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春天回想一个比我年长的女人（转）乐小天

红楼月影

第七部分（1）乐小天

　　玲姐所在的单位是一个行政机关，我去过一次，整幢大楼都给人一种堆满心思的感觉。里面的人喜欢用废话、套话、空话、假话遮掩琢磨人的劲头。我当然不会不知道在这样的单位里上班，每个人都很在意自己的形象。放风筝之前，我已经推敲了红绸子上的词句，既要让玲姐看明白是怎么回事，同时又要让别人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风筝刚刚放起来，就看见几扇窗户打开了，几只脑袋从窗口探出来，还有人朝天上指指点点的。

　　十几分钟后，玲姐走出了办公大楼。她走过我身边的时候，装作不认识我的样子，朝天上看一看，掠一掠头发，突然掏出剪刀剪断了风筝上的线索。动作很快，又有点不经意的样子。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机关大院。我楞了楞，马上明白了她的用意。隔了一会儿，我才往大院外面走。我觉得她不应该出手的，她应该知道我不会没完没了地闹下去。这会儿我倒有点担心她出手的时候有人看见了。

　　拐进一条小街，玲姐叫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在我身边停了一下，我钻进去，看见玲姐扭头望着她那边的车窗。我要握她的手，她把手挪开了。一路上她一句话也不说，到了她家楼下，付车费的时候也不说话。上楼梯的时候走得很快。她打开门，等我走进去了，她才关上门靠在门板上喘气。她扫了我一眼，望了一会儿墙壁，又扫了我一眼，又望了一会儿墙壁，一边喘气一边问我：“你在干什么啊？”

　　“我要你嫁给我！”

　　“你那样到底要干什么？”

　　“我要你嫁给我！”

　　“神经！”

　　“我要你嫁给我！”

　　“真是太神经了。”她双手捂着脸，声音从指缝间透出来：“你也不想想，你这么做，我在单位里还怎么做人，脸往哪里放？”

　　她这么一说，我有点生气了。这个问题我本来考虑到了的，但从她的嘴里说出来，我就觉得很不好受。我是诚心诚意向她求婚的，但心底里积蓄的那些怒气和怨气并不是已经完全化掉了。

　　我说：“我怎么啦？我偷了还是抢了？我做了什么让你见不得人的事啦？”

　　“还这么混。总这么混。越来越混了。从来都不替别人想一想。” 　　

　　没说的，这几句话一出来，旧帐也跟着带出来了。她越数落越生气，气得浑身乱抖，像风中的一片树叶。突然，她开始拧她自己，掐她自己。胳膊和腿上立刻红了好几块。我冲上去抓住她的手，她一边挣扎，一边继续咒骂我和她自己。情急中，我又想起了格戴克的那一招：“吵嘴的时候让女人住嘴的最好办法，就是吻她，用你的嘴勇敢地堵住她的嘴。”我把她按在沙发上，这回格戴克赢了。她先是推我，接下来摇头晃脑的，再下来的挣扎越来越无力，再接下来，抱我的手越来越用力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突然到来的特大利好，虽然不是很有把握。我像营销书上说的那样继续进行合理诱导，开发潜力，终于确认了她的需求。

　　晚上临睡前，乘她心情大好，跟她聊了几句那个姓易的男人。她好像也很乐意解释一下。老易在丰台区的一个机关里上班，五十多岁，妻子去世已经３年，有个女儿留学日本。介绍人是单位里的一个领导，既然领导介绍了，她也不好不见面。她只见过老易两次，感觉老易人比较踏实，别的感觉还谈不上。我多少松了一口气，没追着问下去。 　　

　　第二天早晨，玲姐穿着长裤和长袖衬衣去上班。天气闷热，她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的。我想捋起她的袖子看一看那些被掐过的地方，她不让。她走后，我在客厅中央呆呆地站了几分钟，然后笑了。

　　我有好久没在这过夜了。这一夜，这一个早晨，有点回到了湖边那种好时光的意思。我坐在沙发上回味了一遍，觉得再也不能让这种日子溜走了。我找出纸和笔，开始计划下一步的行动。首先还是得提防着点那个老易。我得掂一掂我和他的份量，仔细分析一下继续保持份额领先的可行性。也许应该对他进行一次跟踪调查？这好像是在搞恶性竞争，同时提高了时间成本，做得太过份也许还会失去好不容易得来的阶段性成果。也许只需要搞好自己的优势展示就足够了？优势策略是忠诚度管理的核心部分。应该说彼此的优势和劣势还是很明显的。

　　从年龄方面看，我比玲姐小十来岁，老易比玲姐大十来岁，我个人认为这谁都不占便宜，打个平手吧。就算老易年老，现在的社会风气让他略占上风，但我跟玲姐交往的历史比他悠久，补上应该大有富余。如果认真重估一下交往历史方面的价值，应该是非常重大且像文物一样不可替代的。我能分辩出玲姐脸上24种不同的微笑，并能做出24种以上的回应，哼哼，他老易能做到吗？那可是４年来一分一秒积累起来的，绝非一朝一日之功。既然老易不可能知道玲姐微笑时，左嘴角比右嘴角高一毫米或低一毫米的心情有何不同，他又怎能随着她的心态变化而调整自己的行为管理?我越想越觉得交往历史方面是我的核心优势，我应该集中力量，把所有的策划建立在这一优势的基础上。

　　另外，我不用上固定的班，他老易准点出入机关大楼，只要我争取垄断玲姐的业余时间，就算老易上班时打几个电话，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反而可以大度一些。如果再加上我陪伴玲姐一生的时间长度正常情况下会超过老易，那么，在时间这个方面，总体来说我应该是远远胜出的。

　　再看一看有形资产竞争，不用审计，他老易应该能盖过我。但我到了他那把年纪，我应该比他强多了。我有信心用不了几年就能超过他。这几年处于劣势，应该用加强服务的方式弥补。比如说浪漫攻势依然不能放松，隔三差五来一下，只要有时间就来一下。格戴克的小成本招数还有一千余种我还没用过呢，一样一样来。只是……浪漫攻势里有的点子需要撒点小谎，这对我有点障碍。不过，在浪漫的事情上撒点谎，据说上帝也会原谅的。

　　我又买了些巧克力、玫瑰花和气球。把巧克力加温融化后，捏造成一些她喜欢的小牛形象，然后放进冰箱里。当她打开冰箱门时，一排小牛就会整整齐齐地出现她眼前。气球里塞了一些字条和一些玫瑰花瓣，悬在浴缸上方。系线索的地方做了一个活套子，她只要拉一拉线头，气球就会爆炸，让里面的花瓣和字条飘飘洒洒地掉进浴缸里，她会从字条上读到一句白勃宁夫人的诗：“跟我一起往下过吧，最好的日子还没有到来呢。”或者读到我爱她的４０条理由。

　　接下来差不多有两个星期，我们是在一种温馨和日常的气氛中度过的。那种气氛，有点像新婚蜜月，同时又有点像夫妻多年。回想起来，两个星期里跟玲姐在一起的时间变得很不均匀，有的稀薄，有的粘稠，总体来说过得很快。过得很快的日子一般都充满了生命的欢愉，这种对时间的感受古人已经说过了：快活，快乐，愉快，我有相同的感受，也许可以说我和古人一样，在生命中的一些时刻瞥见了同一个永恒。

　　在那两个星期里，许可佳和老易这两个人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谈话里。这不是说许可佳没有给我打电话，也不是说老易没有给玲姐打电话。老易给玲姐打电话的时候，我会主动把电视机的声音调小一些，我会保持安静，我会装作不再把玲姐跟老易的这种来往放在心上，当然，每一句都是放进了耳朵里的。玲姐听出是许可佳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一般会走到另一个房间里去，我不清楚她怎么想。只有这两个人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才会觉得一切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平静。当然，实际上绝大多数时间还是平静的。当我感觉到我和玲姐的感情比较平稳之后，我又出去跑业务了。银子还是要紧的，我非常清楚这一点上也不能输给老易，应该早一天超上或超过老易。我劲头十足，很有一点乐天的感觉。

　　人一得意就容易忘形，“得意忘形”这句成语是古人对人性深刻洞察的结果。我感情上一得意，再加上业务上又烦又忙，接下来的一段日子对玲姐就没那么细致宽容了。虽然没什么大冲突，但生几天气的情况有时候会发生。

　　我做销售员的第三个月里，不记得为什么事我们又生了几天气，互不理睬，也不打电话。有一天我正在跟一个客户谈判，忽然接到了玲姐的电话。玲姐叫了一声我的名字，就哭起来了，然后说她在医院。我心里沉了一下，说：“我就来！”挂断电话就去跟客户告别，客户有点不高兴，但这会儿我顾不了那么多。玲姐很少用那种声音跟我说话，也是我年轻不经事，一听见那种受了伤的幼儿跟亲人说话的声音，我就稳不住。我不知道玲姐出了什么事，眼前闪现出种种恐怖幻象。我有点懊悔自己不该跟她赌那么久的气不打电话。我一边往街上走，一边拨玲姐手机，现在我有时间面对一堆疑问了，我问她在哪家医院，现在怎么样，怎么回事等等。一听说是在楼梯上摔了一下，已无大碍，我稍稍松了口气，但一直跟玲姐通着话。出租车经过一个水果摊时，我看见水果摊后面有家花店，心中动了一下，有点想下车去买，最后还是决定先到医院再说。虽然玲姐后来在电话里轻描淡写的，我还是想先见到她。我问玲姐怎么在楼梯上摔倒的。她说：“我撞到鬼啦。”接着笑了起来，哎唷一声，说她把嘴巴笑痛了。这时候我已经推开了病房的门，玲姐又哎唷一声，扔掉手机，慌忙戴上口罩。　

　　但在那一瞬间，我已瞥见了她的嘴唇，她的嘴唇有点乌肿。一条眉毛上贴着一小块纱布，两只手上都有淤痕，涂了碘酒，身体被病号服裹得严严实实的，伤得怎么样还不清楚。我很想俯下身抱一抱她，但她不让。我傻傻地站了一会，望着她，她也望着我。能从她眼里看到一些笑意，我心里又宽松了一些。 　

　　玲姐说她从楼梯上摔下来是大前天的事，她说她正下着楼，走着走着脚一软，就摔了，“你说这不是撞见鬼了又是什么？”我努力笑了一下，心里有些疑惑，不过没有细问。我在床边坐了一会儿，决定找医生和护士拉拉关系套套近乎。没用多久，我就知道玲姐并不是在楼梯上摔的，而是从折叠小铝梯上摔下来的。一个女医生对我说，请一个小工刷墙也用不了多少钱，你表姐兴致好，偏偏要自己做，好在伤得不算太严重，再观察几天也许就可以出院了。 　

　　我回到病房，心中很歉疚。我对玲姐说刷墙这种事以后让我来干，然后问她怎么突然想起来要刷墙了。

　　玲姐有几秒钟没说话，接着支支唔唔的，从口罩里透出来的声音听上去有些怪异。有一会儿她想把话题转移开，我没接她的话。她双手抓了一阵头发，抬起眼睛望着我，说：“天儿，我们以后再谈这件事好不好？”

　　玲姐叫我天儿的时候不太多，每次这样叫都有点央求的味道。我肠肠肚肚都牵动了一下，但心中的疑惑也更深了。按理说刷墙这种事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我没吭声，去阳台上站了一会，然后到医院外面买了一束花。买水果的时候我想了想，最后买了些能挤出汁的桔子和不太麻烦牙齿的香蕉。回到医院的路上，我自己找了个理由把自己摆平了。我觉得玲姐可能是怕我太内疚，才不提她自己刷墙的事。

　　玲姐喝了一小杯我挤出来的桔子汁，问了些我跑业务的情况。为了让她开心，我告诉她业务进展很不错。这样继续下去，不到３年，我就能买一辆她喜欢的甲壳虫送给她。她双手一拍，口罩里还发出一连串含义不明的叫声。她好像越听越高兴，抬起手比比划划的，有一次还差点把口罩扯下来。

　　正说着，她手机响了。她喂了一声，有一阵子不说话，接着嗯呀啊的。挂断电话后，又闲聊几句，她要我去帮她买些美国甜橙，“喝着桔子汁，忽然就想吃美国的甜橙了。”有一瞬间我觉得她很陌生，仿佛一张口罩把我和她隔在两个世界了。我带着满腹狐疑走出医院，直觉告诉我，玲姐刚才接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电话。我走到医院旁边的几家水果摊上挨着问了一遍，结果都说没有什么美国甜橙，也不知道哪有卖的。只得给玲姐打电话，她又嗯呀啊了一阵，最后说像西单商场那样的大商场都会有。我打了一辆车，问司机，司机说不用跑那么远，附近一家商场里就有。　 　

　　买了美国甜橙，我在街边打车，天色越来越暗，好像要下雨。我等了好一会也没有等到空车，我想也不算太远，走回去也是可以的。我走着走着，越走越快，最后竟飞奔起来。　

　　回到医院，脚步一下子沉重了许多。我走上楼，走到病房门口，透过门上镶着的玻璃，我看见一个男人背冲着我，坐在玲姐的床边。这个男人大背头，穿一件铁锈红的皮夹克，他抓着玲姐的手轻轻抚摸着。我像给定住了一样，不能动弹，眨了好几次眼，眼前的一幕却没有消失。

　　我听到了几句玲姐跟这个男人的对话。我听出这个男人就是那个老易。我还听出玲姐跟老易已定下了婚期，他们决定婚后住在老易那边，玲姐就是在刷老易的房子时摔下来的。

　　我转身走下楼。脑袋木木的，像填满了烂木屑。走到医院门口，又折回身，走到医生值班室，把一袋美国甜橙搁在那个女医生的办公桌上。我记得我还掏出了几只送给了女医生，我对她说真是太让你费心了。剩下的怎么办，我好像没有说。 　

　　走出医院，天开始下雨了。我在心里说好！好！好！像灵魂出窍似的，能看见自己在雨地里走，像看见一部电视剧里的年轻主人公，在雨地里傻傻地走。这一切真他妈的太像电视剧了。 　

　　接着我哭了，分不清脸上的雨水和泪水。

红楼月影

没走多远，玲姐打电话来了。听出是她，我没有说话。玲姐问：“你怎么啦？后牙槽都在响。”

　　我说：“没什么，请你以后不要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你怎么啦？又发什么神经？”

　　我大笑起来：“哈哈哈，我是在发神经，我真的是在发神经，我真他妈的神经病！”

　　“天儿，天儿。”

　　我赶紧关掉了电话，很想嚎啕大哭一场，但一个男人能去哪里哭泣？有一首歌中唱道：一个男人只能在暴雨中哭泣。现在下的这场雨，还太小。我双腿发软。玲姐一声天儿，像抽掉了我的骨头。除她之外，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母亲叫过我天儿。时光迅速倒流，穿透越来越密集的雨线，把我送回到模模糊糊的童年，模模糊糊的景物中回荡着我的乳名。父母离婚后，有一阵子我不许母亲叫我天儿，她要叫我也不答应，她只好叫我小天了。有一天我正在上课，母亲来看我，样子很奇怪，说她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很久都不能来看我。我一边东张西望，一边听她说话，然后很不耐烦地打断她说我要上课去了。她塞给我一个购物袋，里面有衣服、玩具和零食。我抱着大袋子离开了，听见她在后面喊了我一声：“天儿！”我没有回头，答应一声就飞快地跑掉了。我没有回教室，抱着袋子坐在楼梯下的角落里哭着，我记得哭着哭着好像就下起了雨，我一直哭到下课，然后把袋子里的东西都送给了同学。 　　

　　这一段往事我讲给玲姐听过，她搂着我的头喃喃地叫了好几声天儿，还轻轻拍我的背，差点把我拍睡着了。在玲姐家里，有时候我真是有重过一次童年的感觉。 　

　　这之后不久的一个下午，我坐在玲姐家阳台上看报纸，玲姐坐在客厅里看电视，一边给我织毛裤。阳台给玻璃和铝合金封着，细小的尘埃在阳光里悬浮。屋子里除了电视机的声音，听不见其它动静。我看不见玲姐，玲姐也看不见我。忽然听见玲姐叫了我一声：“天儿。”我楞了一下，然后嗯一声，问她什么事。她说没什么事。屋子里又只有电视机的声音了。我继续看报纸，但报纸上写的什么，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那一刻，在我的想象中：我会常常坐在阳台这张竹躺椅上，玲姐会常常坐在客厅那张沙发上，我看报纸，她打毛衣，我们对粉笔灰一样不断飘落在头上的时间满不在乎。我们一点一点变老，她58岁了，我40岁了，我们坐在床头回忆着过去22年共同的生活，成功化解了一次危机。接着，她78岁，一脸福相的老太太，腿有点小毛病，我已经60岁了，一个还算精神的老头儿，推着她去公园里散步，给她的腿盖上毯子。再接着，她98岁，我80岁，但看上去她比我生动得多。由于在阳台上看了60年报纸，我已老眼昏花，但随时擦亮眼镜从报纸上方探出脑袋，盯着一个经常给玲姐送花的百岁老家伙。一转眼，她已经128岁了，我已经110岁了，我俩颤巍巍的相对而立，让孩子们抬起我俩的手，互相摸着对方的脸，此时她118岁的妹妹已经不跟我们住在一起，不久前，这一对老姐妹俩由于都爱上了我而反目成仇，如果不是因为都老得像婴儿一样举不起枕头，我相信，她俩一定会大打出手。 　　

　　现在看来，这些想象中的故事都不再有机会发生了。无论我做什么，无论我怎么样，她的未来和我的未来，都不会有什么关系。我的梦想，已经被击碎，被病房里那个穿铁锈红皮夹克的男人和玲姐一起联手击得粉碎。剩下要做的事，就是把一棵大树从血肉中拔出来，然后想办法填平留下的巨坑。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想受这种罪了。

　　我在雨地里慢慢走着，顶着一颗混混沌沌的脑袋，膝盖在打颤，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现在到哪里去都是一样的，没有一个人在一个特别的地方等着我，没有一扇门需要我走进去，没有一个温暖柔软的地方可以让我栖息。惊雷阵阵响起，暴雨开始抽打我，让我觉得好受了一些。暴雨最好把我打到水泥地下面的泥土里去。迷迷糊糊的，不知道怎么就走到了车道上，而且是逆着车流。汽车一辆接一辆呼啸而至，溅起积水从我身边掠过。不时有几颗泥星和水珠打在我脸上。不时能听到司机的大骂，骂的是什么我一句也分辨不出来。忽然我站住了，我看见雨水闪亮的快车道上有一只大风筝，一瞬间就被碾得稀烂，还有无数的车轮碾过去，碾过去，碾过去。

　　直到一个交警抓紧我的胳膊，把我拖到岗亭那儿，突然涌到心口的疼痛才让我清醒了一些。那种疼痛的感觉，有点像给一辆车撞了一下。我记得有一次一辆车撞着了我的手，当时感觉不到疼痛，几个小时后那只手才越来越肿，越来越痛。只不过这一次是受了内伤。这个弯转得实在太急了，虽然此前有一些小坡小弯，基本上是在平直的幸福大道上奔驰着的，突然这么急一个弯，就冲出去了。我的五脏六腑都被撕裂了。接着头也开始剧痛起来。

　　交警问我：“你叫什么名字？住哪儿？”

　　我双手挤着太阳穴，想了一会儿，才告诉了他。

　　交警说：“你好像病得不轻呢，你没事吧？”

　　我说没事，就是头有点晕。

　　交警拦了一辆的士，要司机把我送到医院里去。半道上我让司机改变了路线，把我送回家。我一躺上床，就睡着了。醒过来后，头还是又重又痛，在黑暗中转着眼珠，渐渐想起了医院病房里的一幕，觉得心脏肺叶胃都在朝不动的方向撕扯，撕扯，撕扯。 　　

　　经过多次回想，现在我已经感觉不到当年的那种疼痛了。２００１年秋天，我回想过一次，我想起多年前身体里刮过的那场疼痛风暴，还能感觉到内脏一阵阵紧缩，但同时觉得很好笑。一切真的有点像电视剧，我仿佛刚刚从一场电视剧中走出来，对自己刚刚扮演的那个角色很有点不屑的态度。到了２００３年春天，我决定开始认真回想生命中曾经有过的这一段经历时，觉得２００１年秋天的我，对更年轻的我，很不公平。我重新对电视剧和我的关系进行了思考。毫无疑问，刚满２２岁的那一年，我一切都还没有定型，还处于自我塑造和被社会塑造的阶段。电视剧的社会影响力不用形容了，当时我的各种观念，各种表达情感的方式，有很多是从电视剧中学来的。我的行为，有时候是在模仿某一部电视剧的主人公，有时候是在模仿几部电视剧揉在一起后重新拼凑出来的一个主人公。这种模仿，有时候是自觉的，像我有意识地照搬美国浪漫专家格戴克的著作一样。有时候是在潜意识里对我产生影响。我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人格”这种说法，不知道是否有人深入研究过。我希望有，并且希望能把研究结果反馈给电视剧制作者，以便商业化的同时不排除加进去一点点责任和良知。

　　从医院里回来后，我在疼痛和高烧中躺了三天，把冰箱吃空了，也不愿下楼。打开关了三天的手机和座机，很快接到了一个电话。听到铃响，我还以为是玲姐打来的（我有点恨自己还期待接到玲姐的电话），结果是粘糊小妹。粘糊小妹说她作东，请我上现代城那边的一家餐厅吃饭。我说身体不舒服，恐怕去不了。粘糊小妹说：“你跟阿伍说吧。”接着听到了阿伍的声音，阿伍说：“你快来吧，你要不来，这一顿我也吃不成了。”我想了想，也好，也该出去喝点酒了，反正我也没别的地方可去，一个人的夜晚不会好过。

　　我洗了洗脸，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瘦了整整一圈，眼窝深陷，头发蓬乱。赶到餐厅时，粘糊小妹和阿伍已经坐在桌子边了。我能从他俩脸上看到惊讶的表情。他俩不出声地研究着我。我打量着餐厅。这是一家装修很怪异的餐厅。二楼地板是透明的玻璃，我们坐在楼下，可以看见楼上人的屁股和鞋底。我估计上这家餐厅里来吃饭，可能是阿伍的主意。北京有特色的餐厅，阿伍差不多都去尝过。他常说自己的工资除了供楼，都贡献给三巴了。一巴就是嘴巴，二巴是什么不用说了，三巴是中巴（阿伍住的地方只通小公共）。由于这三巴的缘故，他上班常迟到，我还在总部的时候他经常把卡交给我，让我帮他打卡。

　　他俩大约把我研究得差不多了，开始一本正经地讨论。阿伍问粘糊小妹：“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小天？”粘糊小妹说：“眼睛好像大了一些，脸上的线条也多了些，好像比那个小天哥哥好看一些哦。”阿伍说：“还是老办法，你亲自来一口试一试？”粘糊小妹脑袋歪来歪去的笑着。阿伍也笑，意味深长地望着我。粘糊小妹问：“亲爱的，谁把你怎么了？”我笑了一下，没说话。阿伍说：“好像是失恋了，不过没听说过他有女朋友嘛。” 　

　　阿伍的一句“好像是失恋了”，触动了我一下。哗哗的雨声立刻在我脑袋里响起来了。我不知道我跟玲姐这一场意味着什么，这是一段无法命名的感情：不像爱情，不像亲情，不像友情，又什么情都有一点。每次我反省，都觉得感情这个词到了我们的关系里，就没法再细分了。我只能说我刚刚经受了一场感情上的挫折，失恋这个词不太准确，这个词似乎太小了。几个晚上我都没睡着，经受着一种陌生的痛苦，我一直想找一句话抓住这种痛苦，好让疼痛减轻一些，好让自己痛个明明白白。但我就是找不到那么一句话——像失恋了？有点像，但远远不够，“像失恋了”还只是那句话的一个零头。

　　粘糊小妹点点头，很有把握地说：“没错，看起来是失恋了。”

　　我苦笑了一下。 　　

　　阿伍说：“嗨！还真是的啊！快莫烦躁，快莫烦躁，吃过饭哥哥就带你去打炮！”

　　粘糊小妹朝他呸了一声，说：“你这人就知道打炮，能不能有点高位追求啊？”

　　阿伍笑了，说：“瞧瞧他，那就是高位追求的结果。他要是先做爱，后谈恋爱，就不会是这副死样子了。”

　　粘糊小妹说：“他不会还是一个童男吧？”

　　阿伍说：“不是童男，怎么会这样？”

　　我打断了他俩，问都点了一些什么菜。我知道要是不打断，他俩会越说越不像话。阿伍谈这种事向来毫无顾忌，况且他对帮助我成长一直充满热情。第一个告诉我“打一炮XXX元”，然后把我带到妓女面前去的就是他。 等粘糊小妹上洗手间了，阿伍告诉我今天晚上有三个选择：一，就地解决，这家餐厅里可以透明的地方一概透明，不可以透明的地方都遮得严严实实的，那些带卡拉ＯＫ的小包间里很安全。二、可以上粘糊小妹住的地方去，他探过口风了，她多半愿意。三、去青塔，那里有条三区交界的小街，也就是三不管，有很多新鲜货色。

　　我没有说话，不想告诉他我已经不是一个童男了，不想受他的好奇心的折磨。我们要的菜很快就上齐了。阿伍举起酒杯，望着我，等着我答复。我盯着面前的“青蛙皮”，“青蛙皮”据说是这最有名的菜，其实是一种寄生在树上的苔藓，有点绿有点皱，吃起来像黄瓜那么脆，又像海蜇皮那么韧。他一边咔叽咔叽地嚼着“青蛙皮”，一边以很少表现过的耐心继续开导我：一个男人在一个女人那里栽倒了，应该从另一个女人那里爬起来。

　　正说着，玲姐打电话来了。玲姐喂了一声，出了一口长气，说：“你真是急死我了。”　

　　我说：“我这会儿有事，完事了我再打给你吧。” 　　

　　她说：“一会儿你来医院好不好，我有些事要跟你说。” 　

　　我说：“我走不开。” 　　

　　她哭了起来，说：“天儿，我要是走得动，早就找你去了。我想看看你。” 　　

　　我说：“我晚上真的有事。” 　　

　　她说：“你开着手机好不好？” 　　

　　我说：“好。”

红楼月影

我收起电话，阿伍从洗手间那边过来了。刚才，我跟玲姐通电话的时候，阿伍朝我望了好一会儿才离开。好几个月过后，阿伍告诉我，这天他上洗手间那边去做粘糊小妹的工作，要粘糊小妹好好照顾我一夜。结果，粘糊小妹吐了他一脸口水，气冲冲地跑走出了餐厅。在此之前，阿伍不知道粘糊小妹是真心喜欢他。知道后，他也没当回事。他走到餐桌边连喝了几杯酒，摇头晃脑地笑个不停。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也没心思理会他。几分钟前我听到了玲姐的声音，心里又迸裂了，那些还没有完全愈合的伤口纷纷裂开，疼痛阵阵扩散着。 阿伍重重地坐下，问我刚才是谁打来电话，我没告诉他。他又摇着头笑了，说：“小天你真的完了！没救了！人家打一个电话来，就像拿一把刀捅了你一下。”

　　我觉得他说的不错，这个电话，的确像把刀捅了我一下。我看不见自己脸上的表情，我想那一定很难看。我问他粘糊小妹怎么走掉了。他说：“别管她，你还有两个选择呢。”接下来唉声叹气的，说：“老弟啊老弟，老弟，老弟，女人留下的病只有女人才治得了。这叫以毒攻毒，增加免疫力。哥哥恨不能生为女身，好好为你奉献一把。可惜啊可惜，可惜做哥哥的只能牵线搭桥，铺床摊被，剩下的只有你亲自做才做得成了。”我笑了笑，他说话一贯没个实数，我经常不知道怎么应对才好。这天倒是叫他感动了一下，但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阿伍像看穿了我的心思一样，连连摆手：“算了算了，你什么也不用说啦，喝酒喝酒。”没等我端起杯子，他自己先干了，喉节滑动了一下，咕咚一响。接着继续开导我。照他的说法：一个男人如果为女人受苦，就不能不说这个男人堕落得还不够。我说：“那不一定吧？”他说：“什么叫那不一定吧？我亲身体验了这个，只不过……你以后想为女人痛苦也痛苦不了，那本身也是一种痛苦，就算那是高级痛苦吧。”他给自己斟上酒，示意我干杯。酒我没有喝，这天出门的时候本来是想喝点酒忘记一切的，这会儿突然又不想喝了。我告诉阿伍，即使要堕落，我也要清醒地堕落，不把责任推到任何人和事上。阿伍再次摇着头笑了，说：“你不喝酒，只怕是待会儿又没勇气堕落了。” 　　

