响了。听得出来，给玲姐打电话的是一个姓易的男人。

　　玲姐给这个姓易的男人打电话时，声音亲昵，脸上有笑容，手上有动作，嘴上还不停地喊着老易老易。我从来没见过她跟另一个男人打电话时这样，不由得疑心大起：这人跟她什么关系？她为什么要在电话里热呼呼地问起他的饮食起居等等？接下来，心里酸溜溜的，就开大了电视机音量，嘴里还发出了一些小动静。玲姐在嘴边竖起一根手指头朝我嘘了一声。我立刻觉得胸中郁闷无比，肚子里仿佛胀满了可燃气体。

　　我努力忍耐着。玲姐打完电话，过了几分钟，我才问那个人是谁。玲姐笑了一下，反问我：“你是要我说真话呢，还是说假话？”我说：“当然真话，骗来骗去又有什么意思？”她淡淡地说是上个星期，单位里的同事给她介绍的男朋友。我脑子里闪过了一道白光，像电线短路了一样。我马上把前些日子玲姐对我冷淡和这个老易联系在一起。我虎地站起，摔门而去，整幢楼都摇晃了一下。

　　外面下着小雨，天气真是会附和我的心情。我跑出小区院子，才感觉到身上的衣服全都湿透了。又跑过一条巷子，走进一家服装店，买了套衣服换上，然后去旁边的小酒馆里喝了一通酒。平时我不怎么喝酒，这几个月来还只是在许可佳的家里陪她父亲喝了两杯。坐在小酒馆里，我希望酒精能化掉心里的怨气和怒气。这天喝得有点多，心里却越来越明白，对自己的处境看得越来越清楚。从法律上讲，我无权干涉一个单身女人的婚姻大事。从个人感情上讲，我觉得自己是个懦夫，只知道跑。这个时候怎么能跑？调查调查老易，搞搞清楚竞争对手，想想致胜策略才是正事。

　　从小酒馆里出来，在天桥上看见两个十四五岁的女孩，湿衣服贴着单薄的身体，披头散发站在雨中抓着栏杆冲着街上的车流喊叫着。具体喊什么我脑子里没空地方去记忆。但她俩被一股莫名的激情抓住的样子感染了我。我相信，多年后她俩一定会兴致勃勃地回想起雨中的这一幕。我决定让她俩的回想里多一个同样被激情抓住的小伙子，我也抓着栏杆冲着车流喊了一阵。我喊的是：啊！啊！啊！ 我喊不出更多的字，一切已经放进这一个字里了。

　　星期一，我买了一只大风筝，走到玲姐单位的办公楼前放起来。大风筝上拖着两条大红绸，一条红绸上用黄油漆写着：“阿胖，我爱你！”另一条上写着：“阿胖，嫁给我！”

　　调整好风筝的高度与位置后，我给玲姐打了个电话，让她走到窗前往外看一看。一会儿，玲姐说：“我马上下楼，请你别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