　　我知道他还没忘掉四年前带我去桑那按摩的事，我没做，他很生气。帐是他跟妈咪结的，已经走出一截子了，他又返回去要钱。妈咪不肯还，说反正花掉一个钟了。阿伍大吵大闹，厉斥她们一点点职业道德都没有。我说算了，那个女孩子还在上学，父母都下岗了，“多少钱我还给你。”他把手一甩，“这些B人！说B话！你也信！”直到那个自称是学生的女孩走出来，从妈咪手中要过钱扔给了他，他才哼哼着出了门。 　

　　那次也是我不对，既然跟他去了那种地方，就不该不做。后来工作了，阿伍一直想把我们的友情从“卡友”升级为“炮友”，他认为男人与男人的关系，就数“炮友”最铁，他几次想带我去找小姐，我都没去。我怕事到临头自己又要退缩，他又要闹。 　　

　　我对阿伍说：“旧帐就不要翻了，今天先说好，碰不上有感觉的，本人不一定非堕落不可，我也不要你买单。” 　　

　　他直摇头，说：“买不买单是小事。你也不要把这种事太当回事了。女人真的就那么回事。敝国的妓女还没有进化到有感觉的程度。” 　　

　　我一下子还接受不了这种谈女人的口气，说：“已经进化成个人了，总不能不承认吧。” 　　

　　他说：“是人没有错，可要是没人照顾她们的生意，是不是人都他娘的活不下去。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这个社会就这个Ｂ样子。几千万上亿的乡下妹子在田边洗一洗脚，就到城里来给男人从头洗到脚了。” 　

　　这一点倒是很难反驳。阿伍知道我虽然经常冒一冒酸气，但对妓女这种古老的职业，从来没有瞧不起过。不仅没有瞧不起过，还偶尔为做妓女的人感动，觉得她们从事的是最具有献身精神的一种职业。见他还在望着我，我觉得再不顺着他说点什么，也太说不过去了。应该说他是一番好意，再说我觉得自己好像也需要那样来一下。我笑了笑，说：“我也没说不照顾她们的生意啊？” 　　

　　“哈哈，这就对了。”

　　“你说对了就对了吧。”

　　“去哪儿？”

　　“去……青塔看看吧。”　　

　　从现代城打车去青塔，一路上差不多折腾了一个小时。华灯初上，热爱夜生活的人陆续出来了，街上的车似乎不比上下班高峰的时候少。到了青塔小街，阿伍熟门熟路的钻进了一家美容店，粉红色的灯光里坐着几个精神抖擞的小姐。

　　他一进去，小姐们就拥着他打情骂俏。阿伍指了指我，板着脸对她们说：“我这个兄弟头一回来，你们可要照顾好！”立刻有两个小姐朝我摇摆着腰肢，其中一个还把我的胳膊抱在怀里乱晃，说：“这位帅哥喜欢咋个样子照顾嘛？”我挣脱了她，过了好一会儿才觉得那条胳膊回到了我身上。 　　

　　见我迟迟没进入情况，阿伍把两个小姐朝腿上一按，抬起头对我说：“动手哇，要不我来帮你挑？” 　　

　　我说都挺好的。我确实觉得都挺好的，只是年龄小了些，我怀疑趴在他肩膀上的那一个还没成年。我朝坐在沙发上的一个短发女子笑了笑，她马上站起身，眼睛里似乎流露出感激的目光。她在这帮小姐中算是长得很一般的，我也没细看，但感觉上她比较老成稳重。 　

　　阿伍谈好价钱后，我们走了出来。阿伍告诉我，小姐们的办事处离美容店不远，后面的胡同里。短发女子轻轻挽着我的胳膊，月明星稀，我意识到自己正临近人生中又一个非常时刻。 　

　　这会儿玲姐在做什么？她躺在医院里有没有人照顾她？那个老易会不会一直对她好？胡同里黑糊糊的，拐来拐去，两旁偶尔有住家的灯光透出窗户，我能听见某一家人坐在一起看电视说话的声音，我心中有些酸楚。 　

　　走在我旁边的短发女子碰了碰我，说帅哥是不是从来就不爱说话呀，我说是。我觉得我不应该跟她多说话。阿伍停下来笑了一下，对短发女子说：“骚货，还想跟我兄弟培养感情哪？废话少说，实事多办！告诉你啊，服务要无微不至！”短发女子也笑，说这个就不用大哥教我啦。走进一座四合院，一只乌鸦突然惊叫了一声，从院子中间的大柳树上扑扑地飞起来，吓我一跳。此后我一直冷汗不止，无论怎么样也进入不了情况。 　

　　阿伍在那边已经办完事了，站在院子里敲敲窗格子，问我怎么样。我抱着头没说话，羞愧不已。 　　

　　阿伍咦了一声，推门走进来，说怎么搞的，“要不要哥哥示范一下？” 　　

　　我还是没说话，心中一片茫然。阿伍开始那训短发女子：“你又是怎么搞的？”短发女子撅着嘴，嘟哝着说：“我还能怎么搞？这种事我可是没办法。” 　　

　　阿伍瞥了我一眼，转过身朝短发女子嘿嘿地笑，说：“你没办法还吃这碗饭？还不快叫有办法的来！告诉她们：哥哥今夜悬赏，谁有办法，赏一千现大洋！” 　　

　　不一会，屋子里挤满了浪声软语、嘻哈乱笑的小姐。玲姐打电话来的时候，恰好阿伍把两个姑娘掐得尖叫不已。 　　

　　玲姐说：“天哪，你在什么地方？”

　　我没说话，有一种要哭的感觉，心里非常渴望玲姐这会儿能到来，能抱着我，能带着我离开。我觉得自己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 　　

　　过了一会儿，玲姐对我说：“天儿，你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停了一会，又说：“千万记住要戴着套，啊？”

　　我更羞愧难当了。挂断电话，我又抱着头坐在床上。喧闹中有人拉开了我的手，我抬眼一看，一大堆白花花的身体像闪电照了过来，脑袋里突然一声巨响，随后嗡鸣不止，耳朵里听不见他们在闹什么，眼睛一会儿像X光，看见一具具走动的骨架子，一会儿又像红外夜视镜，看见一团团粉红色的蒸汽在绿色背景里浮动。我努力想弄清发生了什么事，但脑袋里还是色彩斑斓的，嘴里有股异味，像喝了一碗浓得化不开的汤。接着胃疼开了。胃里有什么东西拱来拱去，涌到嘴里哗地喷射了出去，喷到了几个惊叫着慌忙躲闪的小姐身上。再接着大脑里一片漆黑，像显示器出了毛病，要拍打几下子才偶尔有一点亮光在远处闪一下，然后又沉入黑暗。

　　这一天我本来就很虚弱。疼痛和高烧的三天刚刚过去，身体还不怎么舒服，这么一折腾，没多久就架不住了。当意识再次一点一点地回到我脑子里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正歪在出租车上，阿伍坐在我旁边。我胸中烦闷不堪，让阿伍打开了车窗。叫凉爽的夜风一吹，我又有了想吐的感觉。出租车在路边停了停，我下去干呕了几下，除了苦腥的胃液，什么也没吐出来。阿伍笑了，说你真是太可笑了，一群姑娘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一瞬间我又跌回了小姐们做办事处的四合院里，一大群光着身子的小姐晃来晃去，七八条伸过来的手臂如同八爪鱼……后来呢？后来都发生了些什么？脑袋里一声巨响之后，还发生过什么？我很想问问阿伍，问个一清二白。我很担心在不清醒的情况下我就堕落了，那样太划不来了，我不愿意背那样的虚名。

　　出租车再次开动的时候，阿伍坐在一旁嘟囔开了，他说他再也不带我上这种地方来了，我太让他丢脸了，没把那一千块赏金花出去不说，还把那些漂亮姑娘全得罪完了。诸如此类。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改天老弟请你。”

　　他这才眉开眼笑，说那倒不用，只要你不再装死装活的就行了。

红楼月影

此后不久，阿伍又带我去过青塔一次。我还是不行。这天阿伍喝多了酒，笑着对我说：“难怪老弟一直是个纯情男孩，哈哈哈，好好练童子功吧！”我立刻瞪了他一眼，自己先走掉了。后来他打电话来道歉，我也没理他。我本来就心痛难忍，他的话还这样伤人，戳到了我最敏感的地方。两个星期后，他把我堵在了家门口，说：“你要怎么样吧，为这点事就真的要伤兄弟的和气啊？”进屋后，阿伍抓起茶几上的水果刀比划着，表示如果我不原谅他，他立刻把他的武功也废了。我笑了，说行啦行啦，就别太夸张了。他也笑，恭维我真沉得住 气，作为男人来说最重要的一根支柱倒下了，还失恋得像模像样的。我轰他出去。他一边倒退着走，一边说：“你把我轰走了，只怕是你的小头要真的留下病根了。”我停住手。阿伍重新坐下来，告诉我，他今天是专门献“联络图”来的。他已经打听到了北京一流男科医生２５０人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据说其中有个圣手，还是清末御医的后代，现在是某领导的保健医生，那个领导有能力跟一个女歌星爆出绯闻，一半拜这个圣手所赐。

　　看见那张Ａ５打印纸上排得密密麻麻的名字，我一感动，就把实话告诉阿伍了。我说其实我也不是不行，那个问题顶多算个心理上的小障碍。前几天还梦遗过一次。不过，我没告诉他我梦见的是玲姐，只是告诉他如果跟梦中的那个女人在一起，就肯定能行。阿伍有点半信半疑，说：“以前只是听说过这种事，但没遇到过。反正我是谁都行的。”接着问起我的梦中情人是谁，还说只要不是他刚才提到的那个女歌星（那个领导有点惹不起也躲不起），别人，都可以探探路子。我笑了，打岔问他怎么可能对那么多女人都有反应。他说他也不知道，他小头一充血，大头就不管用了。我对小头有时候管大头的说法，现在多少有些认同。以前我只相信大头管小头，现在事实告诉我，我的小头比大头的忠诚度高多了。

　　送走阿伍后，我有点心烦意乱的。对玲姐的想念忽然升腾起来，带着鼻子的记忆，舌头的记忆，牙齿的记忆……身体每一部分对她的记忆一起升腾起来了，直冲头顶让我很不好受。我已经二十多天没跟玲姐亲密接触过了。离开医院后，有十多天没见过面。第一次从青塔回来后，我们连电话都很少打了。

　　每次打电话，我都尽量表现得平静而客气。像很多男人一样，我慢慢学会了让看不见的伤口仅仅呆在看不见的地方，让时间去慢慢愈合它。当然，我也不是不知道，我那种平静和客气，对玲姐来说也就是生硬和冷淡。有时候，我在北京，我会在手机中说我不在北京。我没开会或谈业务，我会说我在开会，或在谈业务。我说一会儿再给她打过去，一会儿过后我并没有给她打过去。我知道我要想恢复过来，必须尽量离她远一些。可要我下狠心，说狠话，完全不理会她，甚至伤害她，我也做不到。

　　有一天，平静中积蓄的痛苦突然爆发了出来，心中的旧创迸裂，这时候才知道当初的根扎得有多深，痛就有多深，甚至更深。显然，要挖开血肉清除她的根须，不是很容易办到的事。夸张点说，有时候我真想就这样痛死掉算了。不夸张地说，有时候我真有点奇怪我为什么没有殉情自杀？在人们通常形容的“肝肠寸断”的痛苦中，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找点什么止住这样的疼痛。我去三里屯酒吧喝得烂醉，出来的时候倒在街边就睡死了，醒来后发现身上飘了一层落叶。没几天，又喝醉了，趴在一个小姐身上拨通玲姐的电话大哭不已。有一次还在玲姐家的楼道里坐了一夜，把一个夜班女工吓得尖叫起来，看见玲姐家的灯亮了，我赶紧逃走了。接下来一个星期，我总觉得玲姐在跟踪我，有几次蓦然回首，看见一个身材像玲姐的女人戴着口罩远远地走在我后面，想细看时，就看不见了。我不知道是我神经过敏，看花了眼，还是她真的在跟踪我。那个星期北京爆发了流感，８１．３％的人（报纸上说的）戴了口罩。我顾不上流感，顾不上业务，顾不上房东催房租，好像只能做一件事：把自己糟蹋得一塌胡涂。好像我需要的只是：失忆或糊涂。

　　我记得一本什么书上说过，很多人都有一种倒下去舒舒服服躺着的欲望，当打击袭来，这种人很容易就倒了下去。其实，要他们再坚持一下，他们并不是做不到。因此也可以说那个打击只是他们倒下去的借口。这个结论，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一帮精神分析专家研究出来的。更早一些时候，１９世纪小说大师陀斯妥耶夫斯基已经发现了这一心理现象，他描写过一个穷困潦倒的男人，把自己一生的失败归结到妻子的唠叨上。唠叨这个具体细节，也许陀斯妥耶夫斯基不是这样写的，请原谅我偷懒没去查证。反正大概意思是这样。想起这一切，想起我“失恋”后的种种表现，写到这里我不禁暗暗心惊。我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曾经有过那种隐秘的心理倾向。

　　秋天的一个上午，这个上午真可以称得上秋高气爽，阳光灿烂，我从一个客户那里出来，赶往另一个客户那里的路上，忽然对这种两手空空跑来跑去的日子厌烦无比。我觉得这样的日子，就算是有钱赚，也一定会让我厌烦。我决定不去客户那里了，决定去医院看看玲姐，就去病房门口瞄一眼。她本来出院了，前些时又住了进去。我不知道她是旧伤复发了，还是又受了新伤。 　

　　坐在地铁里，我琢磨了一会儿那个穿铁锈红皮夹克的男人，那个老易，我想琢磨出他是怎样追到玲姐的。接着，又觉得过程是怎样并不重要，不想琢磨下去了。但那件铁锈红皮夹克一直堵在心里扯不出来。我刚上班的那年秋天，玲姐曾要给我买一件铁锈红皮夹克，我一看价钱可以抵掉我一个月工资，就告诉她，铁锈红对我来说太招摇了。其实，我知道只要配好裤子，铁锈红皮夹克倒是能穿出一点特别的品位。我的衣服有不少是玲姐给我买的，这天穿的衬衣，系的裤带，脚上的鞋子，也是她买的。内裤拿不准，我只穿一个牌子的内裤，我买了一些，她买了一些。如果要彻底清除掉她在我的生活中留下的痕迹，内裤是一个问题。其实别的衣服也成问题，我所有的衣服都在她的洗衣机里洗过，都留下了她常用的那种洗衣粉的气味，我所有衣服的扣子都是她重新钉过的。想起这些，心里面又有一些地方撕开了。 　　

　　到了医院，一间病房一间病房瞄过去，没找到玲姐，我有点失望，同时松了口气。 　

　　我在玲姐曾经住过的一间病房门口多停了一会儿，透过门上镶着的玻璃，看见玲姐曾经躺过的那张病床上躺着一个胖大的老太太，一个干瘦的老爷子正一勺子一勺子给老太太喂着饭。正看得出神，耳边响起了我认识的那个女医生的声音，女医生说：“咦，你来做什么？”她本来走过去了，又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接着人站住了，但身子懒得整个转过来，只把上半身转过来望着我。我说我来看看表姐。她慢悠悠地说：已经出院了，本来应该再观察几天，但你表姐嫌住院不方便，她有几次出去很晚才回来，一身灰呀土的，“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子糟践自己的病人呢。” 　　

　　女医生还没说完，我就联想到曾经有几次在路上看见过一个戴口罩的女人，身材和走路的姿势很像玲姐。我脑袋里立刻有沙尘暴一样的东西呼啸起来了。女医生后来好像提到过美国甜橙，问我在哪买的。我没回答她，只是含含糊糊地对她说了一声谢谢，就往楼梯口走过去，女医生跟着我走了几步，我差不多快下一层楼了，才听见她把最后一句话说完：“谢我什么呀，你上次送我一袋子甜橙，我还没谢谢你呢。” 　　

　　出了医院，天光变得有些浑黄，好像又要刮沙尘暴了。我心里说不出的憋闷难受，恨不得大声叫喊起来。我觉得我真是太混了！我决定马上去玲姐家看看玲姐。出租车驶进玲姐家所在的小区，我忽然又觉得这么干很不合适，就让出租车停了下来。我打算去能看见玲姐家阳台的地方站一站，然后坐公交车回去。

　　太阳又钻出了云层。玲姐家的阳台上晾着衣服，我看见其中有我的衣服。我的衣服亲昵地挨着玲姐的衣服，在阳光中轻轻摆动。我心中一阵酸痛，想要转身离开，却像是给那些衣服扯住了一样，又站了一会。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玲姐在清理我留下的东西时，抱着我的衣服哭了一场，还抱着我的衣服做了一些别的事。我站在阳台下的这天，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洗我的衣服，也没去想。那些衣服只是让我产生了等待玲姐到阳台上来收衣服的念头。我对自己说，既然来了，既然站了这么久，不如干脆再等一等吧。我继续在一棵树后面站着，眼巴巴地望着阳台。有个倒垃圾的老太婆警惕地注视了我一会，我朝她笑了笑，她像给吓着了似的，哆嗦一下，赶紧走开了。

　　天越来越黑，接着就下起了雨。被灯光照亮的雨滴划过一道道稀疏的斜线，那些斜线很快密集起来，让人分不出是斜线还是直线了。冰凉的雨水浇在我头上。有一瞬间我又跌入了某部电视剧中的某一幕：一个没带雨具的年轻人站在雨中，痴痴地望着心魄所系的人住处的窗口。 　　

　　见玲姐没有出现，家里也没亮灯，我忍不住拨通了她家里的座机。听到玲姐轻轻地喂了一声，我赶紧挂断了。没几分钟，灯亮了，玲姐走到了阳台上。她站在阳台一侧，朝楼下望了望，然后慢慢挪到阳台另一侧，又朝楼下望了望。

　　她收起衣服走进了屋里。过了一会儿，她又走到阳台上来了。我看见她拿起了手机，紧接着，我的手机响了。我赶紧关掉了手机。她俯身朝阳台下黑暗与光斑交错的树丛里四处张望着，问：“天儿，是你吗？”

红楼月影

玲姐的那一声呼唤和询问，像亲密的魔法咒语，让我情不自禁地嗯了一声。我迷迷糊糊地从一棵槐树后面走了出来，走到被灯光照着的地方。大雨如注，脚旁垃圾横流。我仰起脸望着玲姐，雨水无遮无拦地落在我脸上，我不时抹一抹湿淋淋的脸，继续望着她。

　　玲姐朝我喊：“天儿，你快上来！快上来！”

　　我莫名其妙地觉得时间忽然停止了。一颗颗雨滴和几朵槐花悬停在空中。几秒钟后，雨滴和槐花又纷纷落下了，像灵魂的碎片。意识一点一点回到了脑子里。一切都有些朦胧变形，我能看见几座阳台上出现了人影。我用玲姐能听懂的那种单音节哑语喊了一句：“我不要你管！”掉头就跑。附近传来了嘻笑声，有人说：“原来是个哑巴疯子！”我心里跳动了一下，回过头朝他挥了挥手，他躲闪了一下，像是要躲开朝他飞去的什么东西。我跑出了小区院子，跑过了巷子，跑到了大街上，坐公交车回到了住的地方。一路上觉得脑袋又重又痛。

　　我一连发了三天烧。有好几次听见楼梯上响起脚步声，我都以为是玲姐来了。我梦见玲姐抱着我，轻轻揉我的额头。我梦见玲姐在厨房里给我熬药，屋子里飘荡着草药的气味。我梦见玲姐在挤一只乳头上的小疖子，她抱怨说，人人都看得见，人人都看得见。我安慰她说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她继续挤，乳头突然像玩具水枪似的往外喷射着奶水，其中一些射到了我脸上，我很生气，让她不要再挤了，可她勾着头，继续挤啊挤的，仿佛沉浸在一种不可抗拒的乐趣里。我对她说，本来已经好了的，不停地挤，就永远也好不了啦。她像个婴儿一样笑了，望着我。我说，好吧，我来帮你挤。我趴在她的胸脯上挤压着，骨节缝里充满了泡沫……醒来雨声一片。

　　第四天，我听见有人敲门。打开门，发现许可佳站在面前。

　　许可佳说：“哎呀，原来是生病了！这几天正琢磨着你怎么不接电话呢。跟我妈一说，她让我一定来看看你。”

　　我告诉许可佳，我头疼，怕吵，就拨掉了电话线，关掉了手机。

　　许可佳说：“这样可不好，这样不是自绝于人民嘛。”

　　一股不是滋味的滋味，立刻在心里涌起来了。那股滋味，像是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混合在一起。如果细品一下，也许对许可佳的感激还是要稍稍多一些。几天后，我问许可佳是怎么知道我的住址的，许可佳歪着头笑了笑，说这是一个小秘密。过了一会儿，又说是去派出所查到的，问我信不信。我当然不信。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把我的住址告诉她的人是玲姐。

　　许可佳一边开着玩笑，一边摸着我的额头，然后要我跟她去她妈妈所在的医院。我不肯去。许可佳给她妈妈打了个电话，把我的症状描述了一遍。两个小时后，她妈妈带着输液瓶来了。两天后，我感觉基本上好了。许可佳请假照顾了我两天。我要她去上班，她坚决不去，还说我要是不让她呆在屋子里，她就去楼梯上坐着。我只好答应她晚上睡沙发。 早晨醒来，却发现她蜷在我怀里。

　　我莫名其妙地哭起来了，把头埋在她胸前，哭得还挺伤心的。

　　许可佳轻轻地拍着我的背，像在拍怀中的一个大玩具娃娃一样。拍着拍着，她笑起来了，说：“这是干什么呀？一个大男人一醒过来，就哭成这个样子？”

　　我这才感觉到了羞愧。我想找个什么地方钻进去，往被子里钻了钻，觉得不对劲，爬起来去把脸洗干净了。然后我坐在沙发上，第一次认真地打量着许可佳。

　　许可佳弯着腰，垂着头发，正在理床单，叠被子。一会儿，大约她发现我在打量她，抬手捋了捋头发。又过了一会儿，她勾着头从腋下望着我，噘着嘴做了个鬼脸。我努力笑了笑。

　　见我基本上能照顾自己了，许可佳才去上班。我一个人呆在屋子里胡思乱想的，觉得我也许应该做比较现实的选择。许可佳各方面都很不错，在常人眼里，我找上她应该说是我的福份。就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吧，赶紧出门去挣票子，买房子，买车子，娶妻子，生孩子，好好过很多同事们常说的那种“五子登科”的日子。什么爱情不爱情的，那种事不能看得太重。况且你也没什么理由对感情这种事有信心。一棵大树留下的根须还没有清理干净，留下的巨坑还没有来得及填，你就跟阿伍去青塔了，接着，就默认了许可佳的感情……这一切是不是太快了点……我意识到，这一段日子我所做的一切，都在嘲讽以前的我。我怎么了？像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似的？自己尚且如此，怎么能要求别人对感情忠贞？我至少没以前那么有信心了。我甚至觉得我根本不配享有纯洁忠诚的感情。 　

　　这么东想西想了大半天，最后也不知道自己想到哪里去了。我觉得应该把每个想法都理理顺。坐在电脑前，听着雨声发了一会儿呆，然后一边打字一边慢慢梳理着。一些想法如初飞的幼鸟，在附近的空气里扑腾扑腾小翅膀就赶紧回到了树上，没有一个想法能够飞远。跟玲姐闹别扭后，我独自反省自己的时间太少了，以前很多个周末，都是跟玲姐一起度过的，有一些星期六或星期天是玲姐给我上训练课的时间。训练的内容，就包括把一周发生的事反省一遍。现在，我要自己面对一切了。我强迫自己把双手搁在键盘上，一次次摸索着内心深处，摸索着那些想法的脉络。我发现即使我把想法一个一个都记下来了，它们还是会在脑子里互相纠缠、生长和撕打，弄得混沌莫辨。 不知不觉，我又望着窗外淅淅沥沥的秋雨发起了呆，心中一片茫然。

　　这年秋天北京的雨水特别多，但没有浇灭几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创业的激情。他们在南三环外租了一间仓库，打算做网上购物公司。仓库的租金很便宜，适合做网站的通信基础设施却完全没有。我的运气终于来了，终于尝到了公平做业务的甜头。这一单做成后，他们很满意，又介绍了几家正要开张的互联网公司。我发现我非常适合跟这一类客户打交道，他们跟国营企业、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完全不一样。

　　１１月上旬，我跟许可佳的妈妈所在的医院做了一小单，３００门病房专用呼叫器。送红包给回扣的事，是许可佳的妈妈去办的。１１月中旬,林秘书把她的同学介绍给我,是一家私营公司的老板, 这一单不算小。同时跟阿伍和粘糊小妹一起做了几小单。看见那么多钱滚滚而来，真有点把我吓着了，长这么大还真没有过一万以上的存款。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居然有好几万了。有时候真想把那些票子垫在床单下面，试试百元大钞能铺几层，试试躺在上面是什么享受。等到真要这么干了，心里面突然莫名地悲伤起来。

　　这年秋天，随着跟许可佳的交往越来越多，我和许可佳的未来似乎也越来越清晰了。虽然我从来没有明确表过态，但两个人的未来好像就是那样了。我拚命挣钱就是为了那样的未来吗？怅然若失的感觉经常钻进屋子里来。这种时候我会走到阳台上，望着大片正在落叶的槐树，一望就是好一会儿。玲姐家的阳台附近也有几棵槐树，到了夏天，我和玲姐会一起看那些槐树开出的白花，细碎，密集，空气里浮动着一阵阵清香味。

　　１１月下旬的一天，我决定乘玲姐不在家的时候，去把我留在她家里的东西拿回来。除了穿的，还有一些书和碟子。上楼的时候，我紧紧地攥着钥匙，想起了从香山回来的当天晚上，玲姐把钥匙交给我的情景。还想起了在红叶林边，我第一次把头搁在玲姐肚子上的情景。打开门的时候，我能感觉到钥匙硌出的疼痛留在了手心里。 　　

　　玲姐家里一片寂静，正换着拖鞋，冰箱突然启动的声音让我激灵了一下。我把热乎乎、湿漉漉的钥匙搁在餐桌上，到处看了看。厨房里的大蒜长了苗，那些厨具餐具还是摆放在以前的位置，在这里玲姐曾经教我做什么菜该用什么东西。阳台上依然有两只蒲团并排放着，我们曾经坐在那上面下过棋，练过瑜珈。我去其中一只坐垫上坐了坐。窗外的景色一片萧瑟，有些树已落光了叶子，我像眺望到我萧瑟的内心。

　　我去我曾经住过很多次的客房里站了站，打起精神翻箱倒柜，觉得在翻自己的内脏，每一样东西都有一段故事，都让人一阵恍惚。忽然什么也不想拿走了，又一样一样放回去，然后呆呆地坐在床上。回到客厅，又拿起钥匙捏了捏，正要离开，听到有人上楼的脚步声，大脑飞速转开了，如果是玲姐回来了，我不知道要不要去阳台上避一避，等她不在客厅的时候我再离开。 　　

　　我从来没设想过跟玲姐面对面分手的情景，我总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面对这一天。但实际上，我发现自己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怯弱。我站在客厅里，一动不动，大脑里一片混乱。我能听见身体里的血液流动的汨汨声，墙上挂钟的秒针走得异常响亮，门外掏钥匙的哗哗声清晰可闻。接着， 隔壁的门打开了，咣当一声关上。我在亢奋中慢慢平静下来。这些响声提醒我，该走了，不能再磨磨蹭蹭了，除非你想等到她回来。有那么几秒钟，我相信我更愿意等到玲姐回来。 　　

　　轻轻关上门，我一步一步往楼下走去，感觉自己在一点一点往下沉。门锁咔嗒锁住的响声在脑子里反复回荡着。我对自己说，我再也不来了。这个地方跟我没关系了。 　　

　　猝不及防的相遇发生在一楼的门洞口。我从楼梯上走下来，转过身，发现玲姐就站在门洞口。她手中拎着大大小小的塑料袋，给门灯照着。她看见了我，似乎毫不意外。

　　玲姐朝我笑了笑，说：“你看见我回来了？”

　　我们在一起的好日子里，经常一起动手烧菜做饭。我到了玲姐家中，如果她还没有回来，我会时不时走到窗前去望。看到她回来了，如果她手中拎着东西，我会一路咚咚地跑下楼去接她。 　　

　　她把那些塑料袋举起来，递向我。我没吭声，脸肯定红了，百感交集这个词大约可以形容我此时的心情。我接过那些塑料袋，里面有鱼、肉、蔬菜、水果和速冻食品。鱼是剖过的，但一路上都在塑料袋里啪啪地挣扎。 　　

　　接下来我们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东扯西拉了几句，然后一起动手做饭。淘米，洗菜，抽油烟机响起来了，青菜在热油锅里发出热烈掌声一样的响动，闻着那些熟悉的气味，听着那些熟悉的响声，我发现自己是那样容易就回到了往日的时光里。

　　在餐桌上我们依然像往常一样很少说话。她很随意地把我搁在桌子上的钥匙往旁边挪了挪，就搁上了菜盘子。望着钥匙我紧张了一会。玲姐夹着鱼头往我碗里放的时候，我一下子想起了我往鱼身上抹料酒的情景：鱼在扭动，眼珠转了转，张着嘴发出人一样的叹息，那一瞬间我差点把鱼扔在了地上。这是我爱吃的那种胖头鱼，我在它身上划口子之前，拿刀背在它头上拍过两下，没想到它居然这样顽强。我差点吃不下去。我又瞥了一眼那把钥匙。 　

　　晚饭后，我们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我又莫名其妙地紧张了一下。玲姐到底爱不爱看电视？我至今都不清楚，她常常开着电视干别的，有时候我们下棋的时候她都要开着电视，我们聊天的时候她也要开着电视。玲姐仿佛是不经意地问了几句我在公司里怎么样，我回答了她。我想起了我刚上班那一段日子，差不多每个周末，玲姐都要来一次例行检查，问问我在公司里工作怎么样，跟同事关系怎么样。她给我定下了“三大纪律”：不要碰公司里的钱、女同事和上司的面子，隔一些日子就问我碰过没有。我有时候故意对她说，某某女同事这个星期是如何如何碰我的，某某分脏给我了，等等，看着她一脸忧虑的样子我心里坏笑不止。这一天我跟玲姐谈得很认真，我把工作上的成绩、难处和解决的方法都告诉了她。看到她几次欲言又止的样子，我心里很明白，她像我一样，都在小心翼翼地回避着一直悬在心上的那个话题。 　

　　我对自己的平静暗暗吃惊。 　　

　　洗漱完毕，玲姐照顾我上床，关掉灯，她在床边坐了一会，忽然把头埋在我脖子边大哭起来，她哭得简直喘不过气，眼泪扑簌簌地落进我的颈窝里。我摸着她的头，心中如落下滚烫的油滴，剧痛不已。接着我也哭了起来，我不是很清楚我为什么要哭，就像不是很清楚她为什么要哭一样，我们互相抱着头痛哭了好一阵子。记得后来她还一边摸我的脸，一边哽哽咽咽地说过一句：“小天，我总得嫁个人呀！” 　　

　　那个话题终于出现了。

　　我说：“嗯，正好嫁给我。”

　　她一下子不吭声了。过了几分钟，她回到了她的卧室里。

　　我睁着眼，躺在黑暗里。

　　我知道玲姐这几年一直想结婚，她单身差不多有十年了。每次电视里出现婚礼镜头，特别是教堂里举行的婚礼，她都会停下手中的活，痴痴地看着,像看着自己的梦。有一回电视里刚刚响起婚礼进行曲，她马上跑出了厨房，手中还拎着锅铲。如果在街上碰到结婚车队路过，她会一直站在那里看，直到看不见那些被鲜花、气球和喜字装饰的车子，才会掉头走自己的路。她还给洒水车洒过一身水，因为那辆洒水车播放的音乐就是婚礼进行曲。

　　踩着婚礼进行曲的节奏，穿过花雨，新娘穿着白色婚纱，挽着新郎缓缓踏上教堂的红地毯，在牧师的主持下，两人互赠戒指，宣读结婚誓言……“你愿意吗？”“我愿意！”……“你愿意吗？”“我愿意！”……我也非常欣赏这种仪式。这种仪式有着漫长的历史，但每次都能被两个不同的生命拂去尘埃，放出光彩。我曾对玲姐说过：“以后我们结婚，就上教堂去。”她望着我笑了笑，眼睛里的光一点一点黯淡下来。

　　在老易出现之前，说实话，我一直觉得结不结婚并不是最要紧的事，只要能跟喜欢的人在一起，我就很满意。如果感情不牢靠，结了又离，除了麻烦自己和别人，好像谁都捞不着什么好处，至少我认识的那些离了婚的人都声称没从婚姻中捞着好处。如今离婚的人太多了，十几年来世界离婚率一直保持着上升的势头。这一年北京和广州的离婚率比上一年高出30%，上海共有31207对夫妻离婚，比上一年多了6000对，台湾离婚率是10年前的一倍。

　　但这天晚上，我觉得我愿意跟玲姐结婚。只要玲姐愿意，我就跟她结婚。

　　我裹着被子走进了玲姐的卧室里。 她正坐在床头写日记。看见我进来了，她往里面挪了挪。我上了床，正想把刚刚中断的话题继续下去，她用嘴堵住了我。我觉得这一刻没什么可说的了。

　　不知道我们互相搂抱着亲吻了多久，我能感觉到身体里阵阵扩散的甜蜜和悲伤，也能感觉到她身体里的甜蜜和悲伤。我们的手指在交谈着悲伤，在演奏着悲伤。悲伤主题贯穿了所有部位的交谈和演奏，仿佛我们正在祭坛上完成一个悲伤的仪式。接着她发出了呻吟，那说不清是痛苦还是快乐的呻吟。我越来越用力，希望她的声音大一些，再大一些，最好大到所有的人都能听见，向全世界宣布我们的甜蜜和悲伤。我越来越用力，希望整个身体都进入她的身体，最好呆在她的肚子里不出来，但每一次留在外面的部分都太多了，简直令人绝望。使尽力气拼命冲撞几下后，屋子里一片寂静，我的脑袋里空空的，整个身体里空空的，像死过去了一样感到放松和安全。我知道，成千上万个我已经回家了，回到了那个神秘温暖的故乡。

红楼月影

我去冲了个澡，再次走进卧室，发现红色的床头灯已经关掉了，一盏乳白色的壁灯打开了，灯罩把淡淡的光线聚在床上。玲姐正在放音乐，一个女歌手温润的声音从挂在墙角的四个小音箱里流出来，让室内的空气染上了一股奶茶的香味。

　　　　……

　　　　很爱很爱你　所以愿意

　　　　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

　　　　很爱很爱你　只有让你拥有爱情

　　　　我才安心

　　　　看着她走向你 　那幅画面多美丽

　　　　如果我会哭泣也是因为欢喜

　　　　地球上　 两个人能相遇不容易

　　　　做不成你的情人　 我仍感激

　　　　很爱很爱你 　所以愿意不牵绊你

　　　　飞向幸福的地方去

　　　　很爱很爱你　 只有让你拥有爱情

　　　　我才安心

　　音乐在卧室里回旋，我被触动了一下。这首歌以前听到过，路过音像店的时候，或者在公司电梯门口，不过我没有仔细去听。大学毕业后，我对流行音乐不再着迷，我的心情不再需要流行音乐来发现，来定义，来表达。

　　玲姐去冲澡的时候，我靠在床头，对着碟套上的歌词，又听了一遍。这回内心深处有一个地方被渗透了，那个地方只有无形的东西才能抵达。接着，我像个傻瓜把这首歌听了一遍又一遍，整个人像泡在了慢慢变热的奶茶里，慢慢融化掉了。有一瞬间，我觉得歌手温润的声音，比玲姐的声音更像玲姐的声音。可以说，我是因为玲姐才记住这首歌的： 刘若英演唱，施人诚作词，滚石唱片公司出品。

　　不知不觉中，我被那种深情的牺牲感动得眼泪要掉下来了。深情的牺牲，按理说我不应该是这个夜晚才意识到。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这正是玲姐这几年来行为的主旋律。但确确实实，这一切只是偶尔在我的大脑沟回里模模糊糊地响起，直到这个晚上，才被一个歌手捉住，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地表达出来。现在回过头想想，真是悲哀，两个分明心心相印的人，大部分相处的时间却云遮雾罩的，甚至还有些交手的味道。

　　交手…… 我忽然隐隐不安起来…… 觉得这音乐，这灯光，这整个气氛，都有点不对劲一样。我想到了一名日本武士从玫瑰花丛中嗅到了杀气的故事，我想到了韩信的楚歌和黄老邪的《碧海潮生曲》，毫无疑问，这么联想太夸张了。毫无疑问，交手在继续。我预感到玲姐正在遣词造句，准备在冲过澡后，跟我认真谈一谈。

　　事到如今，也该认真谈一谈了。这几年的交手，应该说互有胜负。中间谈过不止一次，都不了了之。今夜，似乎有点决战的意思。卧室绝大部分沉浸在幽暗里，只有这张大床被一片淡淡的灯光照着。这张床现在看起来很像舞台，同时很像战场。我一点一点亢奋起来，觉得绝对不能不战而屈已之兵。

　　前些日子，工作上的压力和玲姐的反复本来就让我心累，得知玲姐要嫁给老易，无异于晴空霹雳，猝然的打击是让我很灰心绝望。现在，我似乎又看到一点希望了。玲姐若是铁了心要跟老易结婚，这个夜晚我们应该不会在一起。当然，在一起了，我心里也明白并不代表她已经回心转意。但无论如何，她将要跟我进行的一场谈话，既是她的一次机会，也是我的一次机会。我若不争取，她就嫁给了老易。我争取，失败了，也不比没争取有更多的损失。大不了大家又都呕一场气。万一翻盘了呢？虽然渺茫，但值得一搏，能扳回多少就看造化吧。

　　我迅速调整思路：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也可以说是推着你走向更不幸的地方。谁说得清别的地方，是幸福还是不幸？ 谁能事先比较？

　　就拿老易来说吧，虽然我不了解老易(我干什么要真正去了解他呢，除了“摸敌情”的需要以外)，但我觉得玲姐嫁给他，也不一定会更幸福。这倒不是自我安慰。玲姐跟老易在一起的感觉，大约也就是我和许可佳在一起的那种感觉。虽然许可佳是一个很动人的女孩，可我跟她在一起，更多的时候是外面看起来挺顺眼光鲜，里面却不能做到心脉相通。想起许可佳，我心里多少有些难过起来。但这会儿我已经顾不上她了。决战在即，我只能先解决眼前的主要问题，然后再找机会向许可佳解释和设法补偿。

　　玲姐穿着浴袍走了进来，换上睡衣睡裤，看起来像一个柔道选手或者跆拳道选手。她望着我笑了笑，坐到梳妆台前去梳头发。我注意到她从镜子里瞟了我几眼，发现我在看她，她又朝我笑了笑。按照相扑选手的说法，胜负是在相遇之后、交手之前的那几分钟里决定的，双方都在那几分钟里观察对方的状态，做自己的策略准备。

　　我打算后发制人。玲姐关掉音响，爬上床，闲扯了几句我瘦了她也瘦了那一类纯体重方面的事。我只是笑，嗯嗯着，等着她亮出兵刃切入主题。没想到她说了一声睡吧，就关掉了灯。她轻轻抱着我，把腿横过来轻轻压在我肚子上，把脸挨着我的肩膀。 我楞了楞，睁着眼睛望着黑暗。难道就这样算了？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明天早晨起来，大家照常去上班？然后哪天又找一个碴吵上一场？难道我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她嫁给老易？如果我先提出来谈一谈，又该怎么谈？这不是个好谈的话题。要是好谈，我们也不会是现在这样了。

　　我开始做深呼吸，希望控制住自己的冲动。这次谈话如果没把握谈好，就不应该主动出击。我注意到玲姐也在做深呼吸。我们的呼吸心法都是常四段教的，那是一种来自瑜珈的胸腹式呼吸法。我默念着每一个步骤：每一次吸气时，犹如在品尝空气一般，缓慢而深长地吸入气息，感觉到由于横隔膜下降，腹部完全鼓起；随后，肋骨向外扩张到最开放的状态，肺部继续吸入空气，胸部缓缓上提，胸腔进一步扩张；吸满气后，缓缓呼出，犹如蚕吐丝一般，细微而绵长；先放松胸腔，将胸部的气呼出，随后温和地收紧腹部，向内瘪进去，将腹部里剩余的气完全挤压出来。

　　玲姐忽然浑身颤了一下，笑出声来。

　　她说：“你也睡不着呀。”

　　我嗯了一声。接着听见玲姐谈起了刘若英那张碟子，她说：“我买这种音乐，你不会笑我吧？”

　　我说：“怎么会？我知道你是一时心情而已。”

　　她问：“你怎么这样说呢？”

　　“你当然知道这种东西没法认真听。一认真，你就会发现每一样乐器都在冒傻气。比方说吧，什么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谁说得清别的地方，是幸福还是不幸？ 要是真的很爱很爱，就不应该那样。除非对方不爱她了。真要是这样……嗯，那也不关我们什么事，就不说刻薄的话了。”

　　“不那么简单吧？别的地方幸福还是不幸，还是可以比较的。”

　　“你这么说我很难明白的。”

　　“我本来想拿咱俩的事做个例子，可又怕说起来你会生气。”

　　“还没说，你怎么知道我会生气？有时候你就是这样，事情还没发生，你就开始怕这怕那的。”

　　玲姐笑了：“我要是你这个年龄，我也就什么都不怕啦。”

　　“你到底怕什么呢？我们的事完全可以敞开谈一谈的，我实在是不明白你到底在怕一些什么。”

　　“我都已经说了。当然年龄只是其中一个。”

　　“年龄这个话题，我们都说了一千遍了。你要是不怕耳朵起茧子，我倒是很高兴把我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就算是谎言，也到了该变成真理的时候了。”

　　“我不是不相信你，这话我也说很多遍了。照你的逻辑，你说将来要怎么对我好的那些话，也算是在说还没发生的事吧。”

　　“我承认你说的，也有一些道理。我们就直接说已经发生的事，好不好？”

　　“唉，已经发生的，有一些是我不好。走到这一步，我也不想标榜那都是为了你好。我还是为自己考虑了不少的。我都是这个年纪的人了，你知道，我一直想要个孩子，现在都有些晚了。”

　　玲姐想要个孩子的事，她以前也对我谈起过。她还没离婚的时候，在同一个月，她发现自己有了身孕，丈夫有了外遇。她悄悄去医院做了流产手术，然后开始了漫长的夫妻冷战。这天晚上她又旧话重提，让我又感觉到了那种曾经有过的心疼。我抱紧了她，她的身体温暖柔软，肚子轻轻起伏，呼吸的气息吹在了我的颈子上。我能意识到我抱着的是一条生命，一条需要也有权延续生命的生命。

　　我说：“这事是不能再拖了，我们还是赶紧去登记吧。”

　　以前谈起生孩子的事时，我没表过态，因为我还没到我所在的区规定的结婚年龄（男方２２岁）。

　　玲姐动了一下，说：“不要说傻话了，我怎么能嫁给你？”

　　“怎么不能？法律规定我们不能结婚生孩子吗？” 　

　　“你知道这不关法律的事。你也从来不为我想想。”

　　“有什么好多想的。在我眼里简单得很，我们像大多数人一样，遵纪，守法，结婚，生孩子。”

　　“又在说傻话了。”

　　“看看，我一说这些，就是傻话。我不说这些，你又说我不为你着想。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啊？”

　　我拉亮了灯，坐了起来。玲姐把我拉了下去，抱在她怀里。 她轻轻摸着我的头发，不停地叹着气。

　　“天儿，你别这样任性好不好？你才２２岁，你还是走你自己的路去好不好？我这真是为了你好，为了我好。我知道这些日子你心里不好受，我也不好受。我不好受，只能怪我自己，你不好受，也应该怪我。你要发脾气，你就发吧，只要你觉得好受一些。”

　　我又坐了起来。

　　我说：“我不想发脾气，只想要一句痛快话：你是不是一定要跟我分手，要嫁给那个姓易的？”

　　“你，你一定要这么说，我也没办法。我不跟你说了。”

　　“你是不好意思说了吧？要不要我帮你说出来？你干嘛不直接说你就是变心了呢？”

　　“我没有。跟老易的事情一直想跟你说，一直不知道怎么说，所以就拖下来了。早知道你要这么说，还不如干脆让你觉得我变心了算了。”

　　“没有变心啊？真的啊？那我们还争什么？下次那个姓易的还敢来找你，惹毛了我，哪一只脚先进门我就把那一只脚剁了！”

　　“你就会胡来。你就会说这样的气话。你不是说要遵纪守法吗？人家老易也是有这个权利的。”

　　“那好。公平竞争。划下道儿来吧。”

　　“划下什么道儿来？”

　　“文比还是武比？什么条件？多长时间？让我跟老易过过招。”

　　“你不要这么固执和胡闹好不好？”

　　“你要我就这样放手？我怎么会甘心？”

　　“唉，我就知道会这样。算了算了，不说了，睡吧。”

　　“我不困。要睡你自己睡。”

　　接下来玲姐只好也坐起来，陪着我说话。说不得，我只好继续吓一吓她，告诉她我是不会善罢干休的。具体要怎样，我没有说，让她自己去想。她眼睛转了转，好像是有点给吓着了。她答应再想一想，暂时不跟老易结婚。接着要求我不得在外人面前胡闹，继续当她的“表弟”。我忙不迭地答应了。在那一刻，我觉得只要她暂时不跟老易结婚，要我干什么我都会答应。只要争取了时间，就不怕不发生变数。我知道她这一招使的很可能是缓兵之计，虽不是我想要的最好结果，但也算是颇有收获了。

　　她关掉灯，再次拉我躺下来。我乖乖地躺下来了。

红楼月影

第八部分（1）乐小天

　　此后的几个月，我和玲姐的交往可以用平淡两个字来形容。她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一样。也许，她觉得能做的都已经做了，现在只需要拿出耐心和时间来等待变数。我也不敢轻举妄动。虽然她答应我暂缓跟老易结婚（原定春节），但真正怎么样我要等到春节才知道。况且在此之前的折腾，我消耗也不小，也需要休息一下。

　　一些零星的温存和冷漠分布在漫长的平淡里。我努力用工作来对付平淡。那些工作本来 就是需要做的，现在变得更需要做了，因为它不仅可以增加我的筹码，还可以转移我的焦虑。有时候，我甚至希望能一刻不停地在这座城市里跑来跑去。但只要有空，我还是会去玲姐那里看看她。我觉得应该保持小规模的浪漫攻势。有时候我会为她写一首小诗，或一首歌词，或几句话，就写在卫生纸上，她的记帐簿上，她常读的电视报上。有一个傍晚，我还把折叠餐桌搬到了阳台上，铺上一张新桌布，拿出葡萄酒和两只水晶玻璃杯，点上了蜡烛。然后我坐在烛光里等着她。外面下起了雪，雪片轻轻扑打着包封阳台的玻璃，像在轻柔地絮语。

　　整个冬天我都很忙。随着互联网投资持续升温，钞票跟雪片一起落进了这个巨大的城市里。我得时刻准备着出门抓几把。公司里多数销售员都不是通信专业出身，对通信系统产品的了解，往往不及客户的技术人员，沟通起来困难比较大。看见我和几个专业出身的同事连连得手，有些人就去销售部经理那里吵闹。经理只好决定，做互联网这一块的，必须一个专业的和一个非专业的组合在一起。我挑的搭档是粘糊小妹。

　　再次见到粘糊小妹的时候，她脖子上围着一条暗红色的围巾。走进了有暖气的办公室，她也不把围巾取下来。后来我才知道她因为和阿伍的事吞过两次玻璃，做手术的时候，医生不得不把她的喉管切开，她的颈子那儿留下了两道长长的疤痕。知道这些后，我每次看见暗红色的围巾都不舒服，像看见了凝固的血一样。粘糊小妹自杀未遂的事件给我震动不小，让我面对许可佳的时候不得不小心翼翼的。我既想把话说清楚，又不想伤着她，结果总是迟迟进入不了主题。

　　这年冬天，我跟许可佳不时见一见面，去各种时尚的餐厅里吃一吃饭。有时候我很不愿意相见，面对她，我心理压力很大。她在那种特定的时候出现在我的门前，像一个火堆出现在一只快要冻僵的动物面前。我生病期间虽然没有跟她怎么样，也没有明确关系，但我不能不承认我跟她已经有了历史遗留问题。要想解决，就必须见面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可一旦见了面，我却又不知道该怎样说才能让她平和地接受我的想法。常常是她问几句，我答几句。我不忍对她太冷，太狠，我深知太冷太狠她受起来是一种什么滋味。如果她因为我而留下身体创伤或心理创伤了，我觉得那真是一桩罪过。

　　有时候许可佳会来我的住处看看我，不过没再在我这里过夜。上次我生病的时候，她在我这里住过两个晚上，她父亲知道后大发雷霆，像要杀了她一样。她父亲还为此跟她母亲吵过一架，两个上了年纪的人都在客厅里蹦蹦跳跳的，据说最后是她母亲赢了。许可佳告诉我：“我妈说，想住在外面尽管住，只要我结婚的时候还守身如玉，家里就多我送一万美金。”接着，她转了转眼珠，告诉我最近她天天思想斗争，盘算着这笔买卖值不值得。虽然我对她母亲顿生敬意，但许可佳的话仍然让我心惊肉跳的。她不用亲密行为紧逼我的时候，我觉得她可以算是一个很令人温暖舒服的朋友，可要是哪天万一不小心，让许可佳在我的床上完成了一个女孩到一个女人的转变，我不跟她结婚我简直就要从人变成不是人了。 我心里非常清楚，这种不小心是很可能出现的。有一次她坐在床上吹一只避孕套（她说是她妈妈从医院里拿回来送给她的），吹成一只气球扎起来，然后一次次抛向天花板，有那么几分钟我差点希望自己不是人。有个声音对我说，可以做点什么，跟这个女孩一起做点什么不正是玲姐希望的吗？几分钟后，我觉得自己这么想太卑劣了。又是几分钟后，我对这种道德的自戕失去了兴趣，因为道德的自戕太容易了，也太脆弱了。幸好那只吹鼓的避孕套及时爆掉了。

　　打这以后，我尽量不让许可佳上我的住处来考验我的意志，虽然每次拒绝都不是很坚决，但也够生硬的。一想到我生病的时候她来照顾我，我就没法子做到很坚决。坚决果断不是我的性格特点。我希望时间能帮我慢慢把关系转化为一般朋友，帮许可佳慢慢明白我的心意。这看起来也像是缓兵之计。可比拖更好的办法我不知道。有时候我真羡慕有些人身上那股快刀斩乱麻的狠劲和利索劲。

　　一天我正躺在床上看书，许可佳突然笑嘻嘻的爬上了床。她抱着我，说要跟我好好谈一谈。看样子她是有备而来，我心里跳了一下。我马上联想到我跟玲姐那天晚上交手的情景：壁灯的灯罩把淡淡的光线聚在床上，四周一片幽暗，让那张大床看起来很像舞台，也很像技击场。

　　很久以后我知道她这一天果然是有备而来，她身上又揣着避孕工具。这次她想把跟我的事明确敲定，不想再不清不楚地拖下去了。

　　我挣脱许可佳，跳下了床，坐在沙发上。我觉得我不能在床上跟许可佳谈她要谈的事情。那次我在床上跟玲姐交手，本来就是一个错误。后来我才意识到那天我应该能取得更好的成绩的，如果换一个交手的地点，如果不是在那张床上。有一本古籍上记载了一种说法：床，天生就是女人占优势的地方。床是女人的庇护所，是女人忠实可靠的同谋。男人要站着说话才有力量。至少得坐起来。躺在床上跟女人交手，男人十有八九得丢盔卸甲。

　　看见我坐到沙发上去了，许可佳噘着嘴溜下了床。她叉着腰在我面前站了一会儿，然后打开笔记本电脑上网。不知道她跟什么人聊起了天，聊着聊着她的眼睛就红了。后来她把上网电缆拉到了洗手间里。她坐在马桶上，抱着笔记本电脑，边哭边聊。我在洗手间门口转了转，听见她敲击键盘的声音，听见她鼻子里发出的抽泣声，我有点心烦意乱。我走到楼下的雪地里转了好几圈，第二天出去跑业务的时候，鼻子里不时流出一点清亮的鼻涕。

　　有时候我很想请教一下粘糊小妹，我该怎样做才不会引起许可佳的激烈反应，可一看见粘糊小妹那副憔悴的样子，又觉得自己这么问太过份了。后来，我感觉粘糊小妹苍白的脸色和暗红色的围巾太影响我跟客户谈判的情绪，隔几天我就让她在家里休息一下。粘糊小妹也很乐意，反正我每做成一单，财务部都会自动分成给她。

　　这年冬天，我一连做了十几单。有时候走在街上，望着漫天飘飞的雪片，感觉自己比以前更喜欢北京的冬天了。我本来就觉得北京的冬天比南方小城的冬天好过。赚了点小钱后，我一高兴，就给父母打了一个电话，让他们来北京过春节。他们从来没有到过北京，一高兴，就提前两个星期来了。没来几天，他们就把楼道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连几乎没人扶过的楼梯扶手也擦得干干净净的。

　　望着父母在一起做家务活，有说有笑的，我心里很宽慰。在我的记忆里，父母似乎从来没有如此和睦相处过。离婚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还像离婚以前一样不停地吵架。现在，父亲心中的烈火似乎已经熄灭了，母亲似乎也不像以前那样要强了。有时候我有一种感觉，觉得两位老人似乎到了晚年才发现了平淡生活的价值，有重归于好的趋势。一天晚上，我跟父亲睡一间房子，问他有没有可能跟母亲复婚。父亲很有点不好意思一样，把头扭向一边，说他没意见，就是不知道母亲的想法怎么样，他自己也不好意思提出来。我马上走进母亲住的屋子，告诉她父亲想跟她复婚。母亲的眼睛像少女一样亮了一下，接着呸了一声，让我不要瞎操心，“你把你自己的事操心好就行了。”接着问我有没有女朋友。我说没有。我告诉她要想在北京成家，得先挣够成家的本钱。母亲点点头，开始抱怨北京的房价和菜价，接着抱怨我父亲不中用。她说他要是早点混个一官半职，或者挣下一百万什么的，我在北京的亲事也会好办得多。听她这么说，我赶紧打岔扯别的，然后赶紧收住话头去睡觉。

　　周末的一个下午，许可佳突然来了。

　　上午，她打电话约过我，我告诉她这几天有事，当时她没说什么，没想到下午她就突然敲门了。我向父母介绍了许可佳，只报了她的名字。许可佳似乎毫不在意我这么简陋地介绍她，她拉起我母亲的手就聊开了，很快又拉起我母亲的手逛街去了。我不知道许可佳是怎么把我母亲哄得那么高兴的，这天母亲给她买了两件衣服，还把祖传的一对耳环从耳朵上取下来一只，送给了她。另一只，逛街回来后母亲悄悄给了我，要我在结婚的时候再送给许可佳。母亲笑着对我说：“这姑娘乖，说话像电视里的人儿一样。”我有点给吓着了，说：“你不要乱来啊，真的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母亲问：“你生病的那几天，是不是她住在这里照顾你？”我说是，不过不是我要她来的。母亲说：“那我不管，反正我喜欢她。你不讲良心，妈替你讲良心。”

　　母亲这一番话说得我有些羞愧。对许可佳，我心里一直盘踞着一些类似歉疚的东西。我也想为许可佳做点什么，弥补一下，但一直不知道该做什么。母亲对许可佳这么热呼，我就当是替我做了一些吧。做晚饭的时候，许可佳走进厨房里去给母亲帮忙。听见厨房里不时传出她们的笑声，我耳朵里又一阵阵发麻。我真恨自己没本事把我和许可佳的事处理妥当。

　　很久以后，回想起这天的情景，回想起我跟许可佳交往的历史，我闷闷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挤着自己的太阳穴，我问自己：你怎么就这么软弱啊？我真觉得自己不可理喻。除了已经揭示出来的原因，应该还有更复杂的原因，可我就是想不起来。现在，我坐在电脑前，试图看清一个真实的自己，我发现还是有一些地方看不清。也许并不是每一个人具备完全理解自己的能力。

　　晚饭后，许可佳陪我父母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我听见她提出来明天可以陪我父母游览北京城里城外的名胜古迹，我父母都很高兴，我心里很不安。他们正商量着游览计划时，我把许可佳叫到了另一间屋子，告诉她我父母年纪大了，一般睡得比较早。许可佳拍了拍自己的脑门，说：“我只顾着傻高兴，把老人家睡觉的时间搞忘掉了。”

　　送许可佳下楼的时候，我看见许可佳的耳朵上晃荡着我母亲送的那只耳环。那是一只镶有祖母绿宝石的耳环，是我母亲出嫁时，我外婆送的。虽然不算名贵，但意义非同寻常。我很想要回来。我陪许可佳走出了小区，一直没想好怎么开口。听着积雪上的脚步声，我心里一点一点变冷变硬了。走到了大街上，我有了主意。

　　我对许可佳说，耳环有点问题，我母亲忘了告诉她，套宝石的箍子不牢实，得修一修。

　　许可佳站住了，说：“是吗？”她取下耳环，走到一家商店的橱窗前看了看，“挺牢实的呀。”

　　我说：“看着牢实，不定哪天就掉下来了。上次宝石掉下来，我母亲找了好几天才找到。”

　　许可佳说：“那我拿去换个箍子好了。”

　　我说：“最好是换个箍子。不过也可能是我母亲的那一只有问题。反正一只换了，另一只也得换。两只得弄成一样的。”

　　许可佳笑了，说：“没事，哪天我都拿去换好了。”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寒冷的空气，对她说：“你给我，还是我明天去修吧。”

　　许可佳说：“看你不放心的，好像我连这点事都办不好一样。”

　　她笑着把耳环放在了我手心里。放下前，还往上提了一下，才放下来。

红楼月影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带父母出了门，去长城和几座皇陵看了看。出门的时候母亲问我许可佳怎么没来，我跟母亲瞎扯了几句。母亲皱起了眉头，没说话。路上，许可佳打来一个电话，问我们怎么提前出发了，我走到父母听不见的地方，跟许可佳瞎扯了几句。她问要不要她赶过来，我说不用。

　　打完电话，我呆呆地望着长城，这么短的时间就说了这么多假话，不知道以后还要说多 少假话才能补上，心里真是不爽。我不是故意矫情。如果把我过完２２岁生日后我说的假话都收集起来，堆在一起，就会看清楚这一年我的人生态度到底有多大变化。很久以后，我看到了一条为假话辩护的名言：适当说一说假话是善良的表现，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接受真实的能力。从此以后，我觉得越来越不便反对这种说法。

　　从长城和皇陵回来没几天，我和许可佳在海洋馆的水下餐厅里吃过一次海鲜。许可佳突然问我耳环修好了没有。我假装没听见，像是被鱼吸引住了。一些五颜六色的鱼在许可佳的脑袋旁聚成一团。许可佳顺着我的目光瞧了瞧，用筷子敲了敲玻璃，那些鱼立刻像受惊的鸟群散开了，各自飞得远远的。许可佳回头又问了我一遍耳环的事。我只好又拿假话来抵挡了，我告诉她，耳环被我弄丢了。

　　许可佳张着嘴望着我，我能感觉到她的视线在空气中弯成了一个又一个问号。很快，她笑了，问我是怎么弄丢了的。我脸上在发热，呼吸困难起来了，感觉很需要潜水员头上戴着的和背上背着的那一套东西。搓了一会儿脸，我很不情愿地编了一个故事，说耳环是在地铁里被人偷走的。

　　许可佳笑出了声，安慰我说：“这有什么好难过的？第一，丢了东西又不是丢了人了；第二，偷东西的人又不是你。”见我还在搓脸，许可佳讲了几个海底生物有趣的故事。我配合着笑了笑，很感激她没有继续说耳环的事。

　　此后，我和许可佳还去冰封雪冻的什刹海吃了一次韩式烤鱼，去东方广场回转寿司吃了一次日式生鱼片。显然，许可佳每次挑餐厅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顺着我的嗜好和口味。我呢，宁愿顺着她的意思，跟她在外面吃吃饭，也不希望她常去我的住处跟我父母搅在一起。我想等父母走了，再跟许可佳把我们之间的关系说说清楚，否则她闹腾起来，我母亲定会帮她，那时候我可真是里外不得安神。当然，跟她左一顿右一顿的吃着喝着，理由不止这一条了。其实有时候看着她吃东西的样子，我还是有点开胃的。我很少见到像许可佳那样热爱食物的女孩，她有时候吃得稍嫌放肆，还偷偷松一松皮带什么的，脸上和衣服上沾着油渍，她那副吃相的确能让人感到生活是值得享受的。那一阵子，因为玲姐的事一直悬着，我心里很不踏实，跟许可佳在一起说说话，吃吃饭，只要她不逼我太紧，我多少能感到一点放松和安定。好在大多数时候她有理有节，进退得度。

　　见许可佳很少再来我的住处，有时候我母亲会在餐桌上问起来，问我和许可佳最近是不是在闹别扭。我总是跟母亲瞎扯几句，搪塞过去。每次跟母亲在一起，我都有点担心她会突然提起耳环的事，幸好，母亲好像忘掉了她给过我耳环。没说的，我又欠了许可佳一次情。如果许可佳把我编的故事告诉了我母亲，接下来的麻烦我不愿意去想象了。

　　这一天正吃着饭，母亲说：“有一件事我这几天一直想问问你，总是给忘掉了。”我的耳朵像给敲了一下，立刻竖起来了。我望着母亲。母亲说：“我听可佳讲，你在北京还有一个表姐，我怎么没听说过一样？”

　　我不知道当时我是什么表情。现在能回忆起来的，是我走开了，走进厨房里给父亲盛了一碗饭。我在桌子上扫了一眼，发现父亲的饭碗空了，就端起来走进了厨房里。我慢慢添着饭，脑子里迅速转开了。具体转了些什么，现在也没法子一条一条理顺拿出来。按理说，我首先要确定的是：说不说谎？但我的第一个反应很可能是厌烦许可佳，觉得她不该这么东说西说的。接下来，我意识到此刻没有时间去厌烦许可佳，我应该决定是不是对母亲说实话。心里有一个强烈的冲动：应该说实话。可是，说假话的念头很快又占了上风。我觉得说假话省心。父母那一辈的表亲本来就多，我编一个故事并不困难。我可以在母亲和玲姐之间放上七大姑八大姨，把水搅浑。为了安全起见，我还可以往其中放一两个跟母亲关系不好的姑姑，再放一个死去多年的表姨，让母亲无从查证。一下子说不清为什么，编这么一个故事让我心里堵得慌。也许我实在是不愿意把春节前的这一周变成“谎话周”，也许还有更多的原因。

　　从厨房里走出来，我决定不说实话，也不说假话。我决定不把真相说完整。我告诉母亲：４年前我在棋院里认识了一个比较年长的女人，她今年４０岁了，一直比较关心我，照顾我，帮我找工作，还帮我找女朋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向别人介绍我们的关系时就省事说是表亲了。

　　母亲轻轻拍了拍脑门子，笑了，“我说呢。我把头想痛了也没想出这门子表亲来。还以为记性不行了呢。”闲扯了几句，母亲问父亲：“人家这么照顾天儿，你看是不是该请她吃一顿饭呀什么的？”

　　父亲说：“那是应该，那是应该。”

　　母亲说：“天儿，你爸爸也说应该请人家吃一顿饭呢，你看哪家馆子像个样子，价格也合适？也别太便宜了，省得人家说我们小地方来的人小气。”

　　父亲点点头，说：“第一次大方些，那是应该，以后熟了，就在家里吃点什么都不要紧的。”

　　我心里一阵感动，说：“她也不是那种讲排场的人，要聚一聚，就家里聚吧。”

　　母亲说：“那不行。妈也不是一定要讲排场，妈的手艺你是知道的。嗯，这回妈跟爸出钱请，是妈跟爸的一点心意。这回你就不要管了。你只负责约人。”

　　饭后，我走到另一个房间去给玲姐打了个电话，把饭桌上发生的事讲了一遍。玲姐沉吟了一会儿，说：“我最近怕是没什么时间啊。”

　　我说：“我妈这个人你还不清楚，你要是不来，她肯定要亲自找你去的。”

　　玲姐又沉吟了一会儿，说：“好吧。这一顿我来请。我也应该尽一尽地主之谊。”

　　我说：“我觉得谁请谁是次要的，聚一聚再说好不好？”

　　玲姐笑了，说：“我现在要说不好，怕是也不行了。”

　　春节前的那一阵子，玲姐所在的单位酒宴不断，我听见玲姐在电话里算日子。末了，她定在了腊月二十七号中午。地点在前门烤鸭店，那儿是在北京工作的人请外地亲戚朋友吃点上档次的饭时，一般会首选的地方。我没什么意见。挂断电话前，我本来想说点别的，后来又觉得这会儿没什么更多的话好说，就挂断了。挂断后，还冲着电话笑了笑，望着窗外舒了口气。窗外，大雪静静飘落，一派祥瑞。

　　随着春节的临近，我所在的销售部也有一些应酬。除非请的是跟我有直接关系的客户，一般我能推的就推掉了。许可佳几次问我什么时候有空去她家吃年饭，我告诉她节前忙得要命，她似乎有点生气，我也只好由她了。得着空子，我就去玲姐那边看一看。玲姐肯答应跟我父母在一起吃饭，我就像提前吃了一颗定心丸似的，心态平和多了。但我有时候还是担心中途有什么变故。每次去她那边，四处看看，看见没什么异常迹象，我才会觉得又平安地过了一天或两天。有一次在她那边住了一夜，回来母亲盘问了半天。后来因为不愿意说谎，再晚也回家了。

　　腊月二十七号一大早，粘糊小妹打电话来跟我借钱，说她想把阿伍保出来过年。我这才知道阿伍被关进了局子里。我很久没跟阿伍联系过了。见着粘糊小妹后，听她把经过简单说了一遍。原来，我让粘糊小妹在家休息的那段日子，她闲得发慌，就想跟阿伍一起出去做几单。一家私营企业有个中年女老板有下单的意向，阿伍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了床上。阿伍就是在床上赤条条地给警方逮住的，原因是女老板的丈夫十几个小时前被勒死在汽车里，阿伍成了嫌疑犯，现在已经给关了半个多月了。女老板托人带口信，说只要阿伍承认她丈夫死的前后个把小时，阿伍跟她在床上，她就出钱保他出来。可阿伍觉得人命关天，没有答应。粘糊小妹讲这些事时，笑嘻嘻的，让我弄不清真假。我问她为什么不找阿伍的弟弟要钱，她说，阿伍的弟弟不肯管他。阿伍跟女老板来往的那一阵子，阿伍的弟弟就发过脾气骂他胡闹，要他跟女老板分手，正正经经跟粘糊小妹谈恋爱。有一天，阿伍的弟弟找到阿伍，要他立刻打电话给女老板说分手的事。阿伍说：“你说分手就分手啦？那我成什么啦？我本来今天要分手的，你这么一说，我就不分手了。就算是搞包办婚姻，又哪有弟弟来包办的？”就这样，两兄弟不来往了。

　　取出钱，见时间还早，我决定跟粘糊小妹一起去接阿伍。进了局子大门，粘糊小妹一路跟警察打着招呼。我对她说：“看来你在这里下了不少工夫，但愿阿伍没事后，你们能好好的在一起。”粘糊小妹眼睛红了红，说：“以后的事儿可说不准，我只是觉得他有难，我不帮一把，心里过不去一样。”她这话说得我心里酸酸的。这次一共交了八万，粘糊小妹出了五万，剩下的我出。粘糊小妹那五万里也有一些是阿伍的，阿伍被拘留期间，跟局子做了一单５０部大功率对讲机的生意，还卖给几个看守几部手机，粘糊小妹只是负责跑跑腿。隔着铁栅栏，我看见阿伍正踱着方步，脸色红润，气度雍容，看起来在里面没受什么罪。看见了我，他朝我笑了笑，还双手抓着铁栅栏使劲摇了摇。

　　从局子里出来，阿伍对我说，他以后一定会回报我的。我笑了笑。８个月后，他跟袁大头联手发动技术部的员工签名，抵抗我回技术部任经理。我问他，还记不记得他从局子里出来的那天，他说过什么。他马上把签名簿掏出来，当着我的面撕得粉碎，说：“以后不要再提这个了，这一单两清了。”我朝他点头微笑，觉得这位学兄又给我上了一课。

　　跟阿伍和粘糊小妹分手后，我打车直接去前门烤鸭店。路上给母亲和玲姐各打了一个电话，父母正要出门，玲姐已经出了门。母亲说：“上午可佳打电话来，我顺便让她也去前门烤鸭店了，一起请了省事。”

　　“妈呀！”

　　“你叫唤什么，主客是你们的介绍人，请可佳作陪也是正该的。成不成是以后的事，谢不谢是今天的事。”

　　“好好好。回头再说吧。”

　　我挂断了电话，觉得好好的一顿饭叫我母亲弄变了味儿。可已经这样了，跟她多说无益。我赶紧给玲姐打电话，解释许可佳要来吃饭的事。

　　玲姐笑了，说：“我怎么觉得跟鸿门宴似的？到头来还得我埋单，我可真会做冤大头！”

　　我说：“你放心。”

　　“我倒没什么不放心的，冤大头就冤大头吧，做到家好了。”

　　“嗯，没人吃得了你。有我在呢。” 　

　　玲姐又笑了，说：“你啊，你只要老老实实呆着，不胡闹我就谢天谢地了。”

　　“好吧，反正我是怎么回事，你是知道的。”

　　“知道归知道，唉，不说这个了。”

　　到了前门烤鸭店，进了包间，我看见玲姐正跟许可佳坐在一起研究菜单，脑袋挨着脑袋。听见脚步响，她俩抬起脸朝我笑了笑，几乎同时说你来啦。看见两个脑袋挨得那么近，像一张合影照片似的朝我微笑，这一幕真的如同幻觉。我仿佛看见火柴跟炸药搁在了一起。跟玲姐的眼光一碰，心里颤动了一下。再跟许可佳的眼光一碰，脑袋里嗡嗡的。我迅速冷却，收拾着自己纷乱的思绪。勉强笑了笑后，我说我去门口接我父母，就退出来了。

　　站在烤鸭店的门廊里，望着大片大片的雪花静静飘落，我感到浑身燥热。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炮竹爆炸的响动，眼前不时有人嘴角挂着油光和新春祝辞出出进进。穿旗袍的礼仪小姐睃了我两眼，瞅着没别人的时候就不停地搓手，呵气，蹦跳。我朝她笑了笑，她问我是不是在等什么人，要我把包间号和来人的特征告诉她，然后要我进去，“外面太冷了。”我说不冷不冷。她的脸马上冷下来了，站得直直的不再搭理我。我走开了几步，走进了雪地里，本来只是想在行走中张开身体透透气，没料到走上了瘾似的，越走越快。后来干脆往地铁口走过去，真想坐进地铁一走了之。

　　手机响的时候，我快到地铁口了。是父亲打来的。父亲问我哪里去了，说他正站在烤鸭店门口等我。见到了父亲，我说我以为他们会坐地铁来的。父亲说：“我本来是要坐地铁的，你母亲非要坐出租车。也好。”看见他手上拿着的是许可佳的手机，我问是不是许可佳接着了他们，父亲说是许可佳和玲姐一起接着的。上楼的时候，父亲拉了拉我的袖子，说：“儿子啊，你妈妈要我跟你说一声，今天吃年饭，你要是乖乖的不闹脾气，她就封个大大的红包给你压岁。”

　　我哈哈一笑，走进了包间，三个女人六只眼睛齐刷刷地瞄准了我，我顿时感觉如同置身前沿阵地。我坐下来，玲姐率先开始取笑我，说我真的还是个孩子，一到过年就高兴得昏了头，到处乱跑，也不怕跑丢了。许可佳附和着笑。母亲也笑，说：“我才不担心他会跑丢呢，这年头的孩子，自己跑是跑不丢的。”看见三个女人都在笑，空气中隐约有炮竹爆炸之后的那种淡淡的火药味，我多少放松了点，如果她们过份其乐融融的，我会感到恐惧。

　　我最担心的是我母亲或许可佳会说什么让玲姐不高兴的话，玲姐拂袖而去，从此一去不回头了。对我来说，春节前的这几天本来就是让我神经过敏的日子，我是真的害怕会把多的事情搞出来。接下来的十几分钟，主要是母亲跟玲姐闲聊，北方的干冷和暖气，南方的阴冷和湿气，如此等等。当母亲突然把话题转到玲姐的背景上去时，我的心又一下子提起来了，隐隐地感到了亲人的可怕。

　　母亲问：“你怎么还是一个人啊？你先生呢？你孩子呢？”

　　我马上打断了母亲，说：“你还让不让人家的嘴吃菜啊？”

　　母亲笑了，说：“这孩子！我们是几十年不见的表亲么，见了面自然要拉一拉家常的。”

　　我说：“以后有的是时间扯这些，就怕扯得你不爱听了。还是先吃饭吧。”

　　玲姐笑了，说：“他就是这样，他不爱听的，就不要别人说。”

　　我说：“不是我不爱听，回头我再慢慢告诉妈好不好？”

　　母亲笑了，说：“好，好。怎么样都好。”

　　许可佳拿餐巾抹了抹嘴，也笑，说：“还是伯母一家民主，要是我爸爸妈妈，跟别人说话就不许我插嘴。”

　　母亲朝许可佳面前迅速堆起的一堆骨头瞟了一眼，又给她夹了一块烤鸭，说：“那是你懂事，乖，不像天儿，让我说句话都说不完整。”转头又对玲姐说：“瞧你给天儿介绍的女朋友多好，我们做父母的，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感激才好。”

　　我张了张嘴，玲姐抢先说话了：“他俩看上去是挺般配的。看见一个好小伙子，看见一个好姑娘，不由自主的就想把两个人拉扯到一起去，好像这是很多做女人的一大乐子吧。要说感谢的话，哪天我再做东，把许可佳爸爸妈妈也请来，那时候我们一起感谢他们生了许可佳这个聪明漂亮的丫头。”

　　我张嘴结舌，完全不知道说什么好。脑子转得越来越费劲了，搞不清玲姐说这一番话的用意。想到来之前玲姐在电话里跟我打过招呼，要我老老实实呆着，我觉得，也许我这会儿还是老老实实呆着好，随便她们怎么聊。她们后来又聊到了表亲的话题上，母亲解释说：“上次听可佳提起小天有一个表姐在北京，我就半天没想起来，瞧我这记性，传回去要给人骂死！” 我正要插话，她们已经聊开别的了，还一边聊一边互相夹菜。每道菜上来，母亲都要不停地给玲姐和许可佳夹菜，有时候也给我和父亲夹一夹菜。然后玲姐站起来给每一个人夹菜。此起彼伏的。在这种亲昵的气氛中泡一泡，我渐渐松弛下来了。我给父亲敬了一杯酒，然后给大家一起又敬了一杯。女人们喝的都是果汁，在座的只有我跟父亲喝白酒。父亲不怎么说话，一直笑咪咪的，基本上是我敬一杯，他喝一杯。我们很快喝了不少。

　　正吃着，喝着，呱啦呱啦着，听见包间外面有个男人在叫玲姐的名字。玲姐答应了一声，沉重的脚步声走过来了。在一阵憨厚的笑声中，包间的门打开了一条缝，刚够一张胖脸塞进来。接着门整个打开了，一只很壮观的肚子进来了。

　　玲姐的眼睛只眨了一下，就把来人介绍给大家，她说：“这是老易。”

　　我脑袋里立刻有个炮竹爆炸了。玲姐接下来介绍在座的人时都说了些什么，我听得不是很清楚。我楞楞地望着老易，望着他的一只大手，那只大手端着一只高脚玻璃小酒杯微微晃动着。

　　后来我才知道，我给玲姐打电话说父母请她吃饭的事时，老易正在玲姐家里坐着。老易听见玲姐对着电话说要请客，就给了玲姐一张前门烤鸭店的贵宾卡。他在单位里虽然不是个领导，但资历摆在那，这种卡人家送了他不少。腊月二十七号上午，辖区内一些企业派人来机关送年货，处长就让老易陪这些人去吃一餐饭。老易想，不如干脆把这些人带到前门烤鸭店去，吃完后，顺便把玲姐的帐一块结了，回单位报销。吃到中途，他想到玲姐请的是一些表亲，从长远打算，他觉得自己过去敬一杯酒还是很有必要的。

　　轮到老易给我敬酒的时候，老易拉起我的一只手握着不放，说早就听说玲姐有我这么一个表弟在北京，一直想见没见着，今天终于见着了，心里真是高兴。

　　我努力笑了笑，说：“我也很高兴，今天我们要好好喝几杯，喝高兴。”

红楼月影

第八部分（3）乐小天

　　老易说：“在那边已经喝多了，见到了你就已经很高兴了。”

　　我说：“还可以再高兴一点嘛。”

　　老易犹豫了一下，随手拉了一张椅子过来，坐在我和父亲中间。他说：“我有高血压，心脏不太好，不过小天老弟这么有兴致，我就舍命陪三杯吧。”

　　第一杯喝得很平淡。他没有跟我说什么话，碰一碰杯就一饮而尽了。倒转杯子亮底，杯口聚了晶亮的一滴，缓缓落下，叮当一声掉在他面前的一只空碗里。他随即扭过头，搬出一些套话问候我父母。我父母跟他谈笑风生的。玲姐和许可佳也不时跟着笑一下。

　　我胸腔里有什么东西在膨胀。过了几秒钟，才明白自己是在生气。好像有很多原因让我生气，但每一条原因都像气流一样看不清，抓不住。

　　一个女服务生给我们斟上第二杯酒后，走出了包间，我看见玲姐跟着走了出去。玲姐介绍老易过后的这几分钟里，我一眼也没看过她。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不时从我的眼皮上、脸上和手中的酒杯上扫过去，我克制着自己不去看她。她太让我失望了。上次她要跟老易结婚的事，她说她不知道怎么跟我说所以拖下来了，我原谅了她。这次她串通老易来给我父母敬酒，且不论用意如何，事先连个招呼也不跟我打，也太不把我当人看了。我拿起酒杯，朝老易搁在桌上的酒杯碰了一下，一仰脖子喝干了。

　　听见当的一声碰杯的响动，老易转过脸看了看，笑了笑，张了张嘴，就把第二杯酒倒进了嘴里。他的嘴巴喉咙看不出有什么变化，那酒已经落进了凸起的肚子里。他撇开双腿坐着，肚子直接搁在了大腿上，浑身散发出一团热烘烘的酒气，让人烦躁。

　　服务生抱着一瓶白酒走了进来，打开瓶盖，给老易和我的酒杯仔细斟满。杯口几乎鼓起了晶亮的凸面。我望着酒杯，感觉胃里有什么东西在蠕动，就像一只动物被弄醒了。我做了几次深呼吸，才算是镇住了它。此时我多少有点后悔老易进来前我跟父亲喝得太急，不过，后悔也没用，那是天命注定。我相信天命注定老易在走进来之前也喝了不少，从他身上的酒气，从他拿杯子的手微微晃动的样子，可以看出来。我对自己说，那就比一比天命是偏向你还是偏向我吧。谁在此前喝得多，都没话说。谁在此后倒下，也应该没话说。有几秒钟我脑子里塞满了这样一些不可理喻的想法。

　　我不是那种经常喝酒，但酒量还可以的男人。在我眼里，酒是有了灵魂的水，酒是融化在水中的火焰，遇到血会重新燃烧。当那些小小的火焰沿着血管在全身流窜，喝酒的人能感觉到躯体内发生的奇妙变化。但喝过了量，就是另一种奇妙了。毕业时跟同学最后一次聚餐，算是我第一次真正敞开了喝酒。大约喝了七八两，喝出了种种奇妙幻觉，把同学和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后来有个女同学说那天晚上是我４年来最性感的时候，我莫名其妙，不过没忘掉她的话。男人能喝酒就是性感，我基本上当个结论记下来了。这天我主动挑战老易，我想潜意识中应该跟这个结论有关系。不过，这个结论在这一天起的作用应该是次要的，我主要是要跟老易比一比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先倒下去。

　　玲姐走进来的时候，我已经拿起了酒杯。玲姐说：“老易，我听见那边有人在向服务生打听你，是跟你一起来的人吧？他们好像要走了。”

　　老易哦哦了两声，说得送送他们。

　　玲姐笑了笑，说：“你们今天怎么也来了？真是巧。”

　　老易说：“嗨，这几天处座天天让我陪客吃饭，到哪里吃不是吃？到这里来吃也是一样的。我就把他们带这里来了。其实这几天谁还真在乎吃鸡还是吃鸭——吃的都是感情。”

　　玲姐又笑了笑。“那倒是。你进来的时候我还在纳闷呢，怎么这么凑巧。”

　　老易说：“说凑巧，也算是凑巧吧。凑巧就是走运。你今年会走运的，在座的今年都会走运的。”他拱了一圈手，站起来要走。我拉住了他，说酒还没有喝完呢。老易拿起了杯子，又说起了套话，祝我年轻有为呀前途无量呀等等。我回了他一句酒桌上的套话：“不说这些了，话都在酒里。”一碰杯，他喝下去了。我喝进了嘴里，心中一惊，又吐进了杯子里。我觉得我喝的不是酒，是矿泉水。招手把服务生叫过来，问这一瓶酒是怎么回事。

　　服务生慢慢走过来，边走边望玲姐。她站在我身边，问：“怎么啦？”

　　这时，我已经大致上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一定是玲姐跟服务生在包间外面搞了名堂。我心里又多了一点不高兴。就算玲姐这是在帮我，怕我喝多了，怕我伤身子出丑，可这又是事先不打招呼，事后才让我知道。况且在酒桌上我不喜欢这种骗人的把戏。她刚才跟老易的一问一答也像是在做戏。

　　我对服务生说：“你们拿矿泉水当酒卖呀，好大的胆子。”

　　服务生说：“不是我，不是我。”

　　我说：“知道不是你。说的是你们这店子，欺客骗人不是一次两次了吧？”

　　玲姐站起来，对我说：“不关他们的事，这酒是我带来的。我事先没打开尝一尝，怪我怪我。”

　　母亲笑了，说：“现在造假卖假成风，怪你什么？你又不会喝酒。天儿也真是，我看你是喝多了。当爸爸的，把他的酒杯收起来，不准再喝了。”

　　我说：“我可没喝多。跟老易说好的三杯酒，还是要喝完的。你就不要管那么多了。”

　　母亲说：“这孩子，还真是喝多了。”

　　老易哈哈一笑，说：“他喝得不算多，我才真是喝多了。刚才那几杯酒到了嘴里，没尝出味道来。小天老弟也不要不高兴嘛。这样好不好，我先送客，回头带瓶如假包换的好酒过来，好好喝几杯，喝高兴。”

　　我说：“我等着你。刚才那一杯本来就没有味道，你没尝出来，也不说明你喝多了。往下咱们来真的。”

　　老易说：“好，一言为定。要是早知道小天老弟真是这样好这一口，我也早就找你碰一碰去了。”

　　我说：“现在应该不算晚吧。”

　　老易笑了笑，说：“你说不晚就不晚吧。”

　　老易又拱了一圈手，说一会儿过来，就走掉了。我看见玲姐张了张嘴，又闭住了嘴，她转身走开，打开了电视机。电视机里首先出来的是白酒“千杯少”的八折春节促销广告：酒逢知已千杯少。我默默地吃着菜，觉得这广告真幽默，这个时代在一起喝酒的还有几个是知已？我能感觉到老易身上那一团热烘烘的酒气还留在空座上。我正琢磨着老易那只大肚子能装多少白酒，坐在身边的许可佳碰了碰我，轻声问：“还喝啊？那次你跟我爸爸喝酒，记得没喝几杯你就说不行了。”我说：“那是跟你爸爸喝。”许可佳笑了，说你不会是今天遇到知已了吧，是不是有点相见恨晚。我没说话。许可佳又碰了碰我，说这几天她妈妈所在的医院里经常有一些喝出了毛病的人去吊葡萄糖。听见这话，母亲接了过去：“可佳别管他，他喝醉了咱们都不管，等他自己折腾去。”我看了母亲一眼，说：“你又管过我多少？”母亲恨恨地盯着我，夸张地扁了扁嘴巴，说：“好好好，今天娘亲多照顾你几下，待会儿娘亲给你斟酒，大不了你喝趴下了咱们再一起后悔。”许可佳笑了，说：“他年轻身体棒，应该问题不大。可是那个老易要是喝出毛病来了呢？那可怎么办？他那个样子可能真有高血压、脂肪肝、心脏病什么的。”母亲拍了拍额头，说：“就是，不会出人命吧？”坐在母亲身边的父亲突然插了一嘴，若有所思地说：“会的，一定会出人命的。”

　　正说着，老易抱着一瓶酒进来了。玲姐说：“老易，你还真拿一瓶酒来呀？我以为你是在开玩笑呢。”

　　老易说：“本来是在开玩笑。我看见小天老弟兴致好，就凑凑趣。就看他是不是在开玩笑了。”

　　我说：“把第三杯补上再说吧。”

　　第三杯喝过后，老易问我尽兴了没有，还说一定要尽兴啊。我说：“好，你也要尽兴。”我们又喝了七八杯，都是一杯对一杯。有几秒钟我觉得自己快要不行了，连做几次深呼吸才让自己在椅子上坐稳。还有几秒钟我发现一只胖大的蚊子，趴在老易的杯子沿口上伸出尖嘴，帮老易喝酒，我有点生气，挥手赶了赶，差点把那杯酒打翻了。就是在这时候我觉得自己可能出现了幻觉，因为几秒钟过后就意识到这个季节一般不会有这么富态这么嚣张的蚊子。我揉了揉眼，从指缝里发现玲姐跟老易使了两次眼色，我肚子里翻江倒海的，脸上有一条肌肉连着跳了好几下。老易好像对我脸上的表情很好奇，眯起通红的眼睛研究着，突然打了一个嗝，说：“想不到小天老弟文质彬彬的，还挺能喝几杯的，要不是我下午得写一个材料，一定奉陪到底。”又打了一个嗝，又拱了一圈手，准备走掉了。

　　我听见他被酒浸透的喉咙里发出来的声音，已经染上了酒意，估计再来三杯，他应该差不多了。我掂量了一下自己，自己已经差不多了。几种动物的肉吞进了肚子里，叫过多的酒一泡，混成一团变成了一头暴躁的怪物，几次想从喉咙里冲出来。我微微有些紧张，这时吐出来现丑，可真是自取其辱了。强攻没把握，我决定试一试智取。

　　老易握着我的手跟我告别的时候，我拉他坐下来，说易伯伯不要着急，要走可以，把罚酒喝完再走。

　　我叫易伯伯的时候，老易的眼睛眨了一下，我说罚酒的时候，老易的眼睛又眨了一下。他看了看玲姐，玲姐正蹲在电视机面前调电视。

　　老易回过头望着我，问：“什么罚酒？”

　　我说：“你好像跟我爸爸的年纪差不多吧，我该喊易伯伯才是。你一口一个小天老弟，我都给你数着呢，叫了五次，打个八折，也该罚酒四杯！”

　　母亲拍了拍额头，说：“天儿叫你易伯伯，是正该。我刚才还纳闷呢，你怎么管他叫小天老弟呢？”　　

　　老易的眼睛眨了好几下，又朝玲姐望了一眼。玲姐似乎对这边在说什么浑然不觉。老易笑了笑，说他是跟着玲姐叫的。接着，跟我父母这样解释：他原来打算春节前跟玲姐结婚，但玲姐推迟了婚期。“推迟就推迟吧，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也不该太心急的，只是那个推迟的原因，让人心里摆不平。她说她在天桥上遇到个算命的瞎子，瞎子告诉她近期不易完婚，最好明年一年都不要结婚。这事就这样拖下来了。”犹豫了一下，老易说他现在对这桩婚事没把握，先前没好跟我父母提。他跟着玲姐管我叫小天老弟，是怕以后结了婚跟我见了面不好改口。

　　母亲拍手笑着，说了两遍原来是这样的。还说玲姐真不该听那个瞎子的瞎话，老易多好，真搭配。转过脸望着我，说：“天儿，罚酒就算了，你让易大哥沾一沾嘴表示一下就行了。”

　　我说那不行，谁让他先前不说清楚，害我乱了辈份，心也乱了半天。我让服务生给老易斟了四杯酒，并排搁在老易面前。老易点点头，说罚酒也有道理。说完往嘴里倒了一杯酒，全身凝定不动，过了好几秒钟才挟了块肉送酒，缓缓吞下去。接着又往嘴里倒了一杯酒，全身凝定不动。

　　我忽然觉得自己有点过份，不想看他那副受罪的样子。打算喝完这一杯就放他走人，他毕竟是个老实人。

　　老易把第二杯罚酒咽下去后，上身飘摇起来。我知道喝下去的酒已经在他肚子里掀起了浪头。正要说剩下的两杯算了，这时候玲姐说话了：“老易，你没事吧？”

　　老易摆了摆手，像受了内伤似的，不能开口说话。玲姐转过身子对我说：“小天，老易那样叫你也有我的错在里面，剩下的酒，我就帮他代了吧。”

　　我肚子里的酒气直往上冲，带着一阵阵翻腾的悲痛，眼前黑了一下，再看人时看谁都不顺眼了。原来她都听见了。原来她是这样的。我一时说不出话来。

　　母亲说：“你代什么？不喝了就是。本来有个意思就行了，还非要喝得不行才行呀？”

　　我嘿嘿地笑了几声，对玲姐说：“你要代可以，那就要代到底。我喝多少，你喝多少。”

　　玲姐说：“好，好你个小天，好。”

　　玲姐去端酒杯，老易挡开了她的手。老易刚刚调匀气息，开口说：“好酒，好酒！这酒味道真长呀！我不要你代，你爱喝自己喝去吧。”

　　母亲说：“老易你要是不行就算了，别管小天，他爱撒酒疯让他自己撒去。”

　　老易清了清嗓子，说：“我没事，喝完这罚酒，我还要跟小天老弟好好喝几杯呢，一直喝到高兴为止。”

　　玲姐一转身，下席坐到沙发那儿看电视去了。许可佳也跟了过去。在老易对付剩下的两杯罚酒的时间里，电视里放完了去年央视春节晚会唱过的一首歌，然后开始预测今年哪首歌会走红。我母亲埋怨着父亲，怨他不该跟我喝那么多酒。父亲一言不发，自己一个人喝开了闷酒。见父亲不理，母亲接着埋怨父亲不该不拿话出来制止我，埋怨个没完，遮遮掩掩的把旧帐都扯了一些出来。

　

红楼月影

　在老易对付剩下的两杯罚酒的时间里，我不愿看他，就慢慢扭动脖子四下里看了看。窗外在继续下雪，积雪一点一点升高。许可佳在跟玲姐继续讨论哪首歌会走红。我听见许可佳说，网上投票的时候，她本来看好《为什么你总是不明白我的心》，后来发现这首歌的歌词有点模仿《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她气了个半死。玲姐说，她在报纸上也看到了投票的表格，她有点看好《误会》和《身不由已》，都填好了，还没寄出去。许可佳说，《误会》不错，据说有个电视剧想买了去做主题歌。接着聊起了那个名叫《情杀》的电视剧，玲姐说没看过。许可佳告诉玲姐，里面的男１号和男２号同时爱上了女１号，一次喝多了酒，男１号和男２号都手持敲掉了半截子的酒瓶，互相往对方的喉咙上戳。玲姐脸色微变，说她不喜欢这种境头。许可佳说她也不喜欢，据说这一段情节在审查的时候给删掉了，同时删掉的还有一段。说到这里，许可佳把嘴巴凑到玲姐耳朵边，告诉玲姐里面有个野蛮女２号爱上了男１号，后来知道男１号爱上了女１号后，野蛮女２号就剪掉了男１号的“小哥哥”。玲姐笑了，说：这个你也拿出来说呀？现在的导演都拍些什么呀？许可佳说玲姐是假正经，在玲姐耳边又嘀咕了两句什么。俩人嘻嘻地笑起来，你掐我一把，我掐你一把，直到老易哗地站起来，她俩才止住了笑。 　

　　老易圆睁两眼，紧闭嘴巴，鼓着双腮，跌跌撞撞走了出去。玲姐跟着走了出去。母亲拍着胸口，望着许可佳说：“不会真出人命吧？”

　　许可佳说：“吓坏我了，我也不知道会不会。”

　　父亲严肃地说：“会的，一定会的。”

　　母亲哼了一声，说：“你就会说些没用的话吓人。我听人家讲，吐了就好了。你别想吓唬我。”

　　父亲说：“你没喝过白酒，你不会知道的。”

　　母亲说：“你怎么知道我没喝过？你没看见就是了。要不要我今天喝给你看看？”说着倒了一杯酒，喝下一口，咳嗽不止。

　　父亲说：“不能喝就不要喝了嘛。”

　　母亲说：“你就很能喝吗？你喝一杯，我喝一杯，试试看？”

　　接下来父母真的对饮起来。许可佳在一旁给他们斟酒，好像许可佳也跟着喝了几杯。我懒得去管他们。难以形容的悲痛在我心里已经转化成悲凉，我觉得这一场斗酒实在太没有意思了，我就像个被出卖的大傻瓜一样傻闹着。我自己慢慢喝着酒，望着窗外的大雪出着神，心里简直凉透了。积雪一点一点升高，已经涨到窗台那儿了。远处的一些平房看上去已经被淹没了。这座城市快要被大雪淹没了。

　　服务生走过来给我斟酒时，瓶中的酒已经没有了。我让她再去拿两瓶来，她乐不可支地小跑着出去，很快跑了回来。我让她放下酒忙自己的去，这里暂时不用她招呼。她又乐不可支地跑了出去，差点跟正要进门的老易撞在一起。老易整整衣服，步态僵硬地走了进来。我努力保持镇静，朝他笑了笑，我的脸皮有些发麻，好像把老易吓了一下。老易抹抹自己的脸，他刚刚洗过脸，看起来清新了不少。

　　玲姐怒气冲冲地走进来的时候，老易已经拿起了酒杯，他说：“来来来，小天老弟，我们接着喝，喝高兴。”

　　我说：“好。”

　　玲姐说：“你们还要喝啊？好，喝喝喝，你们喝，我陪你们喝。”

　　许可佳拉了玲姐一下，说：“你就别去跟他们搅和了，你要是真想喝，我来陪你慢慢喝。”

　　玲姐说：“咱俩就不要说陪不陪的了，我酒量小，只怕是陪不了你。”

　　许可佳走到沙发那儿坐下，一言不发，楞楞地盯着电视机。玲姐自己一气喝了好几杯酒。屋子里一下子没人说话了，只有电视机里播放着喜气洋洋的音乐。父亲突然说：“儿子啊，我怎么看每个人都是两个人影儿啊？我是不是喝多啦？你先送我回去好不好？”

　　我说：“老爸，对不起，大雪封了路，这会儿谁也走不了啦。”

　　母亲走到窗边看了看，说：“天啦，这么大的雪！这可怎么办？”

　　许可佳说：“伯母不要着急，一会儿雪停了，铲雪车就出来开路了。北京冬天经常下大雪的。”

　　母亲嗯嗯了两声，说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母亲突然趴在窗台上呜呜地哭起来了，哭得像个小女孩一样伤心。许可佳走过去劝了两句，自己也跟着哭起来了，间或又不时笑那么两下。有那么两秒钟，许可佳从胸罩里剥出自己的乳房，看一看，又迅速塞了回去。一个穿制服的老男人庄重地走进来，打一个酒嗝，在地上打一个滚，然后爬出去了。我听见玲姐笑了两下，然后听见玲姐在哭。她哭几声，猛喝几口酒，咳嗽几声，再哭几声，再猛喝几口，像要抢着把瓶子里的酒都喝光似的。我在心里说，不要哭啊，不要哭啊。只要她们停止哭泣，叫我干什么或者不干什么都可以。我想站起来走过去安抚她们，但没有一只脚肯听使唤。稍稍一动，就像一堵被泡软了的土墙要塌下来了。我能想象自己此时满脸困惑的表情。老易呵呵地笑起来，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没人理老易。老易问我：“小天老弟喝高兴了没有？要是还没够味，就再来一瓶。”

　　我心里烦躁无比，趁玲姐走过来的时候把她手中的酒瓶子抢了过来。我对老易说：“剩下的酒，咱俩一人一半，一口喝完再看高兴了没有好不好？”

　　老易说：“好。拿点感情出来，搁在酒里，一口干了。”

　　我说：“好。拿点感情出来，搁在酒里，一口干了。”

　　老易找来两只空海碗，咕嘟咕嘟倒出酒，说随便挑。我随便挑了一碗，望着不停扑击窗玻璃的飞雪，心想把这一碗喝下去，就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了。老易端起酒碗跟我碰了碰。我喝了几小口，直着脖子让酒打着滚掉到胃里去，溅起的酒气阵阵上冲。我能感觉酒气一直冲进了越来越重的脑袋里，像往脑袋里灌满着浓酽的迷魂浆。努力睁开眼，每一张脸都像被强光照着，每一张脸都纤毫毕现。听觉异常敏锐，能从一片悲声和电视机喜气洋洋的音乐声里分辨出雪片扑打窗玻璃的声音。

　　服务生走进来的时候，玲姐正对着镜子补妆。我母亲还在哭泣。许可佳已经停止了哭泣，举起左手看看，再举起右手看看，说：“表姐，表弟，哈哈！表姐，表弟，哈哈！”

　　蓦地听见扑通一响，往地下看看，一个人倒在地下一动不动了。看起来像父亲，再看一眼，果然是父亲。

　　服务生喊道：“快送医院！”

　　马上响起了轰隆轰隆的脚步声，有人抬起父亲走了出去，很快一屋子人差不多走光了。

　　我想站起来，但站不起来，望着老易嘿嘿地笑着。老易也嘿嘿地笑着，慢慢地滑到了地上，尽量伸展四肢躺平，想躺得舒服些。有一只椅子妨碍了他，他把那只椅子小心翼翼蹬开了一点。我伸手去拉老易，自己却扑在了他身上。我趴在他的大肚子上觉得真舒服，很快就睡着了。最后映入眼睛的是老易的脸，老易的脸离我的脸比较近，微笑还没有退去，每一条笑纹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注：以上有很多情节是我凭靠不住的记忆写出来的，跟事后别人的回忆很不一样。不过，在场的每个人都喝了不少酒是肯定的，所以他们的回忆也未必真实到哪里去。）

红楼月影

　我醒来，一片漆黑。我像给镶嵌在黑暗里了，浑身动弹不得。这种情况以前也经历过，事后琢磨一下，才知道是脑子醒了一部分，身体还没醒过来。

　　黑暗沉甸甸地挤压着我，让我体会头疼欲裂是怎么回事。脑袋里像有一块镜子裂成了好几块，每一块里都能看见烤鸭店里发生过的事，每一块里的人和事都不一样。我没办法把那些发生过的事串起来。意识继续一点一点回到脑子里来，我有一些不安，有一些沮丧，有一 些悲伤，有一些后悔，什么乱七八糟的感受都有一些，但又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很快就把自己想累了。我像米勒描写过的一个疯子，手里攥着一柄锈迹斑驳的斧头，四处乱挥乱砍一阵之后，浑身又痛又累，只想沉回黑暗深处钻进洞穴里，像一头狗熊进入冬眠。

　　再次醒过来后，听见一阵阵鼾声，如浊浪拍岸，我有一种晕船想吐的感觉。趴在床边吐出了一些东西，意识再次回到了脑子里。我慢慢搞清楚自己是躺在了家里，躺在父亲身边。有几分钟，我仿佛回到了模模糊糊的童年。我摇醒了父亲，说我吐了。父亲嗯了一声，拉亮灯，梦游似地下了床。走到门边时，父亲的脑袋在门上碰了一下，他摸摸额头，嘟哝着说你自己去拿扫把来扫掉。说完躺回到床上，很快打起了鼾。

　　我走进客厅，双腿像在深水中划动。还没摸着灯，就看见母亲房间里的灯亮了。母亲打开门，披着衣服站在逆光里，问我要做什么，然后问我饿不饿，然后要我回床上躺着。她走进厨房，卟地点燃了天然气灶。我站在门口没动，呆呆地望着一团热气中晃动的身影。这一瞬间，我觉得母亲非常亲近。喝过汤又吃了一点东西后，我还是感到头疼，睡不着觉。我躺在母亲床上，听母亲说话。没多久，就知道自己昏睡了十多个小时，知道我昏睡期间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 　

　　一大帮醉醺醺的热心人七手八脚把我父亲从烤鸭店二楼弄下来后，呆在门廊里，等了一会儿出租车。其中一个大汉一手拎着我父亲的脚脖子，一手拎着酒瓶不时往嘴里灌一口酒。这天出租车很少，空车更少。风雪让人睁不开眼睛。如果不是我母亲和玲姐不停地央求，这帮热心人早就缩回烤鸭店里了。后来他们还是把我父亲扔在街边的雪地上就跑掉了。

　　好不容易叫到一辆出租车，三个女人好不容易把我父亲塞进了车里。出租车刚启动，父亲哼唧开了，问：“小天怎么没来呀？”母亲咦了一声，说了一句你还挺能装的，又拧了父亲一下，听见父亲哎哟哎哟的叫，母亲才笑了几声，跟玲姐返回烤鸭店。母亲和玲姐看见我的时候，我正趴在老易的肚子上呼呼大睡，怎么弄都弄不醒。老易倒是醒了，但让他靠着墙都站不稳，或站相难看。只好又让人帮忙把我和老易弄下楼。父母、许可佳和我坐一辆车。玲姐和老易坐另一辆。路上，父亲让出租车改变方向直接回家。把我弄上楼后，父亲用开水兑了些醋灌我。灌了几下，我就吐了，吐了一身。母亲洗我的衣服时，发现我钱包里有玲姐的照片。

　　听到这里，我一下子傻了眼。我再一次感到了亲人的可怕。

　　亲人是那种不用打招呼就可以坦然入侵你的隐私的人，你能怎么样呢？看看母亲那双皱纹环绕、坦然而又慈祥的眼睛，看看她，这个做母亲的并不懂得应该尊重你，怎样尊重你。爱和愚昧混合在一起，就会像一句流行语说的一样：“无知者无畏。”

　　我抱着脑袋蜷在床上，母亲问我是不是又头疼得厉害了。她说她本来是要送我去医院的，但父亲坚持要回家。母亲一边唠叨着，一边伸出手来帮我按摩太阳穴。 我挡开了她的手，说老妈啊，不要你管啊。 但母亲依然没完没了地折腾着我，说我这样不好那样不好，说我在烤鸭店里的胡闹太过份了。我一言不发，把反驳的话压在舌头下面。母亲东拉西扯了几句后，又说起了照片的事。

　　母亲说，这种照片怎么能放在钱包里呢？要是不小心叫许可佳看见了，怎么得了？我没吭声。我很快知道，回到家里后，许可佳在母亲面前嘀咕了几句我有别的女人，母亲都给挡回去了。母亲让许可佳不要胡思乱想的。 这一番话很出我意料，震得我心里砰砰直响。母亲发现了照片，不仅没有吵闹哭骂，反而安抚许可佳，我真是惊讶不已。我像陡然瞥见了一口深井，从井水中瞥见了母亲的面影。我发现不仅是母亲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母亲。

　　母亲接着告诉我，这天许可佳在我家里呆到很晚才回去。许可佳看起来没什么异样，走的时候还说有什么事就给她打电话。母亲夸许可佳是一个懂事的孩子，要我分清楚谁有可能是我一生一世的人，谁只是我一时之需的人。一时糊涂既然已经糊涂了，只要及时明白过来，只要不被别人抓住什么把柄，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无言以对，真怕母亲继续说下去。母亲的眼光不时像雪片落在我脸上，让我浑身发冷。我推说困了，走到另一个房间里躺下。躺了几分钟，摸出钱包和手机，上了一趟洗手间。玲姐的照片已经不在钱包里。我拨通玲姐的座机，没人接。望着手机发了一阵呆，我决定不打她的手机。走出来敲了敲母亲的门，问钱包里的照片哪里去了，母亲说她收起来了，明天再给我，接着听见了她的叹息声。我在门口站了站，回到了床上。

　　我躺在黑暗里，听着父亲的鼾声，此时才有些后悔跟老易斗酒。可是，不那么恶斗一场，也不知道玲姐的心到底偏向谁。此时我拿准了玲姐是偏向老易的，一想到玲姐跟老易所谓的巧遇，一想到玲姐在烤鸭店里的所说所为（特别是帮老易代酒），我心里就一阵阵酸痛。为了让自己好受一些，我替她找了一些理由。可是找了一些理由我还是难过，老易呆在那儿让我绕不过去。我觉得，如果时光倒流，老易重新端着酒杯走进包间，我还是会跟他恶斗一场的。一切都不会改变。

　　我说我有些后悔，后悔的理由好几条，其中之一是不该当着许可佳的面那么干。我睁着眼望着黑暗，一个身体匀称结实、眼睛黑亮的女孩悬浮在面前，微笑渐渐变成了忧郁的神情。设身处地为她想一想，她的感受也许像挨了好几刀一样。仅仅是玲姐的背叛和欺骗就够她受的，更不用说我这方面了。照母亲的说法，许可佳看起来没什么异样，很懂事——在我看来这才更令人不安。她朝我脸上吐口水才自然，她冲上去抓玲姐的头发摔杯子打碗才自然。

　　也许，许可佳觉得自己现在还没有充分的理由发作？应该说许可佳只是感觉到了，拿我母亲的话来说，还没有抓着牢实的把柄。但谁又拿得稳这种情况下的女人，只有在抓着了把柄之后才发作呢？ 我想象不出许可佳发作的情景，也想象不出我该如何应付。我想，除了手足无措和内心歉疚，也许我不会有别的反应。

　　第二天上午，许可佳来了。她的眼睛有些红肿，脸色被化妆品掩盖着。看见我跟父亲坐在一起看电视、说话，她打了一个招呼，像往常一样钻进厨房里帮我母亲烧菜做饭。厨房里依然不时传出她和母亲的低语轻笑。只是在吃饭的时候，她才显得跟往常不一样，吃了很少一点，一边吃还一边叭叭地摁电视遥控器，仿佛吃饭这件事对她来说已经成了负担。她在一个“姐弟恋”专题节目上停住了。那个节目举了很多娱乐圈和体育界的名人做例子：约瑟芬·狄伦和小１７岁的“情圣”影帝克拉克·盖博，木谷礼子和小１３岁的围棋大师小林光一，张璇与常昊，小泉林美与张栩……每一对有情人和每一个浪漫美好的故事此时都有点触目惊心。母亲显得有些紧张，给许可佳夹菜的时候把菜掉进了汤碗里，汤汁溅到了我和许可佳的身上。许可佳随意用餐巾纸抹了抹，继续看电视。镜头转到了对一些家长采访的画面上，不同的脸上呈现出相同的忧虑。母亲突然笑了起来，说这有什么好忧虑的，这种事都长不了的，“不管了，闹腾几天就没劲闹了，一管，反而闹个没完没了。”许可佳回头笑了笑，说那也不一定的，围棋界的“姐弟恋”就很稳定。母亲张着的嘴合不上了。恰好电视里在谈围棋界的“姐弟恋”为什么稳定，还举了木谷礼子和小林光一，张璇与常昊做例子。我有些吃惊，看样子，许可佳昨天回去后上网做了不少这方面的研究。

　　吃过饭，许可佳给玲姐打了一个电话，问老易现在怎么样了，要不要让她妈妈帮忙。语气自然亲密，姐啊姐的叫个不停。玲姐的反应我不知道，反正我的耳根子有些发热。我觉得自己随时在等待着许可佳突然发作，我仿佛能看见她的笑脸后面有一副扭曲的面孔。她的语气实在是太自然亲密了，让人难过。末了，许可佳让我跟玲姐聊几句，说：“你表姐问你恢复得怎么样，还是你亲自向你表姐汇报吧”。她把电话递给我时，笑嘻嘻地看着我。

　　我的呼吸一下子不那么顺畅了。

　　玲姐说：“你没事吧，现在觉得怎么样？”

　　我说：“啊，没事，挺好的。”

　　玲姐把老易去烤鸭店的经过详细解释了一遍，我不时啊啊两声。等我发现自己不像平时打电话的语气时，我差点结巴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许可佳依然在一旁笑嘻嘻地看着我。我鬼使神差地关心起老易的身体来了。玲姐一听我提这个，说你还想得起来这个呀。她开始数落我不该耍性子斗酒逞能，把老易弄出了毛病，害她陪了一个通宵。

　　我问：“一个通宵？”

　　心里沉了一下。像一条船的裂缝蓦然扩大了，哗哗进水，但还是得在激流中强撑着。

　　玲姐说：“就是。老易直到现在还起不了床，直喊这儿痛那儿疼的，还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完。他又没个亲人在北京。”

　　我问老易这会儿在哪儿。

　　玲姐说：“在老易家里。”

　　我说：“不行就送医院吧。”

　　玲姐说：“老易不肯去。”

　　我说：“那就不用管他了。”

　　玲姐说：“你说得轻巧！他这么大年纪，哪像你那么经折腾？要是死了怎么办？不死落下后遗症半痴半傻怎么办？你负得起责任吗？”

　　我说：“我有什么责任？”

　　玲姐冷笑了一声，说：“你不用跟我嘴硬。两个人斗酒，一个死了，另一个该有什么责任？老易真要有个三长两短，你有没有责任会有人告诉你的。我这会儿累得要死，懒得跟你说了。”

　　说完玲姐砰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许可佳站在旁边一直笑嘻嘻地看着我。我不知道她看出了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打电话的时候，我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红楼月影

许可佳脸上的笑容像塑料花，真正的她就躲在塑料花后面观察我。她的目光像要穿透我一样，让我浑身不自在。她能从我脸上看出什么呢？她不可能知道我的心正在往下沉，不可能知道我的大脑里正翻滚着玲姐跟老易在一起的种种情景。

　　许可佳后来去了我母亲住的房间，跟我母亲说说笑笑的。有几分钟，我听见许可佳一个劲地问玲姐是我们家什么表亲。起先，母亲说他们那一辈人的表亲多得数不清，不想具体说 。接着拗不过许可佳的缠问，母亲就在我和玲姐之间编排了七大姑八大姨，其中，一个姑一个姨死去了多年。我暗暗吃惊，庆幸母亲问我玲姐是哪门子表姐时，我没有编故事骗她。

　　一个多月后，许可佳去我的家乡小城旅游了一次，顺道打听和查证了一下我家的表亲。当许可佳坐着小船，沿着血脉的河网寻找那些通向玲姐的表亲时，遇到了一个又一个断流的地方。她两手空空回来了。这是后话。

　　这天目睹母亲被逼说谎的一幕，我心里真是惭愧和烦恼不已。我真想走过去对许可佳说，我和玲姐不是表亲关系，那又怎么了，知道了这个要干什么。但一想到许可佳没什么错也挺可怜的，再想到我曾答应过玲姐要在外人面前保持表弟身份，我又开不了这个口。许可佳的父亲是玲姐的上司，玲姐非常在意自己在单位里的形象。不到不得已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还是不应该撕破这一层薄纱。

　　突然，许可佳在母亲房间里大哭起来了。我走过去，看见许可佳趴在母亲怀里哭得浑身发抖。我问母亲怎么了，母亲说：“不知道，刚刚还有说有笑的。也可能是因为你不肯去她家里吃年饭的事？她告诉过我，说她父亲骂她真贱，还骂她妈妈真贱。你看你做了什么好事！”我有点相信了，从灶王节开始，许可佳就经常问我什么时候去她家里吃年饭，我都是胡乱找一些理由搪塞她。我知道她家里的年饭因为我一天天拖下来了，并影响了她家亲戚朋友安排年饭的次序。我有点内疚，拧了条热毛巾递给许可佳。许可佳擦干了脸，把她家里发生的事说了一遍。昨天晚上，许可佳的母亲问许可佳的父亲，能不能请我父母和我一起吃年饭。许可佳的父亲起先看报纸不说话，后来突然跳起来，一边撕报纸一边大骂。 听到这里，我心里格登响了一下，觉得这件事不像是真的，即使是真的，许可佳也不是为这件事大哭。不过不管怎样，事情都应该是因我而起。可我也没什么办法。我又给许可佳拧了一次热毛巾，除了拧热毛巾，好像不知道我还能干什么。

　　母亲把我拉到一边，问：“要不你还是去吃餐饭吧？不就是一餐饭嘛，你又不是没去吃过。”我直摇头，对母亲说：“现在我更不能去了。”母亲说：“要不你不去，我跟你爸爸去？”我说：“你要是觉得合适你们就去。”母亲沉吟了一下，说：“我要是觉得合适，早就和你爸爸作东请许家吃饭了。这事你没个态度，我们不好出面。”听母亲这么一说，我多少有些放心了，我真担心她会莫名其妙地冲到许家去，或者又去什么馆子里摆上一桌。也许是我在前门烤鸭店那么闹了一场，母亲心有余悸，不然她才不会管我什么态度不态度的。

　　这天下午母亲安慰了许可佳好一阵子，具体叽咕了一些什么我不知道，我只听到许可佳后来笑了。送许可佳出门的时候，母亲理了理许可佳的衣领，突然提到了她送许可佳的那只耳环。母亲问：“你怎么总是不戴那只耳环呀？是不是那只耳环太老气了不好看？”

　　许可佳看了看我，不停地笑。我也嘿嘿地笑。

　　母亲说：“你们两个笑什么？那只耳环样式是老旧了点，可上面的祖母绿，是货真价实的祖母绿呢。镶在上面快一百年了吧，一点都不发暗。”

　　许可佳说：“啊，原来这么珍贵！难怪小天弄丢了不敢告诉您。”

　　母亲也“啊”了一声，望着我。

　　我只好把在许可佳面前编过的一个故事，再编一遍。

　　母亲皱了皱眉头，说：“这孩子，总是这样恍惚。丢了算了，改天给你买一副新的，新的样式是要好看一些。”

　　许可佳也不推辞，冲母亲笑了笑。母亲要我送许可佳去打车，许可佳拦住了，说：“外面有风，他身子还虚着呢。”她一跳一跳的很快就下了楼。

　　母亲关上门，马上揪住我的耳朵，把我揪到她的房间里去，要我说实话是不是真的把耳环弄丢了。我怕她会伤心，告诉她没有丢。她要我拿出来。我要她答应不送给许可佳，才拿出来给她看。母亲说：“我还怎么好送给她？快快拿出来！”我把耳环找出来递给她，她才舒了口气，说：“你要真弄丢了，我真要把你的耳朵揪一块下来。嗯，收回来也好，今后要送给谁还是我亲自送去，免得你胡乱送了哪个表姐，可惜了祖上传下来的东西。”母亲的这句话让我有些不高兴，我嘟哝着说：“人家还不一定稀罕呢。”母亲说：“人家稀不稀罕是一回事，我稀不稀罕是一回事。”接下来就聊起了她跟许可佳编的假表亲这件事，母亲叹了一口气，说：“我也是作孽，这么一大把年纪，还跟人家小姑娘说瞎话。”

　　我像听见了冷不丁响起来的鞭炮一样，耳朵里有一根神经蓦地抖动了一下。母亲接着罗罗嗦嗦地说了下去，大意是：她虽然不赞成我跟玲姐的关系，但她也知道这种关系不是一时半会断得了的。她希望尽快结束，同时不希望让许可佳知道。她觉得这种事闹起来谁都不好看，也影响我将来的选择。我心里清楚这些可能都办不到，不过也不想跟她拧着说。母亲能暂时容忍我跟玲姐的关系，我觉得对于她来说，已经不容易了。我不应该要求她马上支持我的选择，她的观念毕竟受她所经历的时代的限制。等将来生米煮成熟饭了，估计她也就认了。这几天随便她说什么，反正她在北京的日子长不了。

　　没料到，十几分钟后，我的这些想法就面临了考验。母亲告诉我，她想跟我长期住在一起。最好她这次回去收拾一下东西，处理一些事情后，就来北京。她说她有退休金和积蓄，生活费用不要我操心。我结婚前，她可以照顾我的生活，我结婚有孩子后，她可以照顾我的孩子。我抓了半天脑袋，说我还没想过这个问题。母亲强调了一遍她的理由：她主要是不愿意去敬老院跟一大帮老人住在一起。她担心总是跟老人呆在一起，会加速自己的衰老。

　　就在这一瞬间，我瞥见了在母亲的生命中飞逝的时间之箭。那是一条理解母亲的清晰的轨迹。她仿佛大半辈子都在与时间作战。她拚命抵抗时间，抵抗时间把她光滑的脸变成废墟，把她鲜活的身体变成累赘。末了，她又不得不像她这个年龄的绝大多数女人一样，放弃了身体上的抵抗，不再奢望用化妆品和保健品来保卫身体上的年轻。她走上了另一条抵抗之路：通过保持思想年轻，使自己回到年轻人的队伍中来，使自己的大脑和心灵不致与青春绝缘。她希望能跟我住在一起，也就是希望每天近距离地从一个年轻人的言谈举止里吸取鲜嫩的汁液，浸泡在朝气里。如果能允许她帮着带孩子更好，她可以跟在孙子后面回到童年，乐呵呵的像孙子一样迈着蹒跚的步履。

　　抓着脑袋这么想一想后，觉得有一束光照进了脑袋里，仿佛人生的迷宫又向我敞开了一个秘密的窗口。我联想到了玲姐，仿佛从母亲心灵中的一道轨迹里，找到了一条理解玲姐的线索。立刻，心里充满了跟母亲认真谈一谈玲姐的渴望。我希望母亲能更深地理解我和玲姐的关系。我试探着聊了几句围棋大师小林光一跟年长１３岁的木谷礼子婚后美满幸福的故事，母亲马上打断了我，让我不要胡思乱想的。她说这事要是发生在中国，就算那个什么光一不怕人背后戳脊梁骨，他妈妈一定怕得要死。我问：“这管别人什么事呢？”母亲说：“不跟你这混小子乱说了，也不知道你是真混，还是假装混来逗娘亲开心。”

　　我说：“当然是逗老妈开心啦。”我心里多少有些明白了，母亲想保持思想年轻，但有些地方还摆脱不掉更早时代的阴影，那些阴影已结成了硬茧，一时半会难生新肉。她能在性观念上与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同步已经不容易了，一涉及婚姻，就要退缩，这也没什么难理解的。她没有一套可以用一致性来形容的观念，脑子里聚集着几个时代流行的思想碎片，那些碎片拼凑成了一个混乱的复合体。我再次联想到了玲姐，玲姐的一个侧面肯定也是这个样子的。

　　我决定还是慢慢说服母亲，或者，造成事实来让她接受。既然她不希望被时代抛下，想理解年轻人的愿望是那样强烈，我相信她最后还是会理解我并与我站在一起的。不管怎么说，我和母亲之间有一条脐带无法割断，她应该是希望我获得幸福的。即使她铁了心要一直反对下去，我也只好得罪了。说句不该说的话，她从小没怎么照顾过我，我现在的选择，她不应该干涉过多。

　　我觉得现在真正的问题应该不是在母亲这里，而是在玲姐那里。有什么东西在我跟玲姐之间越堆越多了，再不清理清理，我们的感情很可能就要被埋葬。我怀疑这几天不是老易在装病骗她，就是她在找借口骗我。把前门烤鸭店里发生的事在脑子里慢慢过了一遍，渐渐联想到这样的一幕：在大海上，我和她划的一条船裂开了口子，她看见一块木板从附近漂过，犹豫再三还是跳了下去，抱着木板越漂越远。而我，还在埋头抢修那条破船。

　　我闷闷地走下了楼。外面很冷。我站在门洞口竖起了防寒服的衣领，朝雪地上几只起起落落的麻雀望了一会儿，觉得这些麻雀像我脑袋里一些不肯安静的念头。我决定在小区里走一走。事到如今，我真是该好好想一想了。我已经里外不是人了，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路上碰到一个雪人，歪着鼻子，拿两颗石子眼珠瞪着我。我莫名其妙地踹了它一脚，在它肚子上留下了一个窟窿。在小区里遛达了一圈，找了些理由安慰自己，对自己说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样严重。再次停在雪人面前的时候，我发现有人把一只大号可乐塑料瓶子，插在了雪人肚子上的窟窿里。雪人的样子有点雄纠纠的滑稽。我心情一下子好起来了。绕着雪人一边转圈，一边给玲姐打电话，问她能不能一起吃个晚饭。

　　玲姐说：“今天可能回不去，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我说：“没事就不能一起吃个饭啊？”

　　玲姐说：“那倒不是。我今天恐怕走不开，以后好不好？”

　　我说：“以后？以后什么时候？大过年的，我们也该单独在一起吃个年饭吧？”

　　玲姐说：“这倒是。”她停了停，“初三好不好？”

　　我说：“我不知道初三的饭，还算不算年饭。”

　　玲姐说：“这两天我确实走不开，总担心老易会出个什么事。”

　　我说：“看来你是在老易家住上瘾了。”

　　玲姐说：“唉，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我说：“那是怎样的，你能不能告诉我呢？”

　　玲姐说：“老易年纪大，恢复得慢，也容易有反复。我想反正已经在送佛了，不如送佛送到西。”

　　我笑了，说：“原来老易还是个在家修行的活佛啊，我才知道。”

　　玲姐说：“别乱说好不好？我心里正乱着呢。”

　　我说：“我没有乱说。你要是确实走不开，我可以来跟你一起供着那尊活佛吧？”

　　玲姐说：“你还嫌不够乱啊？”

　　我说：“我来陪你一起照顾老易，怎么说是添乱呢？”

　　玲姐说：“你就是在添乱。”

　　我说：“表姐辛苦了，表弟来替一夜，不能说是添乱吧？”

　　玲姐说：“你就是在添乱。”

　　我说：“你一定要这么说，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我本来想告诉你，我这个表弟快当到头了。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必要说。”

　　玲姐问：“你什么意思？”

　　我说：“我妈看见了你的照片，在我的钱包里。”

　　玲姐没说话。接着，我把母亲是怎样发现照片的过程告诉了她。

　　玲姐问：“你没说什么吧？”

　　我说：“我还能说什么？还用得着我说什么吗？”

　　玲姐说：“她看见照片是一回事，你说不说是另一回事。你没说什么就行了。”

　　我说：“这么简单啊？”

　　玲姐说：“还能怎么样呢？除非你想弄复杂。”

　　我说：“我要是照实跟母亲说了，说不定更简单一点呢。我总不能一直是这么一个表弟吧？我妈明明知道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还要骗她呢？”

　　玲姐又停了停，说：“你不要这么激动好不好？你去我家里吧，我们商量商量这事好不好？”

　　我说：“你早这么说，我早就会说好好好了。”

　　我给母亲打了个电话，说我出去有点事不回来吃晚饭。

　　母亲说：“天儿啊，你要当心啊。”

　　我问：“当心什么？”

　　母亲说：“算了，算我白说。”

红楼月影

第九部分（1）乐小天

　　去玲姐家的路上，车载交通台播报：由于下雪，今日发生了多起交通事故。接着播报了堵塞的路段。我让司机改道东单。经过东方广场的东门时，我看见天桥上有人卖年画，我让司机停了停，说想买张年画。

　　往天桥走过去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和许可佳在东方广场吃回转寿司的那一天，许可佳站在天桥上喊我的情景。她远远地摇着手大喊：“小天！小天！”那样子很像电视连续剧《 东京爱情故事》里的赤明莉香。当时我把这个联想告诉了许可佳，许可佳有点得意地笑着，说赤明莉香正是她的偶像。那时候“东爱风暴”（娱乐记者如是说）已经过去了，但无数的中国少女把赤明莉香这个经典动作从电视屏幕上复制了下来，不时搬到她们的现实生活中去，甘愿让一个日本女明星的姿势遮住本来面目。许可佳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我后来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觉得这不像是一个真实的问题。人，也许并没有什么本来面目，人的自我像水一样随着瓶子的形状而变化。许可佳正处在被人们的目光和语言雕刻的青春期，似乎很容易就被传媒塑造了。这跟不久以前的我太相似了。这种相似导致我跟她的落差太小，这也许正是我和她交流困难的原因之一，至少是难以激起浪花的原因之一。

　　到了玲姐家，我听见玲姐正在浴室里洗澡。屋子里刚刚收拾过一样，到处干干净净的。电视矮柜上点了一柱印度香。香炉旁有几本英语教材。走进卧室里看看，床上扔着玲姐的内衣。打开音响，是一首英文歌。这一切很熟悉，我却有一种走错了门的感觉，像不留神走进了一个陌生女子的家里。回到客厅的沙发上坐下，一点一点想起来了：我刚认识玲姐的时候，她已经参加了好几个培训班（几乎什么班火暴她就参加什么班），其中就有英语。我第一次来玲姐家，就看见过这几本英语教材，而且就摆放在现在摆放的这个位置。搁下了很久的英语教材怎么又翻出来了？这个疑问像香炉里升起的烟缕，缭绕了一会儿，消失了。

　　我敲了敲浴室的门，告诉玲姐我来了。

　　玲姐答应了一声，说她马上就出来，接着问我出门的时候，告诉母亲我上哪儿去了没有。

　　我想了想，说没有，不过她好像知道。

　　玲姐说：“她知道？那她说什么没有啊？”

　　我又想了想，还是说没有。

　　玲姐打开门出来了，穿着一套几个星期前我为她买的新衣服。她这儿扯扯，那儿拽拽，好像有点不合身一样。她问我：“你妈妈不会找到我这儿来吧？”

　　我说：“怎么会？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玲姐说：“就是因为你不怕，我才怕啊。想想那天在烤鸭店里，其实我怕得要命。”

　　我说：“你不用担心，我妈找不着你这儿的。”

　　玲姐说：“万一她让许可佳带她来怎么办？”

　　我笑了，觉得玲姐像变了个人似的。跟烤鸭店的举止一比，她这会儿简直像个胆小莫名的小女生。原来她一直是强撑着的，我心里涌起一股要保护她的冲动。我把她揽到怀里，轻声安慰着她，说许可佳即使带着我妈妈来了也没关系，我们又没做什么违法的坏事。玲姐摇摇头，说：“我说不过你，可我就是担心叫她们知道了。这两天真是担心得要命。要是问起来，你可一定不要承认啊。”

　　我又笑了。有点想问问她，她现在跟老易到底是怎么回事，可话到嘴边，却谈起了许可佳。我告诉玲姐，今天许可佳向我母亲打听我们家的表亲关系，我母亲跟许可佳编了个挺复杂的故事。我问要不要我跟她讲一遍。

　　她摇摇头说不用。想了想，又说：“本来你们家的那些表亲，我还是很有兴趣听一听的，可这会儿一提起这个就心烦。作孽作孽，我们真是难为你妈了。”

　　我说：“先不要忙着内疚吧，等你嫁给了我，给我妈当儿媳妇，多孝顺一点，也就补上了。”

　　玲姐从我怀里挣脱出来，说：“又乱说开了。”

　　“这怎么又是乱说呢？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你在老易那里住了一个晚上，就这样，不会是真要嫁给老易吧？”

　　“我不会嫁给他的。他这人太好了。”

　　“这样啊，好的，好的。那你跟他说好了没有？”

　　“以后再说吧。”

　　“又是以后，以后。不管是对我，还是对他，总得有个清楚明白的说法吧？”

　　“你不要着急好不好？用不了多久，我想我会给你一个说法的。”

　　我问具体什么时候。

　　玲姐想了想，说：“夏天吧，最迟儿童节。”

　　一丝隐隐的不安又像印度香的香烟一样飘散在空气里。这么长时间，天知道会发生多少事。即使是像有一些日子那样，来上一段冷战，也够让人受的。拖得太长，对她对我都不好。我觉得应该给她一点压力，让她早点敲定。

　　我有点夸张地摇着头，说我觉得最好提前，最好在她生日之前。“４月１９号。到了这一天，你要是不给个说法，我就当你是古时候的淑女了，什么那个摇头不算点头算的。然后向所有的人宣布。”

　　玲姐望了我好几秒钟，说：“怎么搞得像最后通碟似的。”

　　我说：“随你怎么理解，反正到了这一天，就不要怪我了。”

　　她又望了我几秒钟，说：“好吧，我尽量争取在这以前告诉你吧。”

　　闲扯了几句，玲姐让我去洗个澡，要我换上一套她为我买的新衣服。脱衣服的时候，我听见她打电话给一家餐厅叫送餐。等我出来，发现她已经把我买的年画贴上了，屋子里顿时有了一点过年的喜气。还发现她把棋具摆在了茶几上。

　　我和玲姐有很久没有下过围棋了。最后一次下棋，是在怀柔山中的湖边。她白衣胜雪，坐在湖边一棵大槐树下。在她旁边，一只野鸭子从水里爬上来，摇摇晃晃走进草丛中，一趴下就睡着了。湖边很静谧，几乎能听见野鸭子的心跳。

　　我摸出一枚棋子抚弄着，一边回想着玲姐那天下棋的样子，一边随手把棋子敲在棋盘上。棋盘上落下十几颗棋子后，我才发现这正是我跟玲姐那天下的一局。那天我没有让子，且执黑先行。布局是从天元开始的。也许应该说，一种情爱语言是从宇宙深处开始的。她紧紧跟随着我，对天元的棋子飞挂了一手，像轻轻拉起了我的一只手。舞蹈就这样从棋盘的中心开始了。双方基本上放弃了争城夺地的胜负心，思考着怎么在黑白棋形的变化中保持住微妙的平衡。默契在不知不觉中建立起来了，共同目标是终局和棋，谁也不战胜谁。从棋理上来说，这一盘几乎是“反围棋”。一方有了失误，另一方就绞尽脑汁把对方失误的那一手变成妙手。一方有了妙手，另一方就想出相应的妙手让对方的妙手更光彩夺目。风起，金黄细碎的槐花缓缓落在身上，落在棋盘上。我和玲姐不时伸手把槐花从棋盘上拈出来。喜悦在湖光中缓缓流淌。我相信，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和玲姐，以前不曾有、将来也不会有人像我们这样下围棋。

　　我一点一点回忆着后来的每一步，越到后来越困难。有时候要想好几分钟，才能往棋盘上落下一颗棋子。玲姐微笑着望着我，眼眶有些湿润。见我复盘艰难，她托着腮跟我一起想。不一会儿，我看见她额头上有了汗水。我让她不要想了。她摇摇头，不肯从炽热的思索中抽身而退。她把汗蹭在我肩膀上后，继续回想着。

　　这是一局没下完的棋。因为哑巴农妇钻进草丛里捉那只正在打瞌睡的野鸭子时，野鸭子突然挣扎起来，呱呱的鸣叫声嘶哑悚人。

　　我和玲姐终于回忆到被中断的地方。玲姐走到我对面坐下，说：“咱们接着下完吧？”

　　我说：“好啊。”

　　心里马上泛起了在湖边中断的喜悦。但下了几手后，却感觉到棋盘上生出了一股凉气，挨着这几手白棋的黑棋，仿佛都在微微颤动，试图远远逃离。再看看全局，那股凉气已经改变了整个棋势，一直波及到棋盘的最边缘。每一颗都在挣扎，都在呼喊救援。从前亲密相依的黑白子此时看起来，都像是在贴身肉博。如果以胜负来论的话，黑棋几乎大势已去。要想挽回来保持平衡，好像不是我的功力能办到的事。我悬在棋盘上方的那颗黑子久久无法降落，我收回手，吃惊地望着玲姐。　

　　玲姐面无表情。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天玲姐是要借下棋来决定自己是否悄悄出国。出国的念头她早就有了，真正变得清晰起来，是去年１１月下旬我跟她在床上长时间交手辩论的那个晚上。但此后，她一直下不了决心。用她自己后来的话说，“我给结结实实地卡住了，动弹不得，无法自拔。”于是想出了这么一套不完全听天由命的决断程序。决定用这套程序来决断自己的未来，多少有些不可思议，后来我有点怀疑她在作出这个决定时的精神状态，随即又打消了自己的怀疑。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不能很好地理解她，这本身就是卡住她的一个原因。她总得给自己找个出口，不管用什么方法。选择这套程序，不能说这不是一种选择。

　　程序稍稍有点复杂：首先在棋盘上分出黑白输赢，然后再用从道士手里买来的棋子猜黑白决定输赢的意义。具体地说，假如白棋获胜，则由执黑棋的我来猜她手中的棋子是黑是白。再假如我猜对了她手中棋子的颜色，则那种颜色代表不出国；猜错，则她手中棋子的颜色代表出国。反之亦然：假如黑棋获胜，则由执白棋的她来猜我手中的棋子是黑是白。再假如她猜对了我手中棋子的颜色，则那种颜色代表不出国；猜错，则我手中棋子的颜色代表出国。不考虑和棋情况，排列组合一共８种，出国和不出国的可能性各占一半。

　　这天我不知道玲姐心里是这么一番打算，吃惊了几秒钟，又挣扎着走了几步。后来，我觉得她可能是要在平手的情况下赢我一局，以后好取笑我。我就嘿嘿地笑着认输了。

　　但我认输后，没从玲姐脸上看出什么高兴的表情。她的脸色甚至可以说有点凝重。她叫我跟她一起去阳台上的蒲团上盘腿静坐了一会儿。十几分钟后，她取出了从道士那里买来的一黑一白两枚棋子。

　　我问：“你又要猜这个玩呀？”

　　她说：“这回不是闹着玩，你可要用心猜。”

　　她双手捧着两枚棋子，像作辑似的摇了三下，然后一手抓一枚。左手握拳向前，伸到我面前，右手藏在身后，有点紧张地看着我。

　　我想都不想，就对她说：“黑色。”

　　她打开手心一看，果然是黑色。

　　我笑起来了。她也笑起来了。我看见她眼睛里有泪光闪动，说：“瞧你，把眼泪都笑出来了。”

　　她抹抹泪，说：“真是的，我怎么把眼泪都笑出来了。这么好的大节，这样可不好。真是对不起。”

　　我说：“怎么又认真起来了？也好，你身上又多了一种认真之美。”

　　玲姐笑了笑，没说话。吃过年饭后，我们在一起呆了几个小时。有好几次我把头搁在玲姐怀中差点睡着了。这天我特别疲乏虚弱，本来想在这里过夜，后来想到母亲会盘问，十二点之前我还是下楼打车回家了。

　　初三，许可佳上门拜年。

　　许可佳告诉我母亲，说头天玲姐上她家里拜年来了，她问玲姐记不记得什么姑什么姨时，玲姐说，记不得了。许可佳嘻嘻地笑，对母亲说：“那些姑啊姨啊，她居然一个也记不得，她比您年轻十岁多吧，记性怎么这样差呢？还是您记性好。”母亲脸红了，打岔骂我，骂我那几天把她气糊涂了，那些姑啊姨啊记错了几个兴许也是有的，她那一辈的表亲实在太多了。然后骂我不该把耳环弄丢了，拉起许可佳的手，要去逛街。

　　这天我父母和许可佳一直到快吃晚饭时才回来。到处都在打折，我父母买了不少东西准备带回去送人。三个人拎着大包小包的，让我下楼接他们。一进屋许可佳就让我看看她的左耳，接着把右耳转过来给我看，我看见了母亲给她买的一对耳环，随口夸了几句。买耳环的钱本来是要给我压岁的，年三十晚上母亲拿出来在我手心里拍了一下，又收回去了，然后将用途告诉了我。当时我笑了笑，说：“那你再来一下。”我母亲居然真的在我手心里又拍了一下。

　　晚饭后送许可佳下楼，从五楼到一楼，我和许可佳一句话也没有说。耳朵里灌满了下楼的脚步声，还有零星爆炸的炮竹声。

　　走到门洞口，许可佳让我别送了，我说没事，送她出小区我也可以顺便在小区里散散步。许可佳说：“你要散步等我走了再去好不好？我总觉得你要告诉我什么坏消息一样。小天，要是有坏消息，这会儿你千万别说，让我自己慢慢弄明白。”说完，转身走进了雪地里。

　　她的话忽然在我胸中产生了回声，每个字都让我有点惆怅，这是我们交往中很少见的事。寒风扑面，傍晚的雪地上，她的背影显得那样孤单柔弱，我心里怦怦地跳了两下。

　　我叫了一声：“许可佳。”

　　许可佳回头望了望我，像赤明莉香一样摇了摇手，说：“回去吧。”

梦里无处

快点快点，我要看后续发展￣￣￣

红楼月影

春节过后，我被调回了公司总部，给韩总当秘书。林秘书怀了孕，人力资源部给韩总准备了两名秘书候选人，韩总却点名要我。接下来差不多一个月，我的日子真可以用忙得要命来形容。父母离京的时候，我等不及火车开动，便返回了公司。玲姐那边去得比较少。交接工作。学车。写讲话稿。喝酒吃饭也成了个事。陪韩总下围棋。替韩总领福利。我跟在韩总后面城里城外的走动，从一个会议室到另一个会议室。我一只手端着韩总的茶杯，另一只手拎着两个公文包，其中一个公文包里装着围棋。

　　我知道公司里有不少人在背后议论我，说我是踩着围棋子爬上去的。当阿伍把更多更不堪入耳的闲话转告给我的时候，我笑了笑，没有为自己辩解。我也无法辩解。事情的背景太神秘复杂了，我至今也没有完全弄明白。秘书们之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原先给韩总准备的那两名秘书，是韩总的对头安排的眼线，韩总当然不敢要。韩总点名要我，他的对头之所以画圈，是因为他们觉得我这个人没什么背景和能力，只会下下围棋，正好让韩总玩物丧志。还有一种说法则完全相反，说人力资源部准备的那两名秘书是韩总的死党，韩总的对头不点头，这才匆忙把我的材料搁在了那张椭圆形的会议桌上讨论。第三种说法来自林秘书，她的说法似乎与高层斗争无关，她说是我的围棋水平，还有我坚持不约玲姐来公司陪韩总下棋这件事，给韩总留下了深刻印象。说不出为什么，我比较倾向于第一种说法。不过无论哪一种说法，我觉得都不应该从我的嘴里说出来。没想到的是，阿伍却把我的沉默理解成疏远。从此，阿伍常常出现在袁大头那伙人的酒桌上。

　　回公司总部后，第一次见到袁大头是在洗手间里。袁大头握手问候，热烈祝贺，诚恳要求彼此多多沟通多多关照，诸如此类，把这次见面搞得很正式，很隆重。有一瞬间，我几乎要产生错觉，觉得正置身于金碧辉煌的会谈室里。我虽然十分内急，却不得不跟着他一起变得很诚恳，很庄重。第二次在洗手间里碰到袁大头，袁大头正站在小便池前抽烟出神，左手两根指头在嘴边夹着香烟，右手两根指头夹着下面，沉思的脸被一层薄烟罩住了。这次我先解决内急，然后跟他打招呼。袁大头哆嗦了一下，像被烫着了一样。他朝我笑了笑，解释他是来这补充尼古丁的，抱怨这烟抽得越来越没有尊严了。我知道他日子开始不好过了，总办要求他不要在办公室里抽烟，财务室三天两头找他算帐查底，种种迹象表明他的职位岌岌可危。5个月后，我接替了他。他被调任市场研究员，级别不变，但那是个寡淡的闲职。

　　对于我在公司里职位的变化，玲姐高兴之余，好像有不少顾虑。她建议我好好考虑一下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往哪个方向发展，然后做个长远的人生规划。照她的分析：１、那个韩总太嚣张，必定走不远；２、我不大像是能做好秘书工作的人。她这一番话让我多少有些扫兴，我刚接近公司核心的那股新鲜劲还没过去，我认为事情是有例外的。韩总那样性格的人，也有可能升到中央去。做秘书的，也不见得非某种性格不可。我觉得玲姐的眼光太机关了，在机关里坐久了的人，遇到什么事情大多会条件反射地觉得应该什么样，有点模式化。这次讨论话不投机。还没来得及说别的，我就被韩总一个电话叫到了公司里，跟着他去了通县基地和城里几个下属机构。

　　眼看着玲姐的生日（４月１９日）一天一天临近，我的心又一点一点提了起来。我和玲姐的事，不知道她最后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说法。这段日子，时间基本上不是我自己的，什么时候有空完全没个准数，好不容易能抽身去看她，她不是要去英语班上课，就是要去外地出差，很难得有机会在一起充分交流。我不清楚她心里在想什么，真希望我跟她的关系能尽快定下来，让我集中精力对付新工作。

　　这种给挂起来的滋味真是很不好受。我有时候想，这大约就是报应吧。我施于许可佳身上的，现在玲姐还给了我。但我很快意识到，这两者还是不可比的。我父母走了以后，许可佳开始对我冷淡起来了，我觉得我和她的事大概已经完结了。没想到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了许可佳的电话，许可佳要我猜猜她在哪里，我说这怎么猜得着，许可佳说猜嘛猜嘛，接着我听见了一阵熟悉的声音，有点像划船的浆声，心中晃荡了一下。我再一次说：这怎么猜得着。许可佳说：“那好吧，你不用猜了，我告诉你好了，我、正、站、在、你、小、时、候、抓、鱼、的、地、方。”说完她的笑声和流水的声音一起传到我的耳朵里来了。就是在这一天，我知道她去了我家乡的小城，已经去我读书的小学和中学看过，打电话的时候正坐在一条渔船上。我胸中立刻给一种莫名的情绪涨得满满的，像雨后的小河，汹涌，混浊，退得也快。

　　许可佳回北京后，来看过我一次。我跟她绕了半天圈子，想把话题绕到我和她的事情上去，想把我的想法告诉她，让她不要为了我空耗青春和感情。话题刚开头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脸上是什么表情，我支支唔唔地对她说：“我有一件事要对你说清楚。”许可佳打断了我，眨了好几下眼睛，又像上次那样说不是好消息就不要告诉她，让她自己慢慢弄明白。我以为她其实已经明白了，就没有说下去。这次她刚从我的家乡小城回来，我母亲就打电话来对我说，一些表亲告诉她有个讲普通话的女孩到处打听我们家的表亲关系。我马上联想到了许可佳。我觉得许可佳可能打听到了玲姐不是我的表姐，许可佳也就明白了自己和我没有共同的未来。她不让我把话直白地说出来也好。我和她的关系本来就没有用语言固定过，到了最后，也不一定非得亮出那些残忍的话不可。许可佳在我家里呆了十几分钟后，就匆忙离去。好像我父母不在这里了，她坐着站着都不自然了。送走她后，我在小区里走了走，空气在发酵，像美酒一样醉人，我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缓缓地呼出来。

　　就在这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坐在一条大鱼的背上，逆流而上。后来发生了什么事（记不起是坏事还是好事），把我惊醒了。我从床上爬起来，走到阳台上。没有风，没有月亮。星阵密集，清晰，却又像命运的语言一样神秘。我忽然觉得我的大脑跟星空联在了一起，准确地说，深邃的星空有一部分延伸到了我的大脑里。我真想马上打电话把这种感受告诉玲姐，双手挤了挤脑袋，忍住了。又挤了挤脑袋，冒出了一个主意。我决定在玲姐生日那天送她一份特别的礼物。不能给她星星，不能给她月亮，但我可以用她的名字给星星命名。

　　我马上打开电脑，上了国际星座登记局的网站，填了一份申请表，从帐上划过去了８６０美元。

　　我选择的是白羊座的第二颗亮星，第一颗已经被一位法国人命名过了。白羊座在黄道星座中虽然不起眼，像芸芸众生一样普遍，但玲姐是白羊座的。在希腊神话中，白羊座还跟我喜欢的金羊毛的故事联系在一起。网页上介绍，每年12月中旬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白羊座正位于北京上空。那是观测它的最佳时机，但愿到时候我能跟玲姐一起去紫金山天文台，或者河南登封观星台看看它。至少，我们应该一起上楼顶去看它，并排坐着，脑袋挨着脑袋。

　　没几天，我的电子邮箱里就出现了国际星座登记局的确认信。确认信告诉我，申请和批复已进入网站数据库，一周内还将有一份漂亮的证书通过快递公司送到我手里，上面有我所命名的星星的座标、星图和观星信息。确认信后面，附有一位主管的几句话，他说他很高兴接到中国大陆的第一份申请，如果我同意的话，他将把这件事作为新闻向全世界发布。最后他祝我和玲姐福星高照。我毫不犹豫地敲出了两个字：同意。然后祝他星运当头。

　　４月１９日很快就到了，这是春天里一个普通的日子，空气里照例有柳絮飘荡，花朵照例在开放，大街上的每个人似乎都要发芽一样。如果没有玲姐的答复悬在心里，这一天应该是美好的一天，美好得让人只想到处闲逛。

　　早上一起床，我就给玲姐打了一个电话，祝她生日快乐。没把命名星星的事告诉她，打算见面的时候突然亮出证书，让她惊喜一下。她在电话里情绪好像不太好，她说一个女人４１岁的生日有什么好祝贺的，过一次生日，就老掉一大截。

　　我没有跟她辩论。关于岁数的看法，我们一直不一样，该说的我早就说过了。

　　走在上班的路上，我拐进一家快递公司，让他们给玲姐送一束鲜花和一张字条，字条上写着：“感谢４１年前的这一天，让一个美好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进了公司大门，我又给玲姐打了个电话，忍不住提了一下她应该答复我的事。

　　玲姐犹豫了一下，说：“小天，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

　　我说：“你不能什么呀？”

　　玲姐说：“我不能在电话里说这事。”

　　我说：“好吧，今天晚上我请你上外面吃饭，你想吃什么？”

　　玲姐说：“吃什么都好，只是，我也不能当着面跟你说这事。”

　　我笑了，说：“那你要怎么说呢？”

　　玲姐停了停，说：“你等我的信好不好？”

　　我说：“好像也只有这样了。不过，我还是只能等到晚上十二点以前。”

　　玲姐说：“你让我再想想好不好？”

　　我说：“你愿意多想就多想吧。这事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了，多想其实是多余的，无论什么事，一多想，就复杂了。还不如靠直觉，脑子一热，腰板一挺，就定下了。”

　　玲姐笑了，说：“那是你。我做不到的。”

　　“嗯，好吧。”

　　刚挂断电话，就有个记者打电话给我，说她在网上看到了我给星星命名的事，要求详细采访。我推到了明天。接下来电话响个不停，都是记者要求当面采访的事，我都推到了第二天。

　　下午，我知道不能准时下班后，给玲姐打了一个电话，让她先去餐厅点菜。玲姐反对，还说了好几条反对的理由。其中之一是，总去外面吃饭不像是过日子的样子。这条理由让我觉得有些温暖，多少抵消了一些上午她在电话里带给我的不安。差不多整个上午，我都有些不安。她在电话里一连说了几个“我不能”，她不能什么？事到如今，有什么话不能在电话里说的？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多半不是什么好话。或者，她要答应嫁给我，又有些不好意思？我心里有些乱。

　　在去玲姐家的路上，我摸着国际星座登记局寄来的证书，在心里发着狠，这次要是她真的不答应嫁给我，我也真可以豁出去接受记者的采访。把我们两个人的单位地址都公布出来，让世人知道有个她，让世人知道有个我。可是，要是她不明说不答应呢？我思考了一下玲姐可能采取的拒绝的策略。拖，应该是首选。但这次决不能再拖了，越拖问题越多。求也不行。除了答应，怎么样都不行。我觉得只要不违法，公开挑战世俗，大张旗鼓地追求她，应该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效果。同时也让媒体做一回好事，推她一把。

　　门打开了，我举着星光闪闪的证书走进去时，发现玲姐刚刚哭过一样，脸上湿湿的，眼睛红红的。

　　“咦，怎么啦？”

　　玲姐又要哭了，说：“你尽干傻事，这回要害死我了。”

　　“我什么坏事也没干呀？”

　　玲姐从皮包里掏出一张报纸，说：“你自己看看吧，这可怎么得了？”

　　顺着她的指头看过去，版面左中位置有一条新闻。标题是《以星星的名义，见证浪漫爱情》，副标题是《中国大陆第一例用恋人的名字为星星命名》。内容不用多说了，提到玲姐时，报纸上有一句：“享受这一殊荣的是一玲小姐”。一玲就是玲姐的名字，在国际星座登记局的申请表上，我没有填玲姐的姓。

　　“啊，这个呀？我正要跟你说这个呢。这个又怎么啦？”

　　“你还有心情装傻，呜呜呜，我都要被你害死了，呜呜呜，你干脆窝心一刀，让我死个痛快得了，呜呜呜。”

　　我说：“没那么严重吧？”

　　玲姐走到卧室里去躺下了，只是哭，不理我。我哄了她一会儿，进厨房里看了看，冷锅冷灶的。打电话叫了送餐，然后又坐到床上去哄玲姐。她还是哭，不理我。

　　我觉得在路上硬起来的心肠一点一点泡软了。我用手揩干她的脸，说：“不要呜呜嘛，有话好好说好不好？”

　　“我不管，你惹出来的事，你自己去收拾。”

　　“你要是不说清楚，我可怎么收拾？我还以为你会高兴呢！上午有几个记者打电话给我，要求详细采访，我现在还想着要不要答应呢。”

　　玲姐马上坐起来了，“你答应吧你答应吧，你就想着顺自己的意，全不管别人死活。”

　　我有点生气了，说：“过了晚上十二点，我就给报社热线打电话。”

　　玲姐又躺下了，背冲着我，不时抽泣一下。餐厅送餐来了，我叫她起来吃饭，她也不理。我怕把她哭坏了，饿坏了，拖她起床，结果把她连被子一起拖到了地上。她就裹着被子蜷在地上继续哭着。我忽然笑起来了，想起了两年前我有一次生气的情景。那一次也是她叫我起床吃饭，我不理她。她把我拖到了地上，我就裹着被子躺在地上。

　　我蹲在她面前又哄了她半个多小时，她才又开口说话了。她告诉我，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有个同事拿着报纸问她，这个一玲是不是她。她当时吓得要喘不过气来，慌忙说不是她，天下叫一玲的人多得很。同事撇了撇嘴，说：“我估计也不会是你。”那语气仿佛是怎么可能有人这样追求玲姐，玲姐气得差点又喘不过气来，差点说：“那就是我！”说到这里，玲姐渐渐缓和一些了，她抓着我的手，求我千万别再把事情闹大了，尽量控制局面。还说结婚的事急不得，这么久就这样过了，也不在乎急着要那个形式。我说你先起来吃饭吧，别的一切都好说。她要我答应不接受记者采访，我同意了。不到一秒钟，我就后悔了。我怎么能这样就同意了呢？她裹在被子里又是哭，又是不吃饭，这阵势，我也真是没见过。

　　正在微波炉里热着饭菜，韩总一个电话把我叫到茶艺馆里，要我找个高段棋手陪一位大客户下棋，公司出钱都可以。聊了几句后，我知道了那位大客户是长江水文局的一位负责人，以前在城陵矶做观测员时，闲来无事，自学围棋，在业余棋手中没遇到过什么对手。他这次进京，是想在几家通信系统公司中选一家，做长江沿线的自动观测数据处理系统。我估摸着他的实力顶多也就跟常四段差不多，不想让别人把这笔费用赚去，就找到了常四段。

　　我有很久没见到常四段，他瘦得吓人。常四段告诉我，他这几天心中大乱，没法子跟人下棋。前天他老婆在棋院门口堵住了林秘书，抓头发撕脸，一脚就把林秘书踢流产了。看着常四段那副悲痛的样子，我也很悲痛。默默坐了几分钟，常四段帮我联系到一名女专业棋手后，我就告辞了。几天后我给常四段打了个电话，常四段说，正在跟老婆谈判。漫长的离婚大战就这样拉开了序幕。想想真要问情为何物，世间最美妙的是男女间的感情，世间最折磨人的也是男女间的感情。

　　站在棋院门口，等那名女棋手的时间里，我接到了许可佳的电话，许可佳有一会儿没吭声，突然大声说了一句：“小天，你好……好……好你个品位不俗的大混蛋！等着吧，本姑娘跟你没完！”说完咔嚓一声挂了机。

　　这一声咔嚓在我大脑里嗡鸣不止。我抬头望着星空，飞马座和仙女座的四颗亮星组成了一个大方框，从方框北面的两颗星引出一条直线，向东延长一倍半的距离，就是白羊座。我找到了一玲星，望着它，心中渐渐寂静。

　　路上给女棋手塞了８０００块钱，然后把她带到了茶艺馆里。我悄悄对韩总说，今天我很头痛，想回家了。韩总皱了皱眉，最后还是点了点头。

　　我躺在床上，想了一会儿许可佳的话，想着那近乎陌生的声音，觉得这下可以肯定她明白我的想法了。她生气骂我几句也是应该的。也好，用不着我亲口说那些想法了，甚至连普通的谈话也可有可无。如果她再多骂几句更好，让她发泄出来，我心里也更舒坦一些。跟许可佳交往一年，最后用一个大混蛋的形象在她心里定格，但愿她能为结束感到庆幸。难过是会有的，我也一样。这种难过我能够理解，但我没有什么办法。

　　半夜里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母亲一开口就抱怨我让她不省心。等她的唠叨告一段落了，我才明白是许可佳刚给她打过电话。

　　母亲说：“可佳在电话里哭得昏天黑地的，害得你娘亲也陪着哭，真是烦死了！”我没吭声。母亲继续说：“这叫什么事嘛。我已经帮你遮过几回了的，你怎么还没处理好？现在揭开了闹，闹成了这个样子。”我还是没吭声，不知道说什么，继续听母亲说下去。慢慢知道了许可佳跟母亲通话的大概内容。

　　许可佳告诉母亲，晚饭前她爸爸像往常一样坐在客厅沙发上看报纸，突然跳起来，一边撕报纸，一边大骂不已，把眼镜都摔碎了。许可佳接下来就知道了命名星星的事。许可佳问母亲：“小天他为什么？小天他为什么？阿姨你也说过是表姐的，为什么这么一个老表姐！你们合伙骗人么？”母亲支唔了一阵子，说具体怎么回事，她还不清楚。然后要许可佳把事情弄清楚，先别这么激动。末了，又安慰许可佳说：“这事顶多就是小天那个糊涂东西太年轻，一时糊涂。他一个人也糊涂不到哪里去。相信他表姐决不会跟着他糊涂的。等我什么时候打电话问问他表姐。”

　　说到这里，母亲问我现在的打算是什么。

　　我说：“我还糊涂着呢。”

　　母亲说：“你不会真把她娶进门吧？”

　　我说：“为什么不会？只要她愿意。”

　　母亲停了一下，说：“这事你还是再考虑一下好不好？”

　　我说：“好的。”

　　母亲又停了一下，说：“你这孩子，我现在也差不多弄明白你是怎么回事了。谁说什么你嘴上可能不反对，心里面怎么想是谁也不知道的。可做母亲的，有些话却不能不说。该说的，我在北京的时候已经跟你说得差不多了。我也知道，你现在长大了，我说什么也不管什么大用。你想怎么办，自己琢磨好了，就算你年轻经得起折腾，只是不能折腾得回不了头呀。妈求你，至少先别急着结婚好不好？”

　　我说：“妈呀，别说什么求不求的啊，我经不起。你说的话我会好好考虑的。”

　　母亲在电话那头笑了笑，说：“算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不早了。我都折腾累了，困了。也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像扫帚星下了凡一样。”

红楼月影

接下来有很长时间，许可佳没找过我，她的声音也没在我耳朵里出现。只是做梦的时候，有两次梦见了她噙着泪水的眼睛。

　　一天，我把许可佳给我和母亲打电话的事都对玲姐说了，玲姐告诉我，有一个星期，许可佳天天去玲姐单位里晃悠，从这间办公室到那间办公室。许可佳的父亲在单位里负点小责，那些办公室里不少人对许可佳挺热呼的。有两次玲姐从某办公室门口路过，听见里面传出 笑声，转过脸就看见许可佳正连比带划地说得起劲。许可佳看见了玲姐，要么突然不说话，要么压低声音。玲姐再往前走，双脚重了很多，不知不觉走错了地方，还差点从楼梯上摔下去。她开始感到一些同事的眼神有些异样，有些目光像针扎过来，有些目光在扒她的衣服。突然有一个上午，许可佳走进了玲姐办公室，停在玲姐的办公桌旁微笑。玲姐顿时感到脸上一阵灼热，下意识地拿起一个文件夹挡在胸前。说到这里，玲姐对我苦笑了一下，说：“我也真是神经过敏，担心她会干出什么傻事来，毁了我也毁了她自己。”

　　许可佳摘下耳环，在手中抛了两下，说：“铃姐，这一对小东西，麻烦你还给你那个表弟好不好？”

　　玲姐勉强笑了笑，说：“佳妹这不是要考我的反应嘛？我还不知道你们怎么回事呢。这些日子我东忙西忙瞎忙一气的，没顾得上关心你们。是我不好是我不好。”

　　许可佳也笑，“不敢再劳你关心啦。帮个忙，把这个还给你表弟就好了。其实你交不交给小天，大概都是可以的。”

　　看见有的同事停下了手中的工作，在朝这边观望，有的同事在跟许可佳笑着打招呼，玲姐觉得许可佳塞进她手里的那一对耳环，滚烫滚烫的。她能感到掌心在出汗，能感到掌心的脉跳。耳朵里嗡嗡的。

　　有个同事去饮水机那边续完水，端着茶杯从身边走过，问了句怎么回事。许可佳就把我母亲送给她耳环的过程讲了一遍，连先前送的一只祖母绿宝石耳环被我弄丢了的事也讲了。末了，转过头对玲姐说：“不知道那对耳环会不会落在了你家里。”

　　玲姐说：“你是在开玩笑吧？我有点反应不过来了，像得了老年痴呆症似的。走，我陪你上家里找找，找得到找不到我们都可以放心了。”

　　说完，要拉许可佳离开。许可佳笑了笑，说算了，她还有事。看见许可佳走出了办公楼，玲姐才回到办公桌前接着做事。没几天，许可佳又来了，依然这个办公室坐坐那个办公室坐坐，玲姐的办公室也不例外。玲姐对我说：“有时候真怕她会敞开了闹，有时候又宁愿她敞开了闹一场。”

　　我说：“怎么能这样？我找她谈谈。”

　　玲姐说：“这事你是谈不清楚的。说起来，到眼下为止她还不算是恶的。以后怎么样就不知道了。”玲姐叹了口气，说这也是她自作自受，怨不得许可佳。接下来把三年前她是如何在许可佳身上用心的事，大概说了一下。三年前，她给我安排的相亲一次又一次失败后，她就想到了这种古老的相亲形式可能有问题。她虽然急着为我找一个女朋友，好让女朋友拴住我的心，不再纠缠她，但她已经明白这事不能急。精心挑选了许可佳后，她仔细研究了许可佳的喜好，然后有针对性地训练我，有针对性的影响许可佳。这个过程历时近两年，把我塑造成许可佳认为的比较理想的择偶对象后，才安排我和许可佳第一次“不期而遇”，然后不时鼓励许可佳追求我，鼓励我追求许可佳。听到这件事，我心里猛地被震动了一下，像一堵墙轰然倒塌，秘室里的机关一下子暴露在眼前。

　　我半天说不出话来，没等大脑里激荡的尘埃落定，韩总就打来电话要我陪他去天伦王朝参加一个酒会。路上，我昏昏沉沉的，想到了不少往事，有和玲姐在一起的，也有和许可佳在一起的。那些往事里有不少细节被风雨剥落了颜色，露出了破败的底子。再换个角度看，又像是抹上了一层新的亮色。我觉得有一种想重新评估过去经历的冲动，转瞬又被许可佳在玲姐单位里晃动的影子挡住了。

　　应该说，玲姐对许可佳做得有些过份，许可佳生气是有道理的，但许可佳也有些过份。从玲姐的话里我能想到这个活泼的女孩已经变得幽怨，我真有些心痛，埋在心底的愧疚又翻上来了。毫无疑问我有责任。我应该找她谈一谈。

　　到了天伦王朝，上电梯时，许可佳黯然神伤的样子还在我眼前挥之不去。这次酒会上我喝了不少酒。像前几次跟着韩总出席酒会一样，我帮韩总代酒，不过这一次韩总没让我代多少，他自己接着喝了。没人跟我碰杯，我自斟自饮。酒会散后，韩总仿佛意犹未尽，要我跟他去三里屯接着喝。我有些惊讶，觉得他的酒量远在我之上。再想一想每次在酒会上他只喝一点就忙着宣布不行了，我更惊讶了。韩总很可能是老子称赞过的那种人，知其雄而守其雌什么的。自己真是走眼。

　　坐在酒吧包间里，韩总又喝掉大半瓶酒后，说他今天要跟我说点酒话。直觉告诉我有重要的话要从他嘴里出来了。果然，韩总告诉我，公司要改制上市，他即将卸任退休，有些话还是趁早说了好，免得公开场合下大家都言不由衷。他感谢我拿那么多时间陪他下棋，让他得以把许多烦闷孤独排遣在棋盘上，希望以后有时间还能去看看他。我当然表示那是不用说的，这次不是客套话，相信他也听出诚意来了。韩总点点头，说还有几句话希望我牢记，但不准拿笔记，出门后也要忘掉是谁说的。

　　这一番话，让我稍稍有点紧张，又稍稍有点兴奋。我觉得他可能要透露什么绝密的事情，我不想知道又想知道一点。几分钟后，才发现他用语言展现的是一张人事关系网，公司中层以上的管理人员是怎样结成这张网的，谁谁谁的背景是上面的谁谁谁。语言所到之处，障人眼目的隔板纷纷拆掉，遮掩的浮土纷纷掀开，露出的根节沿着走廊，或穿墙过壁，在整座大楼里纠缠，往城市的心脏延伸。又喝了几杯后，我好像明白了韩总把这张网提出来给我看的意图，他想把我安排到技术部去做经理，如果他卸任前办不到，他希望我自己去找“组织”。

　　这次喝过酒后不到一星期，韩总就被宣布退休了。拿有些人的话说，是下课了。宣布的第二天，韩总没来公司里露面，携夫人和保姆游山玩水去了。办公室的交接是我替他做的，我仿佛成了总经理办公室的勤杂人员。跟打字员和复印机传真机什么的共用一个小办公室。上班看报，闲得无聊，总觉得别人看我像看一件被遗弃的东西一样。去找总经理，要求再去北京分公司的销售部，总经理笑着拍我的肩膀，说你急什么急什么，想去干销售员就更不用急了。这一挂我就被挂了两个星期。 有一天我很想去找一找韩总的上线，接下来问自己去找韩总的上线干什么，一下子把自己问住了。在秘书位置上呆了这么些日子，感觉不像原先想象的那样好，我发现自己已经不是很有兴趣再给谁当秘书。去部门或分公司做管理好像也没有多大吸引力，我所看到的大大小小的管理人员，扬眉吐气的是少数。忽然想起玲姐的建议：好好考虑一下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往哪个方向发展，然后做个长远的人生规划。这样的事一琢磨起来，就不免迷茫，烦躁。玲姐的建议说起来简单，其实复杂得要命，哲学家都没几个有能力去想去做的。偌大一个公司，我觉得真正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恐怕比扬眉吐气的管理者更少。只不过多数人不像我一样，往人生意义呀价值呀活着为什么呀那座迷魂阵里一钻就不容易停下来。

　　找一条适合自己的人生之路，对于２３岁的我来说，难度实在不小。倒回去几年，我曾一度看见过一点亮光，在远处闪烁，再看看通向亮光的路，宫墙重重，还有地雷阵和万丈深渊，我的勇气差不多烟消云散了。然后再回顾回顾已经走过的路，发现大多数快乐的时候差不多都是跟玲姐在一起度过的。跟玲姐在一起，虽然有不快乐的时候，但毕竟有过那么多快乐的时候。不跟玲姐在一起，有不快乐的时候，却极少有快乐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重大区别。在这个时代，还能被我信奉的格言已经不多了，“惟乐至贵”可以算一条，我还是争取跟玲姐在一起过快快乐乐的小日子吧。没有更伟大的事业可以干，那就把爱情当事业来经营。其它的，用两只眼睛一起瞧，不就是钱这一个字嘛？做什么都是挣钱，做秘书不见得比我做销售员收入高，而且时间还不是我自己的。苦闷了几天，算是把人生的小方向敲定了。

　　这一天我兴冲冲地给玲姐打电话，打算晚上去看她。自从上一次谈过许可佳后，我们的心情都不太好，我虽然没有把对玲姐的不满当面发泄出来，但也没怎么跟她好好聊过。我希望过去的事情能够过去，希望这一次能够说服她不要再犹豫，快点跟我结婚把两个人的未来绑在一起。

　　玲姐在电话里沉默了几秒钟，说她正好也有事要跟我谈。是出国的事，单位里派她去美国谈一个合作项目，她自己想在美国进修一下。

　　我说：“这是好事呀，什么时候回来？”

　　玲姐说：“现在还不清楚。”

　　我说：“那我们赶紧结婚吧？我也可以去美国探探亲什么的。”

　　玲姐说：“晚上再商量好不好？”

　　放下电话前，玲姐要我１０点过后再去她那里，１０点之前她还有些事情。在公司里吃过晚饭，我想１０点之前我没什么事情，不如先去玲姐家里搞一点浪漫的求婚气氛出来。我又买了些气球、鲜花、巧克力、红纸、笑娃娃等，去玲姐家里布置开了。气球做的金牛这次依然委以重任，在进门处的鞋柜上，在茶几上，在餐桌上，在床上，在阳台上，到处都有成群结队的金牛佩着红缎带，驮着五颜六色的玩具聘礼。四处飘浮着一些大大小小的金牛与白羊，两个两个的系在一起。巧克力、鲜花、糖果当然还是摆成心形。大约有２０张字条上录着世界各地的求婚诗或求婚歌词。门框上方， 做了点手脚，门打开到一定的程度，一只大气球就会爆炸，让里面的花瓣和字条飘飘洒洒地掉在进来的人头上。然后笑娃娃一个接一个地往身上掉，高唱我在商场柜台前录进去的童谣：“嫁给我吧，哈哈哈哈。嫁给我吧，哈哈哈哈。” 　　

　　浪漫工程搞完了，玲姐还没有回来。我坐在沙发上，想象了一下玲姐进门时的惊喜样子，把自己想笑了。茶几下面一层的隔子里有水果，果篮上有一本杂志。我拿起来翻了翻，有几页像被水滴打湿过一样，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几页上刊登了一个悲惨的爱情故事，大概情节是：女主角为情所困，给男主角留下一封信后悄悄出走，男主角四处寻找，把自己弄得不成样子，最后病死在一家小旅店里，女主角后悔莫及，终日以泪洗面，背上刺了四个大字：“永不嫁人”。

　　我很容易就把这个故事跟我的经历联系在一起，跟玲姐学英语和出国的事联系在一起，心中有些感伤，又有些惊骇。我呆呆地坐在沙发上，手中举着杂志，呆呆地看着，眼睛像要把每一个字都吸到脑袋里去，页面上渐渐一片空白。

　　玲姐和老易进门的时候， 气球叭地爆炸了，玫瑰花飘飘洒洒落在玲姐头上，玲姐吓了一跳，脸上的惊讶像无价之宝放出光来，几秒钟后，脸色变白了。紧接着高唱求婚歌的笑娃娃一个接一个掉下来，掉在随后进门的老易身上。我的声音在老易手上充满激情地重复着：“嫁给我吧，哈哈哈哈。嫁给我吧，哈哈哈哈。”

　　玲姐朝老易尴尬地笑了笑，说他就是这样，喜欢胡闹，然后请老易落坐。老易绷着脸，朝我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三个人坐在热烈浪漫的气氛里，彼此都有些冷淡。玲姐总算想起应该给老易泡一杯茶，老易大手一摇，说不用，说他还是那几句话，玲姐给个说法他就走。

　　我很快听明白了，老易这天来找玲姐，是要玲姐赔他家房子的装修款。玲姐把老易带到小区的小饭馆里吃晚饭，饭桌上就谈得不太愉快。老易坚持要全额赔，共１６万多一点，零头可以算了，老易说他为装修花的心血也可以不论。玲姐说这不公平，她顶多负一半责任，而且装修也没花那么多钱。老易说：“我还结婚不结？我未来的夫人肯定不喜欢你喜欢的那种装修，肯定得全部重来。花了多少钱有发票，你可以自己算。”玲姐点点头，说：“改天你把发票拿来，先把数额算清楚我们再说好不好？”老易说：“发票我带着，就不要改天了。”说完当着玲姐的面，掏出发票和一个小计算器。可能是指头太大了，他摁了几下计算器，不好使，找了根牙签接着来。

　　我起身在屋子里转了转，心情有点舒畅起来。瞧这架式，老易正式下课了。又去阳台上转了转，繁星满天。脑子里盘算了几个来回，把销售谈判小技巧过了一遍，走回茶几旁坐下。计算器已经显示出结果了，是老易说的那么多。玲姐没有说话。我有点怀疑发票的真实程度，不过没有指出来。我笑了笑，说我可不可以说几句话。玲姐正要开口，老易抢先回答了我，说当然可以，小天老弟毕竟是表弟嘛，哈哈。

　　我也打了个哈哈，说玲姐在装修房子的时候，误了工，出了力，这些都是老易同意了的，应该折算成钱。玲姐因此受了伤，老易应该赔。老易说这也有道理，就把误工以日工资折算了一下，再把住院费用加了进去，共２万多一点。另外应该加一些补偿。讨价还价了一阵子，他一口咬定这部分费用的总数，他能接受的上限是３万８。我说暂时放下这个，先说说比例。我的看法是，这事说到哪里去，也是一人一半的事。如果要玲姐赔一半，明天就叫小工去老易家里，把装修拆掉一半。不接受这个说法，可以上法院打官司。老易说：“过几天你表姐就上美国了，我找谁打官司？”我说：“你找我好了。”

　　我拿准了老易会接受一人一半的比例，他坚持要玲姐全额赔，不过是为难一下玲姐，出出气而已。比例谈妥后，他不答应让小工拆掉一半装修。我说那好办，可以把那一半装修卖给他。把发票上的数额除掉一半，就是那一半装修的费用。玲姐的工伤费用另算。这样绕了两下，老易糊涂了。他自己算来算去，牙签在计算器上摁断了两根，发现还得倒给玲姐３万８千块。老易有点急了，说你拿钱来，叫小工拆一半好了。

　　玲姐在一旁笑了起来，说她不要老易给她钱，她还是出一点钱补偿一下老易。我说凭什么。最后玲姐还是拿出了２万块钱，说她要出国，实在是一下子拿不出更多。老易不肯接，说他今天脑子有点糊涂，改天再来算。玲姐说也好。老易出门的时候，我说慢走，他像没听见似的走掉了。

　　玲姐送老易下楼，我心里忽然很不舒服。我说不清为什么不舒服。去阳台上站了站，能听见楼前空地上玩耍的孩子们唱的歌：“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朝天上望一望，这个角度看不见一玲星，但我知道孩子们歌唱的星星中，也包括一玲星。

　　我去洗了个澡，然后坐在客厅里等玲姐，等她跟我说出国和结婚的事。这么久还没回来，我觉得她真够磨蹭的。

红楼月影

玲姐回来了，脸色有点发青。那神情，像生了气但压在了肚子里。我问她是不是老易在路上说了什么难听的话，她没吭声，走进浴室里去放水洗澡。

　　听见哗哗的水声，我感到大脑深处有什么东西涌出来了。过了几秒钟，我才意识到我在试图理解老易的行为。如果他对玲姐有过感情，他应该不会这样计较房子装修的事。如果他对玲姐从来没有过感情，他又怎么会要跟玲姐结婚？又怎么会依着玲姐的意思装修房子？也 许这一切的前提，跟感情没什么关系，或者说有关系，但不是一种简单的逻辑关系……我懒得想下去，对于我来说，只要老易现在跟玲姐没有感情关系，其它关系都没什么关系。现在我应该琢磨的不是这个。老易虽然下课了，但并不等于玲姐的丈夫非我莫属。老易说过的一句话表明，玲姐留给我求婚的时间并不多。　　

　　东想西想了一阵子，我忽然明白了刚才不舒服的原因之一：出国那么大的事情，应该不是一天两天的了，至少，玲姐不是今天才知道单位里要派她出国的，可是她一直瞒着我。我又拿起果篮上的杂志翻了翻，觉得很可能是这本杂志上的悲惨故事影响了她，否则她会一直瞒下去的，她会像那个女主角一样留下一封信然后悄悄出走。但愿我的感觉错了。但愿她从来没那么想过。

　　玲姐从浴室里出来的时候，我正靠在沙发背上，望着天花板发呆。天花板那儿悬浮着好几对金牛和白羊。

　　玲姐说：“不早了，还是睡吧。”

　　我说：“你不是要商量出国和结婚的事吗？”

　　玲姐笑了，说：“我有些累了，这些日子我本来就够紧张的了，还是躺着放松些。”

　　我站起来，又坐下了。这么重大的事情一定不能在床上谈。我半年前就已经得出了结论：床，基本上是一个排除严肃的地方。尤其是一男一女在床上。

　　玲姐走过来挨近我坐着，一边梳头一边说：“这次出国的机会很难得，争的人不少，我的申请在许可佳爸爸手里卡了好长时间，本来我都不抱希望了，谁知道前几天他又放手了，还帮我说通了另外一个副职。”

　　我说：“他要是早点放手，你早就悄悄溜了对吧？”

　　玲姐摇了摇头，说：“我知道你在说什么，其实不是那样的。我觉得你现在成熟多了，不会听不进去别人的想法。没有告诉你，是因为事情没有确定。已经有不少不确定的事情够烦的了。”

　　“你的想法是什么，直说好不好？”

　　“我是应该直说。有时候我是想得太多了，总担心这担心那的。认识这么些年，几次大一点的不愉快，差不多都是跟沟通不好有关系。”

　　接下来玲姐说了很多事，差不多把我们交往的过程反省了一遍。起先，我耐着性子听她说。接着，我觉察到我自己也在回忆，在用我的回忆去对照玲姐的回忆。玲姐的回忆改变了很多事情在我心中激起的反应。我这天晚上才知道，老易为什么突然出现在前门烤鸭店里，我有点为自己当时的多心和斗酒感到歉疚。我这天晚上才知道，玲姐最后一次陪我在商场里买衣服时，她心里的感受是怎样的，我为自己的粗心感到歉疚。我这天晚上才知道，许可佳常常打电话给玲姐汇报最新进展，导致（至少是原因之一）玲姐在香山淋雨生病，在上海深夜的街头徘徊，在一个又一个夜晚失眠。我这天晚上才知道，玲姐打算嫁给老易之后曾抱着我的衣服大哭了一场。我这天晚上才知道，我发高烧的时候把我的住址告诉许可佳的人是玲姐。我这天晚上才知道，玲姐在湖边小屋里给我上最后一课的时候，她差点决定嫁给我，让我跟一起去隐居。我这天晚上才知道，玲姐借下棋来决定她是否悄悄出国……她从来没有像这个晚上这样坦诚过，不止一次翻开日记指给我看，不止一次泣不成声，不止一次微笑着望着我。

　　我很长时间没有说话，努力保持镇静。

　　我觉得她这天晚上真是过高地估计了我的成熟程度和承受能力，或者，她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叙述里了，好像一点也不知道我的安静跟平时的安静有何不同。其实我内心里异常混乱，愧疚，感动，焦燥，失望，屈辱，愤怒……屈辱和愤怒，以前很少出现过，特别是愤怒，这么明显地燃烧还是第一次。

　　上一次，玲姐谈到她在我和许可佳的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时，谈得比较抽象，我已经有些不满，我觉得她不尊重我，觉得她那些人为的制造大大削弱了我们共同经历的价值，但我把这一切压在了心里。这一次，她谈得比较具体，还加了不少燃料，让我的不满像火苗从余烬里升了起来，上升为越来越旺的愤怒。

　　有十几分钟，我有一种被蒙蔽被操纵的感觉。如果她当时不打算把她的未来和我的未来捆在一起，那她凭什么蒙蔽和操纵我的生活？即使她是我妻子，也不应该这样！她有什么权利诱导和安排我的感情？有什么权利把她关于人生幸福的观念强加在我头上？我觉得满屋子的气球（金牛，白羊，其它怪模怪样的东西）都在哈哈大笑，都在嘲笑我对玲姐的感情……血液的激流一点一点涨上来，慢慢淹没我的五脏六腑，灼热的岩浆在拱动，在寻找出口……我觉得一切都汇聚成了一句话，我终于忍不住打断了她，让这句话冒了出来：

　　“你出国之前，跟不跟我结婚？”

　　玲姐捂着脸说：“对不起，天儿，我不能。”

　　我脑子里轰了一下，像最后一根人生的支柱倒了一样。我轻轻地吐出一个字：“好。”然后站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走了几步。玲姐在哭泣，趴在沙发上哭泣。我觉得她的哭泣是那样虚假，像是在表演一样。我觉得我这几年简直像是生活在这个女人导演的电视剧里，整个现实是那样荒谬和虚假，而我是那样愚蠢无用，将近５年的努力化为了泡影。我走到阳台上，阳台被玻璃密封着，我打开一扇窗子，想把自己从这个窗子里扔出去，像扔垃圾一样。我爬上去，一声不吭坐在窗台上，双脚悬在阳台外面晃荡。 　　

　　星空一下子近了很多，虫鸣一下子响了很多，有什么东西在虚空里诱惑着我，让我飞过去。我头一次感受到自己掌握着自己的生命，像掌握着巨大的力量。我头一次发现人不能轻易动自杀的念头，这个念头一动，就像一块磁铁在铺满锈钉子的地上翻滚，会吸引一个又一个不值得活下去的理由。这些理由正在我身上聚集。这些理由仿佛与生俱来，在每一个细胞里沉睡，现在一个接一个苏醒了。

　　玲姐在我身后惊呼了一声：“小天，你这是干什么？”

　　我头也不回地说：“看星星。”

　　“你快下来！”

　　我说：“你别过来。你再好好考虑一下嫁不嫁给我，十二点钟以前，给我一个最后的答复。然后我再决定是走，还是留。”

　　玲姐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张着嘴说不出话来。几分钟后，玲姐哈哈大笑起来，说走吧，走吧，都走吧，我早就想走了！你逼我，他逼我，我逼我，数不清的人逼我！我也该走了。她一边疯言疯语，一边顺手抄起门边的晾衣叉在客厅里乱挥乱舞，气球一只接一只爆炸了，玫瑰花瓣和纸条纷纷扬扬飘落。突然，吊灯爆炸了，屋子里一片漆黑。玲姐走到阳台的另一扇窗子前，打开窗子。还没等我从这边的窗台上下来，她已经爬上那边的窗台坐下了。

　　我说：“你这又是何必？”

　　玲姐轻轻地哭泣着，说：“要不是想到你会难过，我早就从这里走了。”

　　我有些发懵，说：“也好。”停了停，叫了一声姐，说：“我还有话要跟你说，你别在我前头走，我看了会难过的。”

　　玲姐说：“天儿，我也有话要跟你说，你别在我前头走，我看了也会难过的。一会儿我数一二三，我们一齐走。”

　　我嗯了一声，说：“好。那边还有几个孩子，等他们回家后，我们再走吧。”

　　“嗯，好。”

　　我和玲姐就这样一人占据一个窗台，面对星空和万家灯火，坐着说话。说一玲星。说人死后还有没有灵魂。如果有，灵魂会不会跑到某一颗星星那里去。到了某一个星球，原先认识的灵魂会不会不认识了。诸如此类。说着说着我们有点高兴起来，我发现，人只要当自己是个死人了，就很容易变得轻松一些。玲姐不时发出笑声，双脚不时晃荡那么两下，像个坐在父亲膝头的小女孩子一样。接着，她的一只鞋子掉下去了。我听见什么东西掉在绿化带的草坪上，发出沉闷的声音，然后才发现玲姐的一只脚光着。虫鸣停了几秒钟，又接着响起来。

　　 接下来的十几分钟，我们回到跳楼的技术问题上来了。

　　头一个问题，是如何避免脸先着地，死相难看。我当然不在乎，但玲姐有所顾忌。如果一定要头先着地的话，玲姐希望最好是后脑勺先着地。不过她也不抱多大希望，因为不清楚如何在空中控制身体。第二个问题是如何保证两个人死在一起，我们讨论来讨论去，还是不清楚两个人跳到空中后，能不能在空中抱到一起。我说，你等着我，我来抱着你。我从窗台上爬下来，走到玲姐那边的窗台前。窗台有些窄小，两个人不容易并排坐在一起。我几次想爬上去，都差点把玲姐挤了下去。我们终于抱到一起了，可是，似乎还有问题，如果一个人先着地，另一个人很可能就死不了，还很可能要落下残疾。第三个问题就是残疾，玲姐说有一个人从６楼跳下去没死，落下了残疾，丢人现眼，还失去了再次自杀的能力，生不如死。我们所处的位置正是６楼。玲姐提出到楼顶去，我同意了。高一层楼，毕竟多一分把握。把玲姐扶下窗台的时候，发现她抓着我的胳膊都站不稳，她全身都软了。

　　玲姐干脆坐在一只蒲团上，说歇会儿。要我去鞋柜旁把她的鞋拿来，我走进黑暗的客厅，听见自己的鞋踩在碎玻璃上的声音。摸索着打开落地灯，看见沙发上、茶几上和地上有一些花瓣、字条和碎玻璃。

　　这天晚上去楼顶之前，玲姐找出了一床蚊帐，还揭下床上的凉席让我抱着。玲姐有时候会上楼顶练瑜珈，在楼顶的阁楼里放了一床棕垫。我们很快就在楼顶布置好了。 钻进蚊帐，躺在凉席上，望着星空和附近高楼群的灯光，听着虫鸣和呼吸，觉得生命是这样美好而让人感伤。我们轻轻地抱着，轻轻地说话。

　　玲姐又把跳楼死相不好看的问题提出来了。我们一边爱抚，一边讨论着各种自杀方法的优劣。去山中上吊，去海里自沉，去铁路上卧轨，割腕，吃安眠药，打开天燃气……据说天燃气中毒身亡的人，几天内脸色很好看，玲姐差点选了天燃气加安眠药，因为我想死在湖边，玲姐才表示放弃。末了，我们决定带安眠药去湖边。

　　方案定下来后，讨论自杀的过程中激起的兴奋却没有停下来，我们依然有些激动，仿佛已经置身于湖边。玲姐又哭起来了。接着，我也哭起来了。我们很快哭成了一团。我们一边哭泣一边做爱。我舔干了玲姐眼角的泪水，还舔干了她鼻尖上的汗水，我发现泪水和汗水是同一种滋味，仿佛是同一种东西，仿佛鼻尖也会哭泣。接下来，我发现她的胸脯在哭泣，我的胸脯也在哭泣。胸脯和胸脯一边交谈，一边哭泣。彼此的大腿也是这样，一边交谈，一边哭泣。手和手在说再见。脚和脚在说再见。脖颈和脖颈在说再见。都是一边说再见，一边哭泣……仿佛每一部分都在哭泣，仿佛我和她渴望像两滴泪水那样融在一起……身体和身体分开又合在一起，合在一起又分开，分分合合，没完没了地说着再见，没完没了地哭泣……哭得越来越厉害，浑身湿淋淋的，仿佛是从泪水中捞出来的一样，仿佛有无穷的泪水要从每一个毛孔里流出来……我在她的身体里面深刻地哭泣着，甚至能听到血管里流动的血也在哭泣……越过临界点的那一时刻，我在她身体里大哭一声，把泪水热热地喷洒在她身体里……她激烈地抽泣着，一次，两次，三次……我们都像死了一样。

　　不用说，经历了生命的极度欢愉之后，我又不太想死了。 可是，不死又怎么办，我很茫然。

　　我们轻轻地抱着，都不说话。

　　星光遥遥射来。我忽然想起了一本科普书上说过，我们看见的星星，很多是亿万前的星星。谁也不能肯定我们看见的星星有一些还是不是存在。这也就是说，我们并不能肯定一玲星是否存在。不清楚我怎么会想起这些。接下来，我开始计算，对面１０００米处的大楼，是三十万分之一秒以前的大楼。对面１米处的玲姐，是三十亿分之一秒以前的玲姐。空间里到处充满了时间大大小小的漩涡，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现在”。甚至，对于我来说，“现在”并不存在。

　　自然界中并没有统一的时间，统一的时间是人为规定的，这个很多人都知道的想法像是我的发明，让我激动。我很想告诉玲姐，打消她对于并不存在的时间的恐惧，但此时玲姐已经睡着了。

　　我轻轻搂了搂玲姐。我感到我的身体在思念她的身体，我感到彼此的身体像两颗星星一样遥远。

红楼月影

玲姐去了美国后，我感到整个北京空空荡荡的。少了玲姐的呼吸，好像这座城市的空气也有些不一样了，让我胸闷。一下班，我就不知道往哪里去，满街游荡，双脚虚飘，那种状态让我很容易联想到孤魂野鬼。

　　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偶尔会想，还不如真的跟玲姐一起自杀了好。让爱永不衰败，远离现实的阴影。让爱定格，归于永恒。

　　玲姐走后的那些孤单的日子里，我不止一次回想起差点从楼上跳下去的夜晚。我问自己，为什么没有跳下去？我觉得原因之一，很可能当时有逼一逼玲姐的想法，逼她跟我结婚。不过我清楚地记得，那激情并不是表演出来的，那迷乱的激情，那危险的激情，都像冲到头顶的血一样真实。假如玲姐既不逼我，也不答应结婚，我很可能下不了台，只好跳下去。我跳下去了，只怕是玲姐也会跟着跳下去。幸好那只是一时的激情，很快过去了。每次一想起来，我都有些心惊惶惑。我和玲姐第二天早晨裹着蚊帐从楼顶上走下来后，交谈中再也没有涉及过关于自杀的话题。

　　应该说，去死亡悬崖的边缘晃了晃，也产生了一些正面影响。彼此再没有什么需要遮掩的了，同时又能小心翼翼地相对，这大大促进了我们理解对方的能力，两颗心相知相通的程度比以前提高了很多。 本来，我对玲姐的不满和失望还有一些余烬，但因为接下来几次深入交流，渐渐熄灭。说到底，对差点跟你一起去死的人，没什么不可原谅的。

　　玲姐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们长谈了一次。我们谈得非常兴奋入迷，几乎忘了分别会带来痛苦。我们都极力使对方相信：她这次去美国，看似彼此的距离一下拉大了，实际上离我们的婚姻大大近了一步。 只要她下一步能移民美国，我也能移民美国，或者别的不歧视长女少男结合的国家，我们的婚姻就会减少一个很大的障碍。我们都很清楚移民不容易，也清楚彼此之间还有别的障碍，但我们丝毫不去触及。我们情愿在美好的希望中分离。我们真的相信：在美国，有我们无比美好的未来。

　　我没想到的是，分离的第二个月，玲姐的态度就有了不小的变化。她走的时候我预料到了可能会有变化，但那应该是在双方苦苦奋斗耗尽最后一丝力气之后。什么都没干就变了，这未免太让人沮丧了些。８月份，我刚被任命为技术部经理，玲姐发来了一封电子邮件，她认为我留在公司里做管理，比去国外有前途得多。这个说法当然不是没有道理，但不用仔细琢磨，也能看出里面有令人伤心的成份。我能够理解玲姐的良苦用心，同时也理解她那么说不全是为了我。玲姐有她自己的考虑：她不希望我为她付出沉重的代价，不希望她一辈子被这件事压得喘不过气来。

　　我能怎么样呢？眼看着她写邮件的次数越来越少，字也越来越少，字里行间的感情含量越来越低，一种熟悉的苦恼和无望的感觉越来越多地涌上了我的胸口。有好几次，我在深夜的北京街头游荡，感觉自己像在星际飘浮。

　　一天晚上，阿伍打来电话，约我去青塔“爽一爽”。我找借口想推掉，阿伍很不高兴，说现在当领导了，不与民同乐了。拗不过他，我答应下来，开车去一家馆子里接他。在路上，不知道阿伍是喝多了酒，还是真的有点感动，主动把一些同事在背后对我的议论都告诉了我。我不太习惯这种新的表达忠诚友情的方式，感觉很不爽，但又不知道怎么打断他。到了上次那家美容美发店，我让阿伍挑人去小姐们的办事处，我说我就在车上。等阿伍领着小姐走了，我找了一个小姐到车上聊了几句，给了她一点钱就让她下了车。

　　我开着车在青塔一带转了转，接到了许可佳的电话。起先许可佳在电话里不说话，我喂了好几声，她才哼哼了两下。

　　许可佳说：“是我，怎么啦，你没话要跟我说吗？”

　　我笑了，说我还真有话要跟她说。我知道，我和玲姐欠她的太多了。

　　许可佳说：“这么久不打电话，我还以为你要装聋作哑呢。”她认为早就该见个面好好谈一谈了，把该说的话说清楚。

　　我看看表，有点晚了。明天是周末，我想跟许可佳商量明天在什么地方一起吃个饭。许可佳想了想，定在了热带丛林餐厅。第二天见了面，我们都有些生疏。喝了一点果酒后，话才渐渐多起来。我有些担心这种被酒精激发的友好气氛会一下子蒸发掉，因此说了不少废话。许可佳耐心地听着，像豹子潜伏在丛林里。蓦然，我想起从前跟许可佳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许可佳总是说笑不停，我多数时间静静地听着。现在有点颠倒过来了，我心里有点别扭和感伤，嘴里的果酒很不是味道。也许，并没什么必要约她见面，我又干了一件傻事。我暗暗希望这个糟糕的晚餐尽快结束。许可佳的谈兴却渐渐高涨起来了，她说：想想我们两个真是很有意思，几乎每一次出来见面都是在餐厅里，吃呀喝呀，一副新时代饮食男女的模样。我笑了，觉得谈话方向不对劲，找时机插嘴打断了她。我很诚恳地向她道了歉，说我和玲姐真是对不起她。许可佳神色黯然，摇着头说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又喝了几口酒后，许可佳突然望着我，问我到底觉得她这个人怎么样。

　　我问：“你指哪方面？”

　　许可佳说：“你知道我问什么。”

　　我说她每个方面都不错。

　　许可佳幽幽地叹了一口气，说：“你也学得油嘴滑舌了，跟我认识的其他男人没什么两样。也好，那我再问你，说实话，你到底喜欢过我没有？”

　　我脸上有点发热，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

　　许可佳笑了，说：“这才是你，多问一句就现原身了。算啦算啦，我不为难你了。我也知道你说不出什么。我好我自己知道，我都快爱上我自己了。”话虽这样说，没几分钟，她又开始为难我了，问玲姐到底什么地方吸引了我。我说：“其实你都知道的。”她点了点头，说这个问题她是认真想过，还把她自己跟玲姐比较过。她觉得，玲姐也没什么了不起，等她到了玲姐那个年龄，她会比玲姐更好，会有一大堆男生喜欢她。如果我和玲姐明年有了儿子，儿子一满１８岁就会知道她的厉害了。我笑出了声，没有说话，觉得她有点微醺的感觉了。许可佳也笑，表示这些话都是在开玩笑，她不会真的报复在下一代身上。不过，经过这件事，她也真多了一些人生的信心，从此用不着害怕衰老了。

　　她能这样说，我多多少少有些欣慰，同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她。接下来，许可佳解释说她其实没跟玲姐的同事说玲姐的坏话，只是一般性的闲聊，“信不信由你。”她承认还耳环的事有些过份，她非常后悔。说着说着她眼眶湿润了，说她从报纸上看到给星星命名的事后，实在是咽不下那口气，是想过要狠狠报复一下。她觉得，如果那颗星星的名字属于一个比她许可佳还年轻还漂亮的女孩，也许她会想得通些。后来又想到年轻正是自己的本钱，她输得起，玲姐却输不起。这么想一想就决定放一马了，她被自己的决定感动了好几天。

　　后来，她知道玲姐出国的申请卡在了她父亲手里，她联合母亲劝父亲放手。说到这里，许可佳对我说，她求父亲放玲姐出国，没别的意思，她当时是真的觉得那个机会难得。后来玲姐还非常感激她。从她接下来的话中，我了解到玲姐到了美国后，给许可佳写了不少信，还在网上长聊过好几次，把我和玲姐认识的经过、中间的反复、玲姐的苦衷差不多都告诉了许可佳。许可佳非常感动。

　　许可佳停了停，喝了一口酒，望着我说：“看得出来，玲姐是真的很爱你，为了你好，她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可你哪，你干嘛不跟她一起出国？”

　　我说：“玲姐不让我去。”

　　许可佳哼了一声，说：“我还以为你真的是个大情种呢，原来是这样的！”

　　我有点惊愕地望着她，看点看不懂她了。

　　许可佳接着说：“有人捆着你了？还是要等着玲姐来求你？我看你是舍不得那个经理的位子吧？是怕去美国吃苦是不是？”

　　我心里有些震动，说不出话来。

　　我觉得许可佳的眼光抵达了我自己都没看透的地方。跟许可佳交往这么长时间，我还是太不了解她了。一种陌生的东西在我心里滋生，让我感到尴尬和不安。幸好这时候鼓声响起来了，土著婚礼游戏开始，餐厅里很嘈杂，我可以不说话。

　　勉强坐了一会儿后，我借口有事，向许可佳告辞。许可佳说她还想坐会儿，我点点头。走到门廊那儿，我感觉她还在看着我，我的心跳得像丛林里的鼓声，我告诉自己不要回头，一直往前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后，我走出了门，走到了夜晚的大街上，才把那口气缓缓呼出来。

　　就是在这一天晚上，我决定好好想一想我和玲姐到底怎么回事，想一想玲姐和经理这个职位对我意味着什么，想一想人生中什么对我最重要。我觉得，即使不能样样都想清楚，我至少应该把是否出国的事作个了结，不要没完没了地悬在头顶。 差不多整个春天，我一有空，就坐在电脑前回想我跟玲姐交往的过程。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细小的瞬间，每一次孤寂中得到的慰藉，都在回忆中闪闪发光……我能看见一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小伙子慢慢地走在自己的路上，青春在他身上一点一点地流逝，往事在他身上一点一点增加。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流逝与增加的转换中隐藏着一个神秘的公式，就像时间与空间的转换中隐藏着爱因斯坦的公式。我研究着那个公式，直到发现自己这么干是个糟糕的坏毛病。有什么好多想的呢？玲姐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应该早就是确定无疑的。只有跟玲姐在一起，我的生命才能安宁和完整，才能得到人们常说的那种人生的幸福，这些，都应该早就是确定无疑的。我每次花很长时间想来想去，最后都是总结归总结，行动归行动。想得太多了，我总有一天会丧失行动的能力。

　　尽管玲姐极力反对我辞职，我还是辞了职，不到三个月就办好了去美国的签证手续。在办手续的那些日子里，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往电脑里敲一些字，或者把以前写的一些段落整理一下。我觉得纪念一段感情，最好的方式就是完整地写下来，不让它被尘埃湮没。我觉得我应该把我写的这个长长的故事献给玲姐，让她做第一个读者，让她完整地了解我的心。

　　但愿这一切能打动她，让她接受我。

红楼月影

现在，我坐在飞机上，给这个故事写一个结局。有一句话很多人都知道：“结局即开始。”这句话，在我即将踏上美国大陆的时候，更是准确无比。春天快束了，一段漫长的回想快结束了，用不了几个小时，一段新的故事应该开始了。

　　我不知道未来的命运如何。

　　我的面前是一台笔记本电脑，我的手指搁在键盘上，努力触摸一个个白天和夜晚。飞机正在月亮边飞行，机翼下的大海像光滑的玻璃屋顶，眩窗外闪烁着星空的密语，血管中流淌着记忆的密码。正在回想的故事被一个美国空中小姐打断了一下，她送来一床毛毯，让我盖在膝盖上，并祝我好梦。我对她说了声谢谢。

　　这时候有人祝我好梦，真是太好了。我需要一个好梦。我需要有人祝福。

　　我蓦然想起许可佳还没有祝福过我。几个小时前，许可佳、阿伍、粘糊小妹在机场为我送行，我们每个人都说了不少话，可我总觉得好像还有什么话没说出来，或者我想听的话没有听见。现在，我才想起当时心神不定的原因之一，是我非常希望得到许可佳的祝福，同时把我的祝福送给许可佳。我很清楚从此一别，彼此很可能再也不会见面。

　　阿伍和粘糊小妹说起祝福的话来，倒是非常慷慨。特别是粘糊小妹，她强忍着悲愤，微笑着把大量祝福的话送给我。我知道粘糊小妹有理由悲愤。阿伍的老毛病又犯了，他一见许可佳，就对许可佳热呼得要命，对粘糊小妹非常冷淡。虽然许可佳对阿伍冷谈而有礼貌，但阿伍毫不气馁。应该说这件事也是我心神不定的原因之一。我真不希望许可佳和阿伍之间发生什么故事，我总想找个什么机会，向许可佳提醒一下阿伍对女人的态度，但我又不清楚这样提醒是否合适。直到我走过安检门，我也没有拿定主意提醒还是不提醒，时间不多了，还是以后再说吧，我回头跟他们挥手再见。

　　走进狭长的通道之前，我又回过头挥了一次手，我看见许可佳朝我一下一下地挥着手中的太阳帽，眼睛里似有泪光闪动。我登上飞机，一闭上眼睛，还能看见许可佳挥动帽子的样子。

　　飞机起飞的那一刻，我能感到我的身体跟飞机一起轻轻抖动，我能感到座椅在挤压我，能感到心跳在加速。两分钟后，我能看到机翼下的北京，像一堆积木在群山与平原之间展开。阳光下，看不见人，看不见汽车，看不见一切活动的东西。只有建筑物本身静静地显示生命存在的痕迹。

　　我趴在眩窗边，徒劳地寻找着玲姐曾经住过的居民楼，我曾经住过的居民楼，我们一起学过棋的教学楼，但那些楼与楼混沌莫辨。哪里是我曾经哭泣与欢笑的地方？哪里是我和玲姐的故事上演的场景？一切都混沌莫辨，了无生气，但我知道机翼下的城市里曾有我渺小卑微的生活，像虫蚁一样渺小，像尘埃一样卑微。在那里，我活过，爱过，那些哭泣与欢笑，那些故事的情节与细节，都留在了曾经的北京。

　　北京从视野里消失的那一瞬间，我恍恍惚惚看到了棋院的四方形大楼，脑子里突然出现了正式认识玲姐的情景。那一天，我正盘腿坐在常四段办公室的蒲团上打棋谱，门轻轻打开，玲姐带着漂亮的膝盖走过来，周围的空气一圈一圈荡开。玲姐走到我面前，朝我伸出手，她对我说：“你好，我是陈一玲。”

小盏

看了好久才看完，看到最后才知道女主人姓陈